在上述两个方面，皇甫嵩远远不如曾国藩。
但在三国那个时代，雄赳赳气昂昂，扛枪上战场的绝大多数读书人，则远远不如皇甫嵩，比如袁绍、袁术兄弟。
⒉难兄难弟
草包哥哥
在东汉末期，袁绍是名头最响的读书人，达到了名士的地步，而且是独步一时的名士。年轻的时候，曹操也与袁绍不可同日而语。
袁绍为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省汝南县）人，为当地世族大户。有学者说，二袁是亲兄弟，也有学者说他们是堂兄弟，为此打了不少的口水仗。
其实，上述两种说法都对。
袁家的发迹始于袁绍的高祖袁安，东汉章帝时做到司徒。袁绍的谱系是：袁安→袁京→袁汤→袁成→袁某（早夭，史未留名）、袁绍。袁术的谱系是：袁安→袁京→袁汤→袁逢→袁基、袁术。袁成、袁逢是亲兄弟，那么，袁绍、袁术就是堂兄弟。
只是有些读史的人忽略了一个细节：袁绍是袁逢的血亲长子，但为庶出。袁成儿子早夭，自己也短寿，袁逢便把他的庶长子袁绍过继给袁成续宗。
所以，从血缘上看，袁绍、袁术是亲兄弟（同父异母）；从宗法上看，他们是堂兄弟。《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说袁绍是袁术的“从兄（即堂兄）”，袁术是袁绍的“从弟（即堂弟）”，是取宗法说。由于袁成及其儿子均早死，袁汤的爵位便由次子袁逢继承。
在于袁逢，袁绍本来就是庶出；袁绍过继给死去的袁成之后，属于小宗，自然被袁术看不起。关东军阀混战时，很多书生和军阀影从袁绍，袁术大发雷霆：“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袁术甚至给公孙瓒写信，说袁绍非袁氏血脉。袁术对自己亲哥哥的辱骂、污蔑，即是出于宗法上的优势。
袁绍是由叔叔袁隗（袁成、袁逢的弟弟，官至太尉）抚养长大的，但袁绍肯定继承了他养父的大笔遗产，手头阔绰，才能“爱士养名……宾客莫不争赴其庭……辎軿柴毂，填接街陌。”颇有一点孟尝君养食客三千的样子。
结果，“内官（即太监）皆恶之”。中常侍赵忠恶狠狠地说，袁本初（袁绍字本初）这小子，沽名钓誉，豢养死士，不知到底想干什么。叔父袁隗看着也不是个事，便把袁绍叫过来训斥道，小子哎，你想让袁氏灭门呀！
袁隗的话，一语成谶。公元190年，袁绍当了关东联军的盟主，起兵讨董卓，袁隗、袁术哥哥袁基全家二十余口在洛阳被董卓屠戮。
因为袁绍的失败，后世的有些人，彻头彻尾地瞧不起袁绍。在我看来，终袁绍一生，总有那么一件事是值得称道的。
也有雄起的时候
公元189年四月，灵帝逝世，宦官、外戚火并，同归于尽。董卓进京，控制朝局，即行废立之事。尽管董卓进京，当初是袁绍给何进出的鬼点子，袁绍应负责任。但这个时候，袁绍不再糊涂了，也无所畏惧了。
废少帝刘辩之前，董卓假惺惺地召开了一个征求意见会。袁绍在朝堂上公然顶撞董卓，坚决反对。《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卓按剑呲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一个“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颇有剑出三尺、流血五步的昂然气概，很是为当时的读书人出了一口恶气。
袁绍的这个气量，当然是他的骨气，同时也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就是他四世三公的身世、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背景。刚刚掌权的董卓，是不太敢杀这样一个人的。
袁绍接下来所做的事，似乎可以一“字”以蔽之——秀。
比如袁绍领导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
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其实也并不是袁绍的首倡。发起者是东郡太守桥瑁、奋武将军（这个头衔是袁绍“表”——推荐任命的）曹操等人。只不过当时的发起者考虑到袁绍的身世和背景，便推袁绍为首。
袁绍统帅的关东联军“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思进取”。只有孙坚、曹操各自率领自己的直属部队，实实在在地打了几仗。整体来说，袁绍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其实就是在函谷关以东的洛阳周围地区，开了几个月的武装派对。
毫无疑问，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是正义的。董卓入京之后，擅自废立皇帝，残杀大臣，荼毒民众，举国上下皆曰可杀。
其实，丧心病狂的董卓还是有几分自知之明的。董卓掌权之后，深知自己一介武夫，根基又浅，便大力笼络知识分子，为党锢之祸中罹难的陈藩、窦武等平反，提拔了一大批读书人如蔡邕、周毖、伍琼、郑泰、何颙、荀爽等到朝廷做官，又任命一批读书人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等为州牧郡守。袁绍本来是通缉犯，董卓还是予以赦免，任其为渤海郡太守。
“幽滞之士多所显拔……（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意思是说，董卓一掌权，即提拔了一批沉沦下僚的读书人，而自己的心腹左右仅仅担任一些军职，并不进入政府掌权。不管董卓是真是假，事实上他还是重用知识分子的。
可就是董卓重用的这批知识分子，袁绍、韩馥等起兵于外，周毖、伍琼等阴图于内，最后死于他亲手提拔、信任有加的王允、士孙瑞之手。除了蔡邕以外，没有一个买他的账，个个要他的命。董卓死后，士女载歌载舞，全国一片欢腾。只有蔡邕为他叹了一口气，却惹来杀身之祸，为除暴安良的大英雄王允所杀。
在历史学者们看来，这很好解释。董卓擅行废立，残暴胜过夏桀、商纣，人人欲食其肉、个个欲寝其皮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面的原因，我看并不那么简单，并不是政治或道义一词所能概括。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问题。
东汉后期，宦官、外戚相互倾轧，或兴或灭，轮番执政，士人则依附宦官或外戚，而且多数依附外戚，比如袁绍依附何进。
整体来说，宦官的品行操守、政治见解、施政纲领不如外戚。但宦官中也并非没有好人、能人，如曹操的养祖父曹嵩和灵帝时的吕强等等；外戚的贪婪残暴也并不亚于宦官，外戚中的流氓恶棍也比比皆是，比如安帝时的阎显、顺帝时的梁冀。
有些历史学者，在谈到宦官、外戚倾轧时，总是强调宦官的变态可恶，而对外戚的残暴荒淫却轻描淡写。宦官的所作所为，很多情况下是皇帝布的局，是皇帝意志的延伸。皇权是士大夫们对抗不了的，那就把愤怒倾泻到皇帝的走狗、替死鬼宦官身上。
既然后世没有受过宦官荼毒的人们，谈起宦官都有一种潜意识的排斥，当时自以为是、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对割掉了鸡巴、不伦不类的一类，不问青红皂白地厌恶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士人依附外戚的多，依附宦官的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士人们的潜意识。士人们的这种潜意识，同样折射到武人身上。
灵帝去世后何进、张让之间的外戚、宦官大火并，使外戚、宦官同归于尽。在天下的读书人看来，这回该他们露脸了。在天下读书人的眼里，董卓武夫一个、匹夫一个，斗大的字认不满十升，怎么能治理天下，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居庙堂之高，指点江山，那是我们这些读书种子的事。
依老古看，即使董卓不擅行废立、不那么残暴不仁，不那么咄咄逼人，袁绍们还是不与他合作，还是要讨伐他。董卓的擅行废立和残暴不仁，恰恰为袁绍、曹操这些读书人反攻倒算提供了政治上、道义上的理由。一句话，俺袁绍们跟你董卓这个大老粗没完，除非你滚回西凉边鄙之地去；即使在朝中，充其量给你个校尉这样的中级军官干干；统领百官，总理朝政，休想、没门。
这是一种心理，而且是群体心理。这种群体心理与血统论相关联。这也就可以解释，即使掌权的外戚是一个、一帮恶棍，士人们还是依附外戚的多。毕竟，那些外戚，是皇后、太后的老爹、老哥、老弟嘛。皇后、太后是什么人？是跟现任或已故皇帝上过床的女人。皇帝是上天之子，皇族的高贵血统早已通过皇帝或先帝的龙根延伸到皇后、皇太后的身体上以及外戚家族里去了。
在士人们看来，血统是可以衍生、可以延伸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打地洞。贫雇农的儿子，自然根正苗红，应该做接班人；黑五类的儿子应该没好人，只能下放到广阔天地去劳动。
群体心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而这种心理力量通常以其最高级的形式——道义——表现出来，排斥力、破坏力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董卓这个大老粗，老古不教他，到死都明不了这个理。
董卓死于政治、道义上的反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我看来，董卓之死，是因为他踏进了群体心理的澎湃浪潮，招来灭顶之灾。
言归正传，还是说袁绍。
最大的军阀
上文说，袁绍的行为就是一个“秀”字。不过袁绍的“秀”，其中也有实的成分，不然他成不了曹操的对手。
袁绍逃离中央政府（公元189年）后，“奔冀州”，其实是逃到冀州的渤海郡（今河北省沧州地区）。董卓原是要通缉袁绍的，又考虑到处置袁绍会引起书生、军阀们的巨大反弹，便在下属们的规劝下，干脆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
关东联军讨董卓时（公元190年春），袁绍的大本营在河内郡（今河南省焦作、新乡、武陟一带）。联军解散后，袁绍胁迫冀州牧、胆小鬼、窝囊废韩馥，抢了韩馥的冀州牧一职。
袁绍胁迫韩馥时，是与幽州（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军阀公孙瓒打联手的，公孙瓒率兵到了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北部，对韩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没想到很多郡县都归附公孙瓒，袁绍颇有一点引狼入室的感觉，等冀州牧的位置到手后，对公孙瓒染指河北当然一万个不同意。
公元192年春，袁绍与公孙瓒在界桥（今河北省威县东）大战；其年冬，又在龙凑（今山东省平原县东）再战，将公孙瓒这条“来自北方的狼”逐回幽州。然后，回过头来收拾以张燕为首的黑山（太行山南端）农民军。
与别的农民军不同，张燕的农民军有自己的根据地，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有较强的战斗力，名义上又归降了政府，几乎与袁绍打了个平手，而且打得相当的惨烈。袁绍统一河北四州（青、幽、冀、并）、官渡之战（公元200年）前，袁绍只是将黑山农民军压缩在山区打游击，并没有消灭他们。
直至公元205年，袁绍尸骨已寒（袁绍死于公元202年），曹操平定冀州，张燕才率领十余万人归降曹操。
汉魏之际，与农民军作战时间长、规模大的，袁绍算得上一个。奇怪的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排行榜上，皇甫嵩、朱俊和曹操的名字赫然在目，袁绍却榜上无名。
这样说来，袁绍在早年的确有过出色的表演，但有两件事做得臭到了底：一是奉迎天子，二是官渡之战。
这两次错，归根到底还是一次错，没有前一次的错，也就不会有后一次的错。而且，袁绍一辈子的错都抵不过这一次错——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
公元195年，董卓余孽李傕、郭汜控制下的中央政府（时在长安）对日益壮大的袁绍进行统战，拜袁绍为右将军。其年七月，自相残杀、相互间打得糊里糊涂的李傕、郭汜同意献帝东归洛阳。这两个糊涂蛋旋即认识到自己愚不可及，急急带兵来追。
十一月，献帝在杨奉、董承的护卫下好不容易到了曹阳（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北黄河南岸）。杨奉、董承的勤王军被追杀到这里，再也无力勤王，便伪装与李傕、郭汜讲和，秘密请河东郡（山西省南部运城地区）的农民军赶来帮忙。这个时候，袁绍驻扎在魏郡的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市）。
这时，袁绍的首席谋士沮授适时、及时地提出一条策略。沮授对袁绍说，现在朝廷破碎，皇帝落难，没人出手相救。我们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凭将军您的威望，倘若我们把天子迎到邺城，打着皇帝的旗号征讨四方，那是无往而不胜啊。
袁绍一听，有理。可是另两个谋士郭图和淳于琼却劝阻袁绍，说，将军呀，汉室已经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巴了，何必把一个破皇帝弄到自己身边来碍手碍脚呢。弄来以后，事事请示吧，我们没有权；不理他吧，又显得我们抗命不尊。
袁绍听了也觉得有理，再加上这个献帝刘协是董卓而不是自己所立，奉迎天子这件事也就作罢。
曹操则立马行动，趁董卓余孽与勤王军打得精疲力竭，勤王军之间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该出手就出手，而且一出手就得了手，把叫花子皇帝弄到自己身边，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大本营许县，把刘协这孩子好吃好喝地招待起来，客客气气地软禁起来，拿着皇帝这根鸡毛（在袁绍眼里，献帝不过是根吊毛），到处挥起了令箭。
公元196年，曹操刚刚把献帝迎到许都，皇帝（其实是曹操）就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袁绍只好诚惶诚恐地上书剖白、道歉。
袁绍终于知道，这个亏是吃大了，郁闷。袁绍也终于知道，这就叫政治。
刚刚懂了一点政治的袁绍郁闷之余，便以许都地势低下、气候潮湿为由，要求把首都迁往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以便皇帝离自己近些，好让自己与曹操“共享”皇帝这张牌。当然，曹操不可能愚蠢到袁绍的水准，让煮熟的鸭子从嘴边飞走。
这个时候的袁绍是强大的，朝廷（也就是曹操）不得不加以笼络、羁縻，拜官太尉，封为邺侯（县侯）。曹操自己呢，弄个大将军干干，“（袁）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建安）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可怜的袁绍，在强大的表象下，已危机四伏。
公元195年十一月，献帝东归受阻于曹阳的时候，即沮授提出奉迎皇帝的建议的时候，袁绍驻扎的邺城并不遥远。献帝于公元196年七月初一才抵达洛阳。可怜的皇帝从曹阳北渡黄河至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从西往东一路“幸”过来，整整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杨定、杨奉、董承、李乐、韩暹等的勤王军与李傕、郭汜等的叛军几乎损耗殆尽，无力再战。杨定、杨奉、董承、李乐、韩暹这些勤王者们，王还没有勤完，彼此之间相互残杀起来。
此时，袁绍如果想奉迎献帝，献帝正好在黄河以北的半道上。袁绍的武力在献帝身边的各军阀头目中无疑是最强的，要把献帝抢到手，易如探囊取物。
可惜……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猛回头已百年身。
史书都说，袁绍没有奉迎献帝，是听了谋士郭图、淳于琼的调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郭图、淳于琼的调唆只是表面现象，充其量是次要原因。
披露袁绍心迹的是《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公元190年）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指曹操）拒之。（袁）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
袁绍的关东联军打不过董卓，控制不了献帝，便想另立皇帝，另起炉灶。老实巴交、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刘虞拒绝了袁绍、韩馥等的要求（不是请求），袁绍等便要求刘虞“领尚书事”，“承制（即以皇帝的名义）”任命各级官员。
既然另立政权不成，袁绍就要求刘虞领着他们另立政府，刘虞还是不同意。
董卓擅行废立，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袁绍在别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后，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其狼子野心就昭然若揭了。袁绍得到一块玉印，便悄悄地、喜滋滋地在曹操面前摇晃，想做皇帝的心思也就流露无遗。
也可能，袁绍的这个示印行为，是在暗示曹操：老弟，皇帝我是想做的，你就不要跟我争哦。也算是袁绍对未到手的皇位所有权的一种宣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