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女孩青春靓丽，跑得圆脸蛋红扑扑，胸脯气喘喘的，张书记把雷正兴拉过来：“来来来，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小雷，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全县有名的养猪妹子，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进京见过毛主席的冯健同志。冯健，这位是我们县委新来的公务员雷正兴。”
雷正兴连忙站起来，为冯健倒茶让座，认认真真地说：“冯姐真是好样的，我一定向你学习。”冯健看这位小青年，浓眉大眼，样子很可爱，又见他是张书记身边的人，便谦虚地说：“向我学什么呀！你在张书记身边工作，会学到很多东西的。”这时，小杏芳扯下红领巾，请冯健教她。冯健系得又快又好。雷正兴在一旁盯着，看出了门道：“你肯定戴过红领巾吧？”“你呢？也肯定戴过！”“我是清水塘小学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后来转学到荷叶坝小学，那里还没有少先队组织，我是荷叶坝的第一个少先队员……”“看不出，你小小年纪到哪里都是第一！”“哪儿比得上冯姐！冯姐摘下红领巾就加入了共青团，现在又入了党。我呢，摘下红领巾就啥也不是了。”
张书记在一旁听这两个小青年的对话，觉得蛮有意思，笑着插话：“小雷，你到县里工作才几天？好好干！会赶上她的。”说着从书架上抽出两本书，是工人出版社1954年10月出版的繁体字版《把一切献给党》，分别送冯健、雷正兴一人一本：“这本书是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根据亲身经历写的。我送你们一人一本，希望你们好好读读这本书，好好学习吴运铎的革命精神。有志不在年高嘛！”雷正兴接过书：“有志不在年高……张书记，我记住了。”
吃过晚饭，张书记送冯健到门外，对雷正兴说：“小雷，天晚了，你代表我送送小冯吧！”
雷正兴巴不得，赶忙答应：“好，好！我来送冯姐。”路上，两人边走边聊。冯健问他：“小雷，你家在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人？”这一问，又问到了雷正兴的痛处。他本来不想说，但面对姑娘明亮的眼睛，他还是说了：“我是简家塘人。爷爷、爸爸、哥哥、弟弟、妈妈在旧社会全死了。我—没有家，县委就是我的家。”冯健后悔不该问这句话：“噢，对不起，我不知道。”雷正兴的表现很有男子汉气概：“没关系。我已经长大了！”冯健赶紧聊另一个话题：“张书记说有志不在年高，可不是随便说的。而是期望我们年轻人，不论干什么都要有志气。”谈理想、谈抱负，那是雷正兴的强项：“刘胡兰十六七岁就‘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才叫‘有志不在年高’！”冯健望着雷正兴如阳光般灿烂的笑脸，感触很深。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在脑际，她脱口而出：“小雷，你是个孤儿，什么亲人都没有了。我比你大几岁，今后，就叫我姐吧！”听了这话，雷正兴显得很激动，他倏然站住，眼里含着泪，深情喊了一声：“健姐！”扭头离去。冯健也很激动，她不是没有弟弟，她是觉得，认了雷正兴这个弟弟，格外有意义。
冯健是西塘农业社的养猪场场长，一天，她正在养猪场里给生猪喂食，听见有人喊：“健姐！”她赶快应声回答。她晓得，这是雷正兴来了。因为只有他才会这样称呼她。果然，随着这声亲切的呼唤，雷正兴一蹦一跳地来到跟前，身后是德高望重的张书记。冯健很惊喜：“欢迎张书记来检查工作。”张书记一边察看，一边问：“小冯，有什么困难吗？”雷正兴挎着盒子炮，跟在张书记后面，神气得很。张书记见雷正兴一步不落地跟着，慈爱地笑笑：“小雷，到了西塘，你就放心吧！丢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你就在这儿和小冯说说话，我回头来找你。”
两个年轻人又单独在一起了。冯健看着雷正兴，越看越可爱：“小雷，看你背个盒子炮，很神气呀！”“神气什么啊！保卫首长安全，是我们公务员的职责。”“对，马虎不得。”“健姐，听说你在学校是少先队大队长，在农业社本来是会计，还当过第二社长，成了干部，为什么又去当饲养员，养猪？”“干部不能当饲养员？还是养猪低人一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在社里当干部，比当饲养员贡献大，何必去养猪？”雷正兴当时还不是干部编制，对当干部很羡慕。冯健看出了这一点，便耐心开导他：“我们社原先轻视养猪业，群众发动不起来，不管县里怎么号召，都无济于事。我看这事干部不带头不行，社里开会时，就提出不当第二社长，要求去养猪。社里不同意，社员说我‘出风头’，家里说我‘疯了’。结果，县里支持了我。张书记送我几本科学养猪的书，我一上手就领两个男社员饲养80头小猪。猪长大了，把全社的养猪业也带动起来了……”听冯健这样一说，雷正兴连连点头：“健姐真不愧是健姐啊！”他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不管干什么，都要认真干好！干出成绩来！这种精神，影响了雷正兴一辈子。
傍晚，张稀文背个挎包，从外面骑车回县委，在门口下车。碰见王佩玲捏着一根三节电池的长电筒，在县委门口张望。张稀文问她：“妹子，你找哪一个？”王佩玲根据缺货登记簿上的名字，说：“我，我找雷正兴。”张稀文看看天色：“他呀！这时候怕是上夜校去了。要到晚上9点半才能回来。”“啊？”王佩玲有点慌。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等？不就是一支电筒吗？等他明天自己来供销社取好了！正准备离开，雷正兴恰巧夹着书包出门，一眼看见王佩玲：“同志，你找我？”王佩玲拿出电筒：“喏，拿去，今天下午到的货。”雷正兴握住电筒连声道谢：“谢谢，谢谢。”付过了钱，很快，人影就不见了。把个王佩玲孤零零地扔在原地。王佩玲有些惆怅。
夜晚，雷正兴上完夜校回来，见屋子很乱，很自然地归置、整理、扫地、抹灰。扫到张稀文身边时，他习惯地抬起脚：“小雷，10点钟熄灯。明天我还要起早呢！”雷正兴笑着点点头，放下清扫工具，便趴在桌前，打开书包，拿出课本和作业本。书桌上新增加了个土瓦罐，插着一束红花草。雷正兴深情地望它一眼，随即埋头书本。
张稀文见雷正兴专注的神情，于心不忍：“那就10点半，不能再晚了。”雷正兴已经全神贯注到他的书本里，没有理会张稀文的话。张稀文摇摇头，心想：真是个书呆子！双铃马蹄表指着10点半。张稀文脱衣躺下。“啪”，雷正兴主动把电灯拉熄了。走向床头，也躺下。很快，亮起另一束光柱，手电筒的光照在打开的书本上。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雷正兴背着挎包从县委大门出来，兴冲冲地朝外走。今天他要去长沙取一个重要文件。郑桂先从后面追上来：“小雷，小雷！”雷正兴停住脚步：“哎！”
郑桂先问：“你到长沙去办事呀？”郑桂先掏出五元钱给他：“要过年了，你顺便上街给孩子买顶帽子吧！”“好。”雷正兴随口答应。
傍晚，雷正兴从长沙回来，先交代了工作，再把买的新帽子给了郑桂先，然后在县委大院浇花。谁知，郑桂先手拿帽子，找了过来：“小雷，这是怎么一回事？”雷正兴以为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我给你五元钱，买回来一顶新帽子，怎么反倒找回七元？”原来是这一回事！雷正兴松口气：“你把两张五元的新票子当成一张给了我，花三元买一顶帽子，正好找回七元嘛！”说完，雷正兴转身做别的事去了。郑桂先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真是个诚实的孩子！”
1957年2月8日，雷正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被评为县委机关的工作模范。县委大院的桃树，缀满了饱满的花蕾。树下，雷正兴向敬爱的张书记报告自己入团的喜讯。他很兴奋，脸色红红的：“张书记，我，我想改个名字，改个响亮一点的！”张书记一愣：“改名字？”“对，改个名字！张书记，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好名字？”“我？”张书记，这位老成持重的长者，忽然像个孩子似的挠了挠头皮。改名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得认真想想。他抬起头，远处，一抹青山雄伟壮丽。他灵机一动：“你若改名，就叫‘雷峰’怎么样？打雷的‘雷’，山峰的‘峰’，既符合你的性格和志向，叫起来也响亮！”雷正兴听了，很高兴：“‘雷峰’？好，好，这名字好。我记下来，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就改这名字。”他掏出笔记本，把“雷峰”两个字写在了本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