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乘车到下城去。日影阴阴的，却满有内劲。车厢里乘客渐渐多起来。我独占的双人座上，陆续坐过几个人，拿滑板上车的白人小伙子，专心以耳机听音乐的女学生，还有身板粗阔的墨西哥男子。我没理会，埋头读王鼎钧先生的《关山夺路》。
我一次次地为命运的偶然而慨叹。书里说，1949年5月在上海，国军溃兵以海路逃亡，王鼎钧侧身其间，和众兵士拼死命挤上一只船。都是亡命之徒，先上船的朝船外推后上船的人，船外就是江水。王鼎钧从甲板跌下去，幸好一只臂膀勾住栏杆，慢慢把身体举上来。这时如果有人推他一把，他就完了。“甲板上有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为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他上了船以后，小声探问谁拉了他一把，居然无人回应。读到这里，电车停站，一阵喧哗，各色衣服在眼梢掠过。人生之海溅起声与色的浪花。我在书和现实二者之间游走，惝恍间不知何者是虚何者是实。
电车开行，阳光把雾气剥去一层，热力明显起来。车里广播：在乘客拥挤时请小心照顾贵重物品。我瞥了新落座的乘客一眼，高个子黑人，上唇留了整齐的小髭，从侧面看，相当地潇洒。我想，男子若要在面孔上整出“公子”的丰仪，速成之法就是留上髭，胡子越浓黑越好。
不过，即便对“公子”般的黑人不乏景仰，我仍旧按了按夹克的左上方，那里的内层，放着钱包。钱包里有驾照、信用卡、各种登记卡和现款，硬硬的方形物件还在，放心了。同时我为此举惭愧，自问：是不是提防黑人上下其手？不敢替自己点穿。
车入隧道。仍旧纠缠在“偶然性”上头。想起前年到山东去，坐旅游车往蓬莱游览。路上邂逅一位退休以后一味寄情山水的天津人，他缕述“文革”中的遭遇：因为“替刘少奇鸣冤叫屈”的罪名，被关进单人牢房。专案组往死里整这顽固分子，不给吃喝多天，他在酷暑天倒在水泥地上，奄奄一息。某天早上，牢房的门下，滚进一只西红柿。他的手脚被绑，便滚到西红柿旁边去，用嘴把西红柿叼起来，吃下去。这么一来，他还了阳。第二天，“收尸”的劳改干部打开牢门，看到他还活着，惊异莫名。他被平反以后，一直在寻找施舍西红柿的救命恩人。结果也和甲板上的王鼎钧一样，无人承认。偶然性不乏共性——人性之善。
车进入阔街站，下车的多了。邻座的黑人移到对面的空椅子去。过道旁，学生模样的白人指了指我身边的空位，对黑人说：“你的钱包。”一语惊动了我，我把书合上，把钱包拿起，打算递给“公子”模样的黑人，黑人却摆摆手，说：“不是我的，是你的。”
我再次按按夹克的左上方，里面空空。原来，袋子脱了线，刚才多事的一按，把钱包挤下去了。我弄清原委后，把钱包收好，抬头欲向好心的白人和公子般的黑人道谢，他们早已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