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站在孙权的立场上，这不叫背信弃义，因为，两家之间没有盟约，甚至口头协议都含糊其辞，可当做外交辞令处理。孙刘之间的联盟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
别的人站在道义的立场看，孙权是理亏的。但我们不要忘了，那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生存就是硬道理，胜利就是硬道理，用什么方法，使什么手段，是不在乎的。白虎黑虎，抓到水牛，就是好虎；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更何况，背后捅刀子这样的龌龊事，刘备干得还少吗？可以这样说，刘备的天下，就是靠玩这一手得来的。
如今，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刘老大也被孙晚辈从背后捅了一刀，血流如注，立马失血性休克，呜呼。
孙权这样做的根本原因，不是“背信弃义”一词可以概括。决心下定之前，坏事干完之后，孙权肯定知道，自己要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驱使他这样做的，是利益，是形势。什么利益？政权生死存亡的核心利益。什么叫形势？“形”，是一种状态；“势”，是由这种状态决定的态势和走向，同时也是引起变化的能量。
如果关羽占有襄阳、樊城，孙、刘两家各自会从此“态”转化为彼“态”。“彼态”又隐含着另一种“势”，必然会引起致命性的连锁反应。上文说过，三国的分布和态势，像一个畸形的品字。如果关羽占有襄、樊，这个“品”就会严重向右下角倾斜，上部这个“口”的重量就会全部压向右下方的“口”，最先被压碎的是右下角的“口”（东吴）。
公元219年下半年的形势，刘备集团已占有今天的云南、四川、陕南、重庆以及湖南、湖北两省的西半部，我们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就知道，刘备已占领了广大的领土，连成一片。退，自保有余；进，可兼并天下，至少可以单独或联合曹魏兼并东吴。
如果关羽再占领襄、樊，孙权集团已然成了最弱小的一角，无论曹操、刘备怎么玩，最先玩完的肯定是自己。孙权当然不干，打死也不干。
孙权想背盟毁约，背后捅刀，正中老曹下怀。当初，鲁肃把“荆州”借给刘备，消息传到时，曹操正在写字，震惊之下，竟然毛笔也掉到地上。刘备有了立足之地，孙刘联手，鼎立之势已成，怎能不让曹操心惊肉颤。如今，他们之间要狗咬狗了。正要瞌睡，有人递来枕头，岂不大大的好事？曹操立即答应，并承诺孙权把刘备赶走后，割江南之地给孙权。
孙权集团的核心利益，是孙权背后捅刀的内在需要。曹操的配合，是孙权“背盟”的外部条件。这就是形势，可惜刘备君臣不去分析，或不会分析。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主和派、联刘派鲁肃还在，东吴就不会干出如此肮脏的活计来。
其实，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形势比人强，形势逼人疯。主和也好，主战也好；联刘也好，吞刘也好，根本上是形势决定的。鲁肃可以主战，吕蒙也可以主和，那得看什么形势。即使善良的鲁肃还在，孙权也绝不会让刘备拥有整个荆州。最多，好好先生鲁肃的做法稍有不同而已，关羽个人的下场不那么悲惨而已。
在东吴的某些“有识之士”，比如周瑜、吕蒙看来，这背后的一刀不仅应该捅，而且还要早捅、狠捅。
赤壁之战结束之后，周瑜建议孙权，绕过江南的刘备，进据益州，并已着手准备，只是去世太早（公元210年），壮志未酬。
吕蒙接替鲁肃（公元217年）之后，与孙权讨论过调整基本国策的问题。吕蒙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刘备君臣反复无常，毫无信义，不可以心腹待之。
第二，如果东吴向西推进至白帝（今重庆市奉节县），向北推进至襄、樊，据有荆州的西、北天险，真正保有荆州，则进可兼并天下，退可据长江自保。其实，荆州的重要，对刘备也是如此。只要占有襄、樊，还怕什么曹操，还靠什么孙权。英雄所见略同。
第三，进攻曹操的徐州（今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南角），虽然容易得手，但难以固守。因为徐州为平原，无险可守，又适合北方骑兵作战，故扩张领土，应以西进而不是北伐为先。吕蒙的看法是，应将军事重心放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与强大的曹操徒耗力量。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尽管分分合合，中间还有长时期的大分裂，但最终还是保持大一统的状况。
大一统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哲学思想。
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哲学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头脑，近一两个世纪又引进阶级斗争的学说。因此，一些学者解剖历史的时候，要么用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来解释，要么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解释。
其实，当时的当事人，面对当时的形势，作出自己或集团的行为选择的时候，头脑中的思维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层次。历史人物当时的行为，往往甚至仅仅基于利益、地缘、情感、个性诸如此类的具体情况。
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主要的就是基于地缘。
比如上文所说的吕蒙之谋，是干掉或撵走关羽，彻底驱逐刘备在荆州的存在，将刘备集团关在四川盆地这个笼子里。吕蒙当时的考虑，不是什么大一统，也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只是战争地缘学。
吕蒙的计谋是高明的，也是恶毒的。历史上，关在四川盆地的政权，没有一个是有作为的，最后的命运都一样——被盆地外的政权吃掉。孙权没有立即实施吕蒙之谋，是在等待时机。如今机会送上门来，孙权不冷笑才怪。
孙权笑关羽？不，笑刘备。
刘备糊涂颟顸
整个襄樊之战，看起来就像关羽一个人在玩过家家。战前，刘备君臣没有运筹帷幄；战中，让关羽孤军决胜千里；战败，让关羽自生自灭。至少，史书上没有刘备指挥、调度、干预襄樊之战的证据。于是，大多数历史学者便认定，襄樊之战是关羽发动的，刘备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君臣打的都是糊涂仗。
上文已论证，关羽没有权力发动一场战役。其实，襄樊之战不仅是刘备授权、授意关羽发动的，而且是刘备的系列军事行动。
我们读史，要把琐碎的历史片段，用常理这根线串联起来，对历史事件才能有一个粗略的脉络。以这个观点来考察襄樊之战，也是如此。
关羽在樊城苦战的时候，他的不远处，就有一位蜀军大将孟达。
《三国志·刘封传》记载，当初，刘璋派法正为正，孟达为副，各领兵二千，迎接刘备入川（公元211年）。刘备令孟达兼领法正之军，驻江陵（一年前，鲁肃已把江陵“借”给刘备），法正则随刘备入益州。
刘备据有益州（公元214年）之后，以孟达为宜都郡（今重庆市奉节、巫山、湖北省宜昌一带，长江三峡地区）太守。公元219年，刘备命孟达从秭归进攻房陵（今湖北省房县），杀中央政府的房陵太守蒯祺（诸葛亮的姐夫）。孟达下一步的目标是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
此时，刘备派其义子刘封从汉中出沔水，与孟达会于上庸，曹操的上庸郡太守申耽举众降。关羽围樊城时，已占领今天湖北省的中、北部，刘封、孟达已占领今天湖北省的西部和重庆市的东北部。也就是说，关羽与刘封、孟达之间，已连成一片，这已经不是能“遥相呼应”的问题，而是能“近相呼应”了。
关羽围樊城，久攻不下，曾多次向刘、孟求救，刘、孟以新占之地民心未附为由，拒不发兵相救。当然，这确实是个理由。另外，可能也有他们的私心作怪。刘封年轻气盛，刚猛强梁，统领孟达之军后，凌辱孟达，把孟达的仪仗队也夺了过去。刘备收刘封为义子时，据说关羽曾表示反对，说的话很难听。孟达杀了诸葛亮的姐夫，心怀恐惧。
无巧不成书啊，孟达恨刘封，刘封恨关羽，孟达又对诸葛亮心存疑惧。关羽盼水救火，刘、孟扯来扯去，干脆就让关羽独自玩去好了。
刘备刚刚占领汉中，牵制曹操的一部分力量，关羽攻襄、樊，刘封、孟达攻房陵、上庸，很明显，刘、孟之军就是策应关羽之军的。能说刘备对关羽不管不顾吗？
只不过，有几件事情，老谋深算的刘备没有料到：一、孙权的背后捅刀。二、刘封、孟达的见死不救。三、襄、樊战场速胜、速败之间的剧烈转折。人算不如天算，这不是刘备错不错的问题。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打仗不是高中生做小学算术题，一加一等于二，那么清清爽爽、有板有眼。有时候，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
襄樊之战后，孟达投降曹操，受到优荣，也劝刘封如法炮制，到中央政府去混碗饭吃，否则必有后患。刘封没有听从孟达的劝说，回到成都即被赐死。一年半以后，刘备不顾一切，发动对东吴的最后一击。可见，刘备对孙权的背后捅刀以及刘封的见死不救，心里有多恨——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那么，刘备有没有错？当然，刘备肯定有错，而且不是一般的错。
首先，他没有对襄樊之战的战役目标做出明确的指示，或者做出的指示太过死板。也没有派出像法正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钦差大臣，去约束关羽，并给关羽当军师，致使关羽进退失据，举止无章。
其次，刘备过高估计他二弟的能力，用人不当。在此之前，关羽根本就没有指挥过像模像样的战役，个性上刚愎自用，虚荣心太强，得罪同僚。这样至关重要的一场战役，放手让关羽去做，关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却不胜任。
再次，想不到孙权背后捅刀，是不应该的；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应该，而是绝对的不应该。《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建安）二十二年（217）春，（孙）权令都尉徐祥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关羽的襄樊之战是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即公元219年秋。也就是说，两年半之前，孙权就已经和曹操眉来眼去，“暗度陈仓”，订立了友好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