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前面的内容多处说过，诸葛亮辉煌壮丽、波澜壮阔的人生以及他那劳师动众、轰轰烈烈的北伐，乍看起来，很是那么一回事。但细究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再深入探讨下去，对汉帝国的方方面面了解得多一点，也会觉得整个蜀汉帝国不是那么一回事。
怪就怪在，这个国家不像一个国家，总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说蜀汉帝国不像一个国家，似乎有些冒“蜀国”之大不韪。好在如今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单独继承蜀国的名号和产权，也就没有人出来跟我打官司。老古姑妄言之，诸君姑妄听之。
如果说蜀汉帝国不像一个国家，那像个什么？
思来想去，觉得蜀汉帝国倒是像一个难民营。
⒈难民的风水宝地
所谓难民，就是逃难之民，即由于自然灾害、战乱、饥荒、瘟疫等原因逃离家园的民众。难民营是指难民集中聚居的地方，可以是政府建立的，也可以是难民自发形成的。难民营这个概念的要素有二：一是纯难民或难民为主体；二是集中居住甚至形成村落或城镇。
按照我的这个定义，难民营也可以叫移民营。如果难民在安置区定居下来，也就成了移民。
现在来看看，蜀汉帝国像不像一个难民营。
刘备于公元217年在汉中称王，算是正式建国。此时蜀国地跨荆、益两州。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战，关羽丢了“荆州”。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的时候，蜀国的疆土相当于今天的四川、重庆、滇北（南中）、陕南（汉中），拥有整个长江上游流域，以四川盆地为中心。
成都的西部是东西走向的横断山脉，再往西是青藏高原；西北面是巴颜喀拉山余脉；北面是岷山。汉中的北面是秦岭；滇东北的南面是乌蒙山。整个蜀国的地形，三面环山，一面（东面）向水，像一个撮斗向东倾斜。
四川盆地的出口是长江三峡，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是四川盆地狭窄的门户。从地形地势来看，四川盆地活脱脱就是一个囚笼。
这样的一种地势地形，理论上来说，易守难攻。只要派兵守住北面的几个山隘和东面的长江三峡，便万事大吉。现实是，容易守住的地方，也就是难以出去、难以扩张的地方；挡住了别人的同时，也就困住了自己。
成都平原，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又有都江堰的灌溉，沃野千里，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在农耕时代，成都平原是个活命过日子的好地方。即使在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成都人生活的悠然自得，也是全国大都市中首屈一指，让人想得打喷嚏。
在大动乱的年代，所谓的三战之地、四战之地，往往是那些经济发达地区或政治中心。这个时候，封闭的四川盆地就是“民”道乐土了，肯定会有大量的难民（逃避战乱之民）涌入。
四川盆地又像一座营垒（不是堡垒，堡垒建于高处），关起门来，自成一家，自成一统。老百姓生活在这样一座营垒里，外面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感觉肯定很好。统治者生活在这样一座营垒里，会有几分洋洋自得，夜郎自大；同时，与世隔绝，坐井观天，可能会有几分恐惧、沮丧。
正是统治者的这种内心的自得与沮丧并存，安全感与恐惧感混杂的心态，加上四川盆地的地缘、经济特征，使动乱时期的西南政治和政权独具特色。
所谓特色，就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表征，也就是少见的东西。少见则多怪。自然，大动乱时期四川盆地政治、经济的这种特色，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就显得有些怪怪的了。
东汉后期，益州政治权力的脱离中央，始于益州牧刘焉。
刘焉为皇室远支，“少仕州郡，历任洛阳令、冀州刺史、宗正（管理皇族事务的长官）、太常（九卿之一，管祭祀礼仪）”。黄巾动乱后，乘势而起的各地军阀、郡守、豪强权势日重，刘焉上书汉灵帝刘宏，建议改刺史为州牧，遴选清名重臣出任州牧，以加强中央集权。
东汉王朝的州，并不是行政单位，而是监察单位。每个州设一个刺史部，派驻一名刺史，负责本州的吏治、风纪监察。州牧则是拥有军政大权的地方首脑。理论上讲，州牧们可以拱卫中央——前提是，他们乖乖地听话。表面上看，刘焉的这个建议的确不错。
刘焉建议设州牧，并非出于公忠体国。这时候，刘焉意料，天下即将大乱，东汉王朝国将不国。刘焉的本意，是想趁机谋个州牧的干干，远离朝廷的政治漩涡而避祸。
原先，刘焉是想到交趾（今两广和越南北部）任州牧的。侍中董扶告诉刘焉，益州有天子气。刘焉便心猿意马起来，遂属意于益州这个地方。恰巧益州刺史郤俭横征暴敛，激起民变，被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刘焉也就遂了心愿，顺利地当上了益州牧。
可以说，刘焉是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益州的——政治避难。刘焉到任后，把州政府搬到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招降纳叛，广施恩惠，阴谋自立。刘焉杀豪强以立威，镇压反对派，派他情妇的儿子督义司马张鲁进入汉中，断绝通往关中的栈道，杀害中央政府委任的汉中官吏。
益州形势很快安定下来，刘焉掌握了益州的实际权力。“（刘）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批准自己享受起皇帝的待遇来，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刘焉赴益州上任时，只带侄子刘瑁同往，三个儿子刘范、刘诞、刘璋都留在皇帝身边。刘焉反志渐露，献帝派刘璋去益州劝诫他的老爸，刘焉将刘璋留在身边，不予遣返。
公元194年，刘焉阴使刘范串通西凉军阀韩遂、马腾，袭击长安，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韩、马大败，刘范战死，刘诞被杀。议郎庞羲收留刘焉在京城（长安）的孙子，并送到益州。恰好绵竹城失火，刘焉越级享受的一些待遇如车具之类被烧毁殆尽，并殃及百姓。
刘焉痛失二子，又感天灾报应，将益州牧的治所搬回成都，发背疽（背部的化脓性感染）而亡。
⒉狼来了
刘焉死后，刘璋继位。这个刘璋是个暗弱少决之人，耳根又特别软。公元211年，刘璋听说曹操将派钟繇进攻张鲁，内怀恐惧。
早在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之后赤壁之战之前，刘璋派别驾从事（州牧的行政助手）张松出使荆州，向曹操输诚，张松受到曹操的冷遇，心怀愤恨，故劝刘璋结纳刘备自保，拒绝归附曹操主持的中央政府。现在，刘璋终于接受张松的建议，邀请赤壁之战后已占据江南四郡（今湖南省）的刘备，入蜀防张。
刘备入蜀后，与刘璋会于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吃喝玩乐，达数月之久。刘璋把自己驻白水关（今四川省广元朝天区）的军队交给刘备统领，刘备却在当地盘桓游移，收买人心。
次年，刘备由涪城移军至葭萌关（今四川省广元市南），诱杀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南下至涪城，大破涪城守将刘贵、冷苞、张任、邓贤。刘贵等退保绵竹。刘璋遣李严都督绵竹诸军，李严率领全部守城部队投降刘备。刘备进军围雒城（今四川省广汉市）达一年之久。雒城守将是刘璋的长子刘循，坚决抵抗。庞统即在进攻雒城的战斗中死于落凤坡这个地方。
公元214年，刘备进围成都，诸葛亮、张飞、赵云从荆州入川赴援成都。占领江州（巴郡治所，今重庆市）后，兵分两路，张飞从陆路北上，经巴西郡（今四川省阆中地区）、德阳县（属广汉郡，今四川省江油市东北），与刘备会合。诸葛亮、赵云、刘封走水路，经江阳（今四川省泸州市），抵达犍为郡（今四川省彭山县一带），从南面威逼成都。恰在这时，马超脱离张鲁加盟刘备，整日在成都城下耀武扬威。荆州兵围成都数十日，刘璋遂率众出降。
刘备围成都的时候，成都尚有精兵三万，粮草可支持一年。曾有一个叫郑度的人，认为刘备悬军深入，民心未附，军资无所出。郑度建议刘璋坚壁清野，据守城池，不与交战，刘备抄掠无所得，不出百日，必然溃败，趁势击之，必获大胜。
刘璋说：“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加于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野草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拒绝坚守的建议，将老爹留下的大好江山拱手送给刘备。
曹操是于公元215年平定汉中的。如果刘璋能坚持一年，曹操平汉中后，可与刘璋夹击刘备，恐怕刘备只能乖乖地退回荆州，甚至连退回荆州的机会都没有。如此，也就没有以后的蜀汉帝国。当然，曹操赶走刘备，也会趁势占领成都，刘璋也只能以投降了事，只不过是向曹操投降。
一句话，如果刘璋不想死，只有投降一条路，剩下的只是向谁投降的问题。毫无疑问，向曹操主持的中央政府投降，可以美其名曰“归附”，要比向强盗刘备投降好得多。即使向曹操这个强盗投降，也要比向刘备投降好得多。毕竟，曹操这个强盗要强得多，前途要远大得多。刘璋的最后结局可以反证这一点。
刘璋的失败，首先是他自己引狼入室，且不去谈它。其次一个原因，是张松、法正、李严的背叛。
在刘璋治下的益州，这些人都是高官厚禄，吃香喝辣，体体面面，风风光光。他们为什么要吃里爬外，背叛刘璋？
陈寿没有在《三国志》中为张肃、张松兄弟立传。他们的生平事迹散见于刘璋、刘备、法正等人的传记中。张氏兄弟是蜀郡（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属益州土著。张肃为广汉太守（张肃先于老弟张松作为刘璋的使者，拜会过曹操，被曹操任命为太守），张松为别驾从事，都是刘璋的左膀右臂。
张松虽为益州土著，却瞧不起刘璋，看透刘璋不能自保；心高气傲的他又被曹操主持的中央政府拒诸门外。
法正为扶风郿县（今陕西省眉县）人。建安前后，也即李傕、郭汜这帮恶棍蹂躏长安的那些年，关中大饥，法正与同乡孟达逃往益州，依附刘璋。法正（包括孟达）是进入益州的难民——逃荒之民。法正好不容易当上了新都县的县令，后转为军议校尉（中级参谋官），但郁郁不得志，又被同样远来依附刘璋的其他人诽谤，得了个品行不端的名声。
张松、法正两个失意之人，臭味相投，结成一个地下党，伺机推翻刘璋，另迎新主。这是对张、法二人不忠于刘璋最好的解释，也是成为定论的解释。
我看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在仕途上，张松谈不上失意。不得意倒是有可能，他想做更大的官。公元208年刘璋派他到荆州晋见曹操的时候，他本来是悄悄地带着益州的地图献给曹操的，希望曹操的中央政府收回益州，自己做一笔一本万利的买卖。可曹操不待见他，张松出于一己之私，转而投靠刘备，希望刘备这个强人替家乡自保。
对法正来说，益州并不是他的家乡，他是逃难来的，外人一个，谁掌权无所谓，只要自己高官厚禄就行。他的出卖刘璋，完全是与刘备做一笔买卖。
张松、法正为什么臭味相投？因为他们都是把政治当买卖的商家。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一点没错。对法正这个难民来说，谁来当难民营的总管，他是无权也无力决定的。只要自己能弄个副总管或管家干干，下地狱也要干他一票，甚至不惜出卖现任总管。
张松的情形，可能比法正更复杂一些。他把刘焉父子视作入侵者，而这个入侵者不仅掠取了他家乡的权益，入侵者本人又不如他的法眼。这种复杂性，与以后的谯周相似。
尽管张松、法正这两个死党早已悄悄地出卖刘璋，如果李严不在阵前反戈，刘备也难以至少不那么容易占领成都。
李严是何许人？荆州南阳人，原是刘表的部下，为秭归县令。公元208年，曹操占据荆州时，入蜀依刘璋，为成都县令。依常理而言，曹操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刘表的儿子都归降了曹操，李严这个刘表手下小小的县令，竟然拒绝归降中央政府，可见李严也不是什么善茬。刘备去世后，李严的所作所为和结局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李严也是以难民——战争难民——的身份进入益州的。
公元213年，李严奉命率军在绵竹抵抗刘备时，职位是护军，大约相当于刘璋手下军队的政委，竟然不放一枪，不费一弹，率部投降刘备。
李严的投降，不是山穷水尽时的无奈之举，不在通常的情理之中，而在情理之下。情理之下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心态。心态，是心理活动、思维活动的基础和背景，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趋势。但它又对心理和思维活动起重要影响。
李严的心态与法正相似。他们都是难民（也可以叫移民），不在乎谁当难民营的总管（或移民村的村长），只要自己高官厚禄，有利可图即可。
从刘焉父子的下场，可以总结出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当强敌压境时，益州军阀或益州立国的政权中，手握大权的大臣或手握重兵的大将，往往不战而降。我们去翻翻王莽新朝（注意，这个“新”字不是新旧的“新”，而是王莽政权的国号）以及西汉、东汉王朝过渡期间由公孙述在益州建立的成帝国灭亡的史料，也可印证这个结论。
当然，刘焉父子的失败，归根到底怪他们自己。刘焉刚刚在益州站稳脚跟，野心就膨胀起来，想割据称王甚至要进攻长安。尽管那时（公元194年）的京城长安由李傕、郭汜等一帮暴徒把持，刘焉是清君侧呢，还是要推翻朝廷？别人还真是不好说，也说不清。留住儿子刘璋不予遣返京城时，刘焉对朝廷的态度就更说不清道不明了。
刘璋比他老爹还要糊涂。公元208年上半年，曹操平定荆州时，刘璋本来是要归附中央的，才分别派遣张肃、张松向曹操致敬。曹操表示接受，刘璋振威将军的职位，就是曹操封的。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安排。如果刘璋稍有一点政治敏锐性的话，他应该认识到，他屁股下面的益州，其实是个火药桶，自己又暗弱无能，不如把益州交回给中央政府管理，自己在朝廷里做个闲官，了却残生，保护家人，这是自己和家族最好的结局。
刘璋听了张松的一番叨咕，竟然就迎刘备进川。刘备是什么人？第一，刘备是不服输、不低头的主，前将军这样的高位都满足不了他的胃口。第二，刘备是曹操的政敌，是曹操的死对头。
刘璋与刘备联手，不是与曹操决裂，对抗中央么？你把曹操尊为汉相也好，骂为汉贼也好，毕竟，中央政府是曹操主持（或把持）的。把一个强悍而又欲壑难填的刘备拉在自己身边，结为同盟，却得罪一个更强悍的强人和中央政府，不是找死么？即使要找一个强盗帮自己搬家，也得找一个合法而强大的强盗才对。
找死的人，死到临头，却往往不敢死，甚至不敢坚持一阵。刘备兵临城下时，刘璋坚持下去，或向曹操求助，事情都是可能有转机的。大不了向曹操投降，总比向刘备投降好。毕竟曹操代表中央政府，投降后成为归附中央的模范和表率，披红戴花，评先发奖；高官照做，高薪照拿。
从刘璋父子的下场，可以总结出另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动乱时期，益州的统治者，一旦立稳脚跟，容易夜郎自大，野心膨胀。一旦强敌压境，却意志薄弱，丧失斗志，霎时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几十年后，后主刘禅的不战而降，也可证明这一点。
本书前面的内容说过，蜀汉帝国的建立，从人事的角度，贡献最大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关羽。是关羽降曹后的回归，奠定了刘备集团的组织架构，也就奠定了刘备后半生事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