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三年（754年）秋天，京城长安普降大雨，而且一下就是六十多天。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种反常的天象必然代表神的某种旨意。李隆基以为是上天对他的谴责，于是私下对高力士说：“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见素）、陈（希烈）改辙，杨（国忠）、李（林甫）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
高力士立即回奏说：“我不是不想评论历代宰相的能力，而是事实就摆在那里，开元二十年以前，上下一心，无论是宰相还是地方军阀都在积极为国家贡献力量，但如今事情可不是这样，您老人家把一切大权都下放给了杨国忠，搞得政治上法令不行、一塌糊涂。现在天生异象，虽然只不过是自然现象，不足为虑，但假如我们的国家总没有改观的话，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高力士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直接批评玄宗不理朝政，宠信奸相。李隆基听后，心里也是乱七八糟的，他知道，高力士所言未必没有道理，但要他解除杨国忠的权力，他又不知该如何下手，毕竟杨贵妃的面子在那摆着。
李隆基这种姑息养奸的用人策略很快就遭到了真正的惩罚，一场起于辽东的大灾难开始慢慢地酝酿起来。只不过这一次灾难的主使者不是下了六十天大雨的神，而是一个名叫安禄山的胡人。
安禄山，本名轧荦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杂胡，所谓杂胡就是混血的意思，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人，但是他亲爹是哪个民族的就没准了。轧荦山小的时候，母亲改嫁到姓安的人家，因此轧荦山的名字也改成了安禄山。
大概是混血儿都有较强的语言天赋，安禄山通晓边境若干少数民族语言，是个不折不扣的语言天才。这要是换到现在，凭这份本事，安先生没准就进了外交部，但那个时候他只能混个管理边境市场的地方小官。
除了语言能力强之外，安禄山和很多胡人一样，好勇斗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城管打手。加上他自幼足智多谋，因此很快就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当做人才培养起来，并且还收为螟蛉义子。
有了一个地方军阀做干爹，安禄山的各种才华得以充分展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为平卢兵马使，以贿赂勾结唐廷派往河北的使臣为手段，获得了朝廷的表彰，并博得了唐玄宗的称许。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安禄山升为营州都督，其军旅生涯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安禄山展现了他极其出色的政治外交能力，不光和许多官员打成一片，还和皇帝建立了异常亲密的关系。作为一个膘肥体壮的大胖子，安禄山居然能厚起脸皮认比自己小二十来岁的杨贵妃为干娘，这不能不说他的政治手腕是十分高超的。
除了这些主观上的原因之外，客观条件也非常有利于安禄山钻营攀爬。在当时，辽宁、河北一带民族杂居，情况非常复杂，安禄山生于斯长于斯，对北方民情有着深厚的了解，同时他本人的特殊出身也有利于和少数民族进行沟通、安抚。在安禄山一路晋升的同时，世居东北地区的奚族和契丹族势力渐渐强大起来，不时进扰河北。面对这种局面，安禄山采取恩威并施加欺诈的办法，经常获得边境战役的胜利，因此对于帝国的统治者来讲，安禄山的确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天宝元年（742年），安禄山又升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744年），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再次兼任河东节度使。这种比直升机还快的升迁，让他迅速地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几乎整个帝国的北方都已经落入了这个胡人的统治区域。
等到了天宝后期，安禄山的力量已经空前强大。在朝廷中他一边继续保持着和皇帝的良好关系，同时也开始全力争取更多的地方权力。在这种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安禄山与一些权臣的关系开始恶化，尤其是宰相杨国忠。按照杨国忠的说法，安禄山力量的增强是别有用心的，当然，这一点杨国忠没有说错。玄宗统治晚期，安禄山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8000为假子，称“曳落河”（胡语，意为壮士），皆骁勇善战。同时他又蓄养战马数万匹，准备了大量兵器，又分遣胡商至各处经商敛财。
然而杨国忠虽然看出安禄山包藏祸心，但却没有采取任何防范的措施，朝廷的兵马依旧训练懒散，缺乏危机意识。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上奏朝廷，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的这种做法极大地团结了他身边的少数民族力量，同时他又大肆吸收汉族血统的文人，组成了一个文汉武胡的武装政治集团。
天宝十四年（755年）年中，杨国忠和高力士分别提醒李隆基要小心安禄山，但是唐玄宗不以为意。同年十一月，安禄山自范阳起兵，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
由于朝廷对安禄山的重视不够，加之叛军作战勇敢，因此一路攻城略地。十二月，安禄山的军队便攻占了东都洛阳。
事实上，就此时的兵力对比而论，安禄山的军队虽然善战，但是在人数上依然不敌中央军。但问题是多年以来杨国忠专横跋扈、废弛军事，导致京都长安附近的军队作战能力不高。与此同时，驻扎在西北边疆等地的精锐部队又无法立即驰援长安。这样一来，安禄山的军队势如破竹，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攻破潼关，直接威胁到了京都长安。此时接到前线消息的李隆基惊慌失措，终于晓得自己的这个“干儿子”是真的打算造反了。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帝国垂危，李隆基的手里已经无牌可打了。作为大唐盛世辉煌的创造者和见证者之一，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他既写不出“雕栏玉砌应犹在”这种悲伤的句子，也没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迈，一代帝王的豪情壮志已付诸东流。
那该是怎样的时刻？
历史竟如此无情，以至于每次回忆到这里，人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和郁闷。
那可是最繁盛的帝国啊，那可是最繁华的长安啊！
夜幕深深，星光暗淡，在一片惊慌失措的嘈杂声中，天子无语，众臣垂泪。见惯风雨的高力士也变得茫然起来，他木然地传递着李隆基一条又一条的命令。
禁军已经集合完毕，杨玉环姐妹也收拾好了行装，一部分皇子皇孙或眼神悲戚迷离，或双拳捶胸、忿忿不平。
逃跑！这是皇帝唯一的选择，此时的李隆基已不再是那个拔剑玄武门的英明王子。酒色无度摧毁了他原有的刚毅果敢，不思进取让他忘记了君主的责任，当他看着大臣们悄悄地打开城门，一个史上最伟大的汉人帝国轰然倒塌。
就这样吧，历史就是这样！
就在安禄山攻入长安的前夜，李隆基抛下了京师上百万父老，连同住在别宫的众妃嫔、公主、皇孙等人，他甚至都没有通知一下这些人，便头也不回地直奔蜀郡。此时跟在他身边的高力士宛若置身冰窖之中，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回到长安，假如回来，长安又会是什么样子，离别如此悲怆，让他不得不喟然长叹！
李隆基带着大队人马直出长安，一路仓皇。渡过渭河上的便桥时，杨国忠生怕敌军追来，派人焚桥。此时的唐玄宗回望长安，隐约的火光预示着安禄山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京城外围。他知道，在那里，数百万百姓正携家带口踏上艰辛的逃亡路；李隆基明白，这条便桥就是城内百姓的生死线，想到这里，他的心头一痛，挥手叫来高力士，命他带人立即灭火，给百姓留条生路。
皇家逃亡队一路疾行，第二天中午时已经抵达咸阳。大约是已经听到了安禄山逼近长安的消息，此地的地方官吏早已作鸟兽散，高力士派人在城中转了一大圈，居然没有找到一个愿意给皇帝提供膳食的人。见此情景，李隆基颓然坐在树下，心中悲伤不已，甚至一度有了自尽的念头，还好高力士见状抱着他的双脚呜咽劝止。
逃亡第三天，大队人马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此时在士兵中间开始流传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作恶多端，士兵的情绪已经有所转变。原本就与杨国忠关系不睦的太子李亨与其贴身宦官李辅国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立刻联系禁军领袖、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其密谋借机除掉杨国忠。
李亨等人定计之后，由陈玄礼出面鼓动禁军士兵说：“如今天下分崩离析，皇威震荡，这一切都是奸臣杨国忠弄权所致，如果不诛杀杨国忠又怎能平定四海之愤呢！”原本就已经群情激愤的士兵听到将军的话之后更加愤怒，随即诛杀了杨国忠，然后又把玄宗休息的驿馆团团围住。
李隆基知道军士包围驿馆之后，大惊失色，急忙走出来安抚士兵，希望他们撤走，但是此时的军队毫不理会。
李隆基见状又让高力士询问军士们的要求，大将陈玄礼道：“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李隆基听后，心中一惊，想到杨玉环和自己恩爱多年，因此并不打算接受士兵的要求，只好宽慰军士说：“此事我自会处置。”
然而玄宗的话并没有得到士兵的响应，过了一会儿，京兆司录韦谔又上前劝谏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言罢用力叩头，血流满面。李隆基见状，又问道：“贵妃平时居于深宫，她怎么知道杨国忠会谋反呢？”
平心而论，李隆基的这番话并没有错，史实表明杨贵妃绝非包藏祸心的坏人，更没有什么野心。她进宫之后几乎就是一心一意地享受爱情，对政治并不热心。然而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国难当头，当权者总要找出替罪羊，甚至于自己不找，也有人帮他找出来。此时的杨贵妃已成了一个必须的牺牲品，封建政治之丑恶在此一览无余。
玄宗与士兵们僵持不下，高力士也在一旁审时度势，他明白除掉杨国忠是太子和李辅国借机锄奸，而诛杀杨贵妃则有着两层意思，一是众人害怕将来风平浪静之后会遭到贵妃的报复，因为他们知道，杨玉环在玄宗心中的至高地位；二是此时的情形的确群情激愤，士兵们并不了解真相，容易受到鼓动，而这种情绪一旦高涨，就必须采取怀柔的政策，从这两点来说，杨贵妃之死就是必然了。
想到这里，高力士立即走到李隆基的面前，低声劝谏道：“贵妃虽然无罪，但将士们已杀了杨国忠，如让贵妃继续留在陛下身边，将士们怎会安心？请陛下三思。”
唐玄宗听完高力士的话之后，又沉思良久，他明白此时情形危急，杀贵妃是唯一的一条路。可是转念一想，十七年来，他与杨玉环山盟海誓、如胶似漆，这份情意实在是难以割舍。面对着咄咄逼人的众位大臣，他虽知大势已去，但兀自伤心不已，久久而立，默不开口。
沉默，可怕的沉默！
沉默的君王面前是一排排激愤的战士。高力士见此情景，只好又硬着头皮走上前来，对玄宗说：“臣以为，当今之计，将士安，陛下方可安。”
玄宗看着眼前一张张扭曲的脸，一声长叹！他知道，此事至此已无可挽回，杨玉环必死！而此时他能做的无非就是给自己的爱妃找一个体面的死法。
在与杨贵妃泣不成声地抱头痛哭一场后，李隆基让高力士把她带走，缢死在一间佛堂前的梨树底下。事后，玄宗又让高力士将贵妃的遗体，裹以锦衣，胸前放上香囊锦袋，草草地葬在一个小山坡上。那时，贵妃年仅三十八岁，一代红颜便如此悲凉地葬送在一群男人的喧嚣中。
杨贵妃被缢死后，大队人马继续前行，然而没走多远，一群人便因为目的地的选择发生了分歧。有人提议去太原，有人建议去陇右，还有人主张去朔方。一群人各说各的道理，谁也无法说服谁。此时只有高力士最解玄宗心意，于是他便走到众人面前，分析说：“太原虽然池深城固，但离叛军最近，又是安禄山的属地，人心难测；陇右地处西荒，沙漠浩瀚，大批人马居住，粮草供应无法保障；朔方地靠边境，蕃戎居半，他们不明朝廷制度，难于管理，不易驾驭。四川地方虽小，但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山水相依，内外险固，我看还是去四川为上策。”玄宗听完立刻表示赞许，决定到扶风稍作休整，继续南行入蜀。
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逃亡的队伍已经越来越大，很多百姓都加入了进来。这些人大多都不愿意背井离乡到蜀郡，此刻见玄宗执意南去，顿觉天昏地暗，于是只好拦住太子李亨，叩首哀泣说：“我等愿率子弟随殿下向东破贼，收复失地，攻取长安。如果殿下南下入蜀，谁为中原百姓做主呀！”
面对黑压压一片跪在自己面前的百姓，太子李亨觉得左右为难。留下吧，可能会落个不随驾的不孝名声；不留吧，老百姓又确实可怜，而且自己刚刚主谋杀了杨贵妃兄妹，皇帝那儿火正大着，跟去蜀郡也未必有什么好果子。
李隆基知道百姓拦阻李亨之后，心里自然也琢磨了一番。事实上，按照此时的情形，最应该留下的是他本人，因为皇帝在、国家就在、士气就在。然而，此时的他已经到了保命第一的关口，他并不愿意冒被叛军俘虏的危险。于是便命令李亨在关陇一带以鼓舞抵抗叛军的将帅之士气，又让高力士将太子妃张良娣送给李亨，并代传口谕：“你好好去吧，百姓对你期望很高，你不要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不要牵挂我。西戎北狄以前我对他们颇为优厚，现在国家有难，你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你好自为之吧。”
安顿好一切事宜之后，李隆基领着禁军，一路狂奔，直向蜀郡，帝国的中心离他越来越远，此时的他并未意识到，他的决定是多么的愚蠢。
安禄山攻下长安之后，其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矛盾，他的儿子安庆绪渐生弑父之心，叛军南下受阻。而与此同时，有了太子李亨的压阵，中央军也渐渐稳住了阵脚，加上又有郭子仪等大将能征善战，因此战事陷入了胶着。
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太子李亨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策划下，于灵武（今宁夏灵武）登基，是为肃宗，改元“至德”，尊玄宗为太上皇。
玄宗听到肃宗即位的消息之后，甚为高兴，对高力士说：“我儿嗣位，应天顺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与朕，亦有何忧？”意思就是说：“我儿子顺应天意人愿，改元为‘至德’，当真没有辜负我的教导，你和我还有什么可以烦忧的呢？”
然而面对这种情形，高力士却有着清醒的判断，他对李隆基说：“陛下躬亲庶务，子有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谓臣曰：‘卿之与朕，复何忧哉！’臣未敢奉诏。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义，职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余喘。亲蒙晓谕，战惧伏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