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结识的一些朋友和熟人中，有的是中学的同学，有的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是当编辑时的作者，有的是流放时的难友，还有的是参加社会活动时的一面之缘。这些交情或深或浅的朋友，算起来，每拨儿都有10几位。
唯有一位好友是个例外，是我报考大学时一起备课认识的，这位就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吴重阳教授。我的“右”字荆冠摘掉从外地回到北京以后，这些年同重阳的接触不算少，电话更是经常不断，偶尔也会说起年轻时的事情，却没有怎么谈过我们结缘的经历。但是在我的心中，这是一块芳草地，永远吐放芬菲，每次见到重阳，我都会自然想起。因为这段看似平常的经历，维系着我的一个心愿—到北大读书，怎么会轻易地忘掉呢？只是这个像鲜灵灵的苹果似的美好心愿，还没有成熟就被一只无情的手活活地糟蹋了，从此便给我留下了无法补偿的终生遗憾，什么时候一想起来就会隐隐地心痛。
现在谈起连自己都觉得奇怪，那会儿我怎么那么固执，鬼使神差地非要上大学不可。其实那会儿我已有了一份不错的差使，在北京一家报社当编辑，同时在大学旁听部分课程，并开始学习写作且有诗文发表，在当时一些文学青年朋友中，我该算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可是当时我却不这么想，总觉得应该趁年轻系统地学点知识，这样会更有益于自己的发展；何况那会儿国家急需各种人才，号召在职干部报考大学，我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倘若我的想法就这么简单朴素也好，无需考试公家可以把我保送进入一所高校，从此也就圆了我想读书深造的梦。然而事情远不是这么单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冲动和虚荣，突然在我的身上发作起来，非要报考北京大学，而且非中文系不上，这样就把自己限制住了。我知道自己的古文底子不行，为此曾向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褚斌杰先生求教（近日听说褚先生现任北大教授，我顺便在这里问好），还请当时在北大读书、现任北京联大教授的朋友翟胜健先生辅导过，就这样足足地准备了好长一段时间，自以为有了足够的实力。因此，当我拿到准考证的时候，别提该有多么高兴了，仿佛胸前已经佩戴上校徼，眼前不断地幻化着校园生活的景象。
这是临考的前一天下午，我什么也不想干，更不想见什么人，独自一人坐在宿舍里，听着音乐喝着茶，享受临考前的这份宁静，也借此缓解一下多日来的紧张心绪。如果说我这一生还有过幸福的时刻，我想那就是这天下午了，它使我头次感受到自我价值将要体现的快乐。特别是在那个很少个人欲望的年代，青年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简直是比登天还难的奢望，而我居然有了这样的机会，实在不想让人分享这份幸福，悄悄地在喜悦中等待庄严时刻的到来。
可是，世上的事情，确如人们所说，天有不测的风云。距走进大学考场不过10几个小时，一场灾难突然袭来，幸福被不幸取代，我被拖进的是“政治运动”的考场。这时我才真切地认识到，快乐和痛苦，原来是邻居，我们随时会走错门。
就是在那天的傍晚，我还未从欢乐中走出来，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开门后走进来两个人，都是我所在单位的人事干部，他们先是询问我考学的准备情况，后来又要我的准考证看，最后才把来意郑重地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不让你去考了，现在正搞运动，你有些问题得说清楚。”说完了，拿着我的准考证就出了门。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如同背后飞来的石块，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愣怔好久说不出话，稍稍清醒过来，只觉得像被掏了心似的难过，真想跟谁大哭一场才痛快。老天爷这是怎么了，不让我去考学且不说，还得说清什么“问题”，实在是天大的冤枉。那天晚上连饭都没有吃，早早地熄灯钻进被窝，独自默默吞食有生以来这第一颗苦果。我不停地擦着眼泪，还在不停地想着那张准考证，并天真地想，说不定明天会还给我，先让我去考试，回来再说清“问题”，这样不是还可以上学吗？
后来我才清楚了我的所谓“问题”：一是我在天津读中学时听过鲁黎、阿垅、王琳等人的文学讲座；二是我的两位诗人朋友林希和山青，由于同阿垅、吕荧的关系正受审查，我表示过同情；三是我本人喜欢文学，又发表过一些东西。因此，在“反胡风运动中”，本单位没有“和尚”要打我这“秃子”的主意，以为我可以印证一些人高度的警惕性。要是我能耐心地把这些情况说开了也好，以我当时的年岁和表现，也许会放我一把，偏偏我火爆的脾气不容我有丝毫耐心，再说又是在节骨眼儿上被破坏了上学的梦，越想越委屈，态度很强硬，这就越发让人不肯饶恕我。这样“恶劣”的态度，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中再次爆发，结果来了个新老账一起算，从此我被打入另册，再没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
在“反胡风运动”中，对我的审查批判，我并不怎么在乎，因为我对自己的“问题”心里完全有数，最后搞清楚了绝不会把我怎么样。只有两件事，我实在难以承受，如同两把尖刀插在心上，一件是感情经历的挫折，一件是大学梦的破灭。尤其是这后一件，几乎是在我全无准备的情况下袭来，而且失去了就再不会复得，怎么能让我容忍和想通呢？所以当“反胡风运动”结束以后，证明我并无“问题”，我也没有什么高兴，而是比当时更气愤。到北大中文系读书，曾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这样白白地被毁了，我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吗？当然不能。
这件发生在1955年的事情，距现在快40年了，有时想起来，心里依然觉得堵得慌。有次实在憋不住了，信口同吴重阳先生提了一句，他又似安慰又似劝解地说：“你现在不是也挺好吗，那次就是上了北大，这会儿也不过如此吧。”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如果人的生活人的追求，单单从物质和名位的拥有上考虑，我想那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可是心灵也就觉得空虚了。即使是经济大潮卷得金钱叮当做响的现在，我依然觉得知识对一个人的至关重要。我甚至于认为拥有了知识也就拥有了灿烂的人生，不信你同那些大学问家坐一会儿听听他们讲话，你就会惊喜地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多姿多彩。我当年那么想去北大读书，其中就有想丰富人生的因素。后来既然命运给了我另外的安排，我只是深深地感到遗憾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因为在社会这所大学里读到了另外一种版本的书，让我更直接地领会了人生的真谛。这不也挺好吗？
是的，没有后悔，只有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