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隶校尉，是帝国直属州州长，还行使对在京中央官员的监察权，可谓位高而权重。钟会的父亲不仅是高级干部，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法学家。钟会本人是高干子弟，并已经成为高干。在做官之余，也兴趣盎然地涂鸦一点文字，开几个派对，自我感觉极好。但在嵇大师面前，还是有些自卑的。
有一次，钟会写了一篇叫做《四本论》的政论文，想请嵇大师指点指点，评论评论，最好是写个推介性的序什么的。钟会知道，嵇大师不仅脾气大，架子也大，怕被嵇康拒绝，所以，就悄悄地把文章从墙外丢进嵇康的院子里。嵇康呢，把钟州长的文稿当作生炉火的引子。
不知嵇康想过没有，他这样做，钟会这个自诩为并且公认为作家的省部级干部的感觉会怎么样。
又有一次，钟会带了一班文坛中的好友，以嵇康超级粉丝的身份来拜访嵇康。嵇康与向秀正在打铁，向秀拉风箱，炉火旺旺的，嵇康正光着膀子，专心致志地锻打，挥汗如雨。对一班来客，充耳不闻，视若无物。良久，钟会只好讪讪离去。
钟会拂袖而去的时候，嵇铁匠终于开口了，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敬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于是乎，嵇康就死定了——至少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公元261年（蜀汉帝国灭亡前两年），嵇康的好友，竹林七贤之一，早已出山做官的山涛，由尚书吏部郎迁升为大将军从事中郎（由司局级升为省部级），便推荐嵇康接替自己空出来的位置。嵇康觉得是奇耻大辱，勃然大怒，写了一封信给山涛，这就是流传千古、收入某些版本的《古文观止》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封绝交书，写得气势磅礴，回肠荡气，淋漓尽致。嵇康把自己说成冰清玉洁，不食人间烟火；把老朋友山涛骂得狗血淋头，乌龟王八蛋不如。山涛的话语，如投枪，如匕首，直刺敌人心脏，敌人四肢痉挛，朋友会心微笑。
有一个连我这么聪明的人也搞不懂的问题，那就是，这篇奇文本来是私人信件，竟然公开面世，还传到了司马昭那里。司马昭看了，勃然大怒，这不是反了么。但山涛是个忠厚长者，曲意回护嵇康。山涛对司马昭说，这样的书呆子，说些不着边际的神经话，大将军根本没必要计较。如此，嵇康才没有受到伤害。
晚些时候，嵇康的一个叫吕安的好友，老婆很是漂亮，被他的哥哥吕巽（字长悌）灌酒后奸污。吕巽请嵇康居中调解，希望弟弟不要把事情闹大，并发誓弃恶从善。
事件本来已经平息，但吕巽怕弟弟报复，便恶人先告状，到官府说弟弟吕安对母亲不孝。吕安以不孝的罪名被逮捕下狱。嵇康实在是看不惯吕巽这样的狗屎堆，便义愤填膺地写了一封《与吕长悌绝交书》，宣布与吕巽绝交（看来，善于写绝交信，是嵇作家的一大特色），并在法庭上为吕安作证、辩护。
结果，吕安与嵇康之间言辞相引证，嵇康被视作不孝之徒的同党，与吕安一起定为死罪。
嵇康坐牢，惊天地、泣鬼神。据说许多英雄豪杰，名人高官愿意并且以陪他坐牢为荣。临刑场面的悲壮，也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据说有三千太学学生，集体请愿，要求当局释放嵇康，并让嵇康到国立大学去当他们的导师（这些热血呆子，不知道这只能加速嵇大师的死亡）。
行刑之日，午时三刻已过，日影偏西，嵇康叫哥哥取来凤尾琴，从从容容地弹完一曲《广陵散》，感慨道：“当初袁孝尼要跟我学《广陵散》，我不肯教他，如今《广陵散》成了绝响，真是遗憾啊！”然后闭上眼睛，正襟危坐，安详地等待脑袋搬家。
这就是嵇康之死的大致过程。
死亡真相
嵇康被小人钟会害死，早已成为定论。钟会害死嵇康的原因，是因为嵇康“刚肠疾恶”，性格太过刚烈，曾经得罪过钟会。
事情的真相真的是这样简单明了，这样直线条的吗？
我倒是想，嵇康与钟会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弄得两人水火不容。钟会又有什么理由，出于什么动机，非要与嵇康不共戴天，致嵇康于死地。
有一种说法是，钟会像如今的一些官员，官做得大了，便以为自己多才多艺起来，叫手下的秘书班子涂鸦几篇文章，或编撰几本专著，请名家题跋作序，在文坛上秀一秀，再在自己管辖的系统内摊派销售。嵇康对钟会的这种做法很反感，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钟会。而钟会是个小人，睚眦必报，最后抓住机会置嵇康于死地。
这种说法，看起来言之凿凿，其实是似是而非。
钟会并不是草包，有水平、有能力、有资格在文坛上秀上一把。《三国志·钟会传》记载：“钟会……少敏惠夙成……及长，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明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钟会的成名并不是什么浪得虚名。
嵇康死后二年，即公元264年，钟会在成都谋反被杀，死后抄家，发现遗有论文二十篇，自编成集，名曰《道论》。可见，钟会在文坛上混混，并不过分。一个省部级的全才型作家，与嵇康交往，应该没有辱没嵇大师。
我们来个逆向思维，嵇康会不会出于自卑，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钟会进行“交往”呢？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文人相轻。这个“相轻”，有两层含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轻人，另一种是轻己。一个自信的人，既不轻人，也不轻己；即使“轻人”，一般不会狂傲，不会荒悖；因为他有一种优越感，一个有优越感的人，是更谦卑的。一个有优越感的人，不会歇斯底里，丧心病狂；反而会对自己的晚辈或者不如自己者，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甚至耳提面命，恨铁不成钢。一个自以为是而又自卑感极强的人或人格有障碍的人，往往轻己。
但是，这种“轻己”，有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即极端自傲的方式，对待强势者、优势者，结果是伤人伤己，毁人毁己。嵇康对钟会的狂傲、鄙视，可能是轻己的一种扭曲表现。
如果嵇康真的嫉妒钟会，他能嫉妒钟会什么？钟会的长相、才华、姻亲，应该不在嵇康的话下，甚至被嵇康嗤之以鼻。唯一可能让嵇康嫉妒的，是钟会的出身、地位或者钟会的综合素质。
喜欢你没商量，讨厌你也没商量。嵇康就是莫名其妙地厌恶钟会，也无话可说。何况，这时候的钟会，官当得顺风顺水，在司马昭跟前红得发紫。此时的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身为曹氏宗室女婿的嵇康，厌恶野心膨胀的司马昭的走狗，就更没商量了。嵇康有没有这种心理倾向，我不敢说，但我想到了这一层意思。
还有，嵇康与山涛的关系，也有些离奇。
山涛生于公元205年，比嵇康大18岁，可以说是他的长辈。两人之间，以文会友，以酒交友，早期成了忘年的神交。
山涛早年远离官场，屡辟不就，直至40岁才出来做官，而且是主动到司马师那里跑官，以至于司马师对山涛说：“吕望（指姜子牙）欲仕邪？”
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人生道路上，山涛与嵇康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各涮各的锅。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山涛自己升官，推荐好友接替自己的遗缺，嵇康可以接受，可以拒绝，也可以沉默，但为什么要勃然大怒？
可能，嵇康认为，山涛要他出山做官，是对他的侮辱；可能，嵇康认定，山涛的入世做官，是对他嵇某人的背叛；也可能，嵇康只是抓住这个机会，来一次对世俗、对官场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指桑骂槐而已。
嵇康临死，对他的儿子嵇绍说过一句话：“山巨源在，汝不孤矣。”意思是说，即使老爹我死了，只要山涛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可见，嵇康对山涛是无限信任的，以至于以孤儿相托。嵇康的托孤也算是别致，跟刘备的托孤大不一样，不是对山涛交代、委托，而是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一句就行了，也不搞什么花里胡哨的仪式。
山涛也确实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负嵇康所托，将嵇康的儿子抚养成人，日后还提携他做了高官。可见，山涛对嵇康的伤害，即使很在乎，也是不计较的。问题是，嵇康对山涛这个朋友和长辈，为什么要往死里伤害。故意标新立异？爱之深，恨之切？或者，是一种变态心理在作祟？
嵇康对钟会的态度，比较好理解。钟会是司马氏的走狗，司马氏是必定要篡魏的。何况，钟会人品也不咋的，嵇大师极端地讨厌，从心理、情感层面，这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这个时候，司马氏篡权不可避免，你嵇大师如果有能力阻止，就阻止它。如果没有能力阻止，就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好，为什么非要拿自己脆弱的脑袋，去碰那坚硬的石头？
话又说回来，嵇康你自己老婆娘家的、曹氏家族的江山，不也是你老婆的祖辈（曹丕），从叫花子皇帝刘协手里拿来的吗？凭什么，你老婆的娘家的江山，别人，比如司马氏，就不能拿去呢？从现实的、理性的层面，嵇康的作为，就只有嵇康他自己才能理解了。
实际上，嵇康并没有提出维护曹魏帝国的什么有意义的口号、路线、方针、政策，更没有为推翻司马昭进行秘密宣传，组织地下党，上山打游击。对司马氏集团而言，嵇康是持不同政见者，但不是现行反革命。说嵇康出于什么崇高理想，维护皇帝，反对司马昭，不仅我们搞不太清楚，嵇康自己也拿不出证据。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司马昭为什么对嵇康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恐怕还得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从灵魂深处找问题”。
嵇康有一篇著作，叫《养生论》，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嵇康的生活观和意识形态观。所谓“名教”，是指封建统治的纲常伦理，尤其是指司马氏特别提倡的所谓孝道。“越名教”，就是否定封建纲常伦理，撕去封建统治的温情面纱。
嵇康在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有一句话，他经常“非汤武而薄周孔”。“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的政治观。有些历史学者认为，正是这两句话，要了嵇康的命。
我们来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两句话。
“非汤武而薄周孔”中的“非”是否定的意思，“薄”是看不惯、看不起的意思。“汤”是商汤王，“武”是周武王。汤、武，都是暴力革命的先例和典范。
此句话中的“周”是指周公姬旦，他有能力簒周（朝）而衷心拥周、辅周；“孔”是指孔子，是克己复礼的光辉典范。周、孔与汤、武正好相反，既不赞成以革命的方式，也不赞成以禅让的方式，改朝换代，江山易主。
我们先从单纯哲学的意义上，看看嵇大师说得对不对。
自然界的任何个体，都是有生命的。生命都是有期限的，都是种族延续的一个环节，有生就必然有死。这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
人类由自然进化而来，本质上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进化规律，本质上与自然无异，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既然生命的个体，有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那么，历史的个体——王朝，也有更新换代的必然。皇帝轮流做，明年到你家。
朝代的更新，无非有两种方式：武的方式和文的方式。武的方式，也就是革命的方式（广义的革命包括政变）。文的方式，是指禅让。纵观中国历史，脱离不了这个规律。
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战车，早已发动，正隆隆向前，与当年曹操的权力扩张如出一辙。按照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政治理论，司马氏集团革命不是，受禅不是，忠心耿耿辅佐现任皇帝也不是。司马昭前进不是，后退不是，原地不动也不是。
你嵇大师叫司马昭怎么办？
其实，这种纯哲学的理解，这只是表面上的理解。嵇康的哲学，并不是什么纯哲学。如果嵇康仅仅探讨一些纯学术的哲学问题，司马大将军应该是不会动杀机的，钟会再怎么无聊也害不死嵇康。
在我看来，嵇康的哲学是有针对性的，有良苦用心的。这个时候的司马昭，明面上在维护曹魏政权，暗地里却在釜底抽薪，做着篡魏的准备。司马氏兄弟提倡的“名教”，只不过是他们篡魏的障眼法。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要拆穿这个障眼帷幕。嵇康的“非汤武”是反对司马昭用军事手段夺取曹魏政权；他的“薄周孔”是看不惯司马昭以周公自居的伪君子嘴脸。
既然这样不对，那样不行，嵇康的言外之意只能是：你司马昭滚蛋，或者去死。
既然司马昭怎么办都不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按嵇大师说的办：滚蛋——当然不是司马昭滚蛋，或者去死——当然不是司马昭去死。
我认为，司马昭杀嵇康，并不是因为嵇康的“哲学”，而是因为嵇康“哲学”的针对性、功利性。
不知嵇大师认识到没有，生命的本质特征，就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又包括个体的新陈代谢以及种族的新陈代谢。所谓的种族新陈代谢是指，任何生命的个体，都是种族延续的一个环节。生命个体的生死交替，构成生物种族的生存。嵇康的“死路一条”说，在于否认新陈代谢，在于否定生命的本质特征，也就否定改朝换代的基本历史规律。
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发展本身所固有的趋势。不管你读多少书，如果不了解这个基本的道理，都算不上真正的读书人。看书不等于读书，经常看书、看很多书的人，也不等于是读书人。读了书，读懂了书，并形成自己独到见解的人，才叫读书人。
什么叫“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嵇大师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应该是最不幸的注释。
有的历史学者，在评价嵇康的时候，在一连串的“家”后面，还要加上一个“思想家”，似乎才算完整，才觉过瘾。依我看，叫嵇康什么家，比如文学家、音乐家、打铁工艺美术家、爱情鉴赏家，都可以，唯独不是思想家。连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都搞不懂的人，有什么思想，成什么家？
如果司马昭因为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宣言，就杀一个著名作家，只能说明司马昭杀人的水平太差。为一个不是思想的“思想”杀人，太不值。司马昭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太不值的事，他是不干的。
何况，司马大将军手握雄兵，脚踏中枢，想革命就革命，想受禅就受禅，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手无缚鸡之力的嵇作家有何能为？司马昭的杀嵇康，可能不仅仅在于嵇康的一点“思想”以及“思想”中包含的有毒成分，还可能在于嵇康的“组织”。
嵇康有组织么？当然有。当时的一班文人，聚在一起，叫什么来着？竹林七贤。也就是说，嵇康、山涛、阮籍、刘伶、向秀等等，这些当时的名人、名流、舆论领袖，经常聚在竹林里聚会，以文会友，谈天说地。
仅仅是谈天说地是不可能的。谈来谈去，还是要谈到政治和朝政上去。不管他们谈什么，在司马昭心目中，肯定是在非议朝政。他们有基本的成员、固定的场所、稳定的经费来源（可能包括打铁的收入），符合组织的三个基本特征。
这是个什么组织？拿今天的话来说，是个文学社。
本来，由著名作家出面组织个文学社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进行了登记，受政府的指导、领导，发表言论和文章经过当局主管部门审查就行，说不定司马昭还会拨一点经费过来。
司马师让山涛出来做官，让阮籍也弄个步兵校尉的干干，可能意在组织上分化他们，思想上控制他们。甚至钟会的向嵇康请教和套交情，也有可能意在打入嵇康的组织内部，并进一步控制这个组织。
山涛屈服了，做了省部级的高官，一路红灯高照。阮籍妥协了，醉酒佯狂，经常自己驾车，漫无目的地瞎逛，无路可走的时候，便大哭一场，哭得顺畅了，再回家喝酒。必要的时候，阮籍也到办公室坐坐，到司令部的食堂里转转，有时也参加一下司马昭的生日派对，写一点拍马屁的文字。
唯独嵇康，宠辱不惊，软硬不吃，生死不从，硬是要把自己的文学社办下去。拿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个非法组织，必须取缔，“首恶”必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