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我在西安一家餐馆打杂，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后来，有一个老板要雇我去青海挖冬虫草，这是一种药，月薪六百元。我一合计，便高兴地答应了，并叫上另外两个打工的伙伴，跟着那个老板走了青海。
当时，天气尚冷，无药可挖，我们只好在青海湟中县多巴乡的老板家中住了近四十天。老板曾说挖药的地点很远，花费太大，能挖药便挖，不能挖药就淘金子去。忽然一天，老板叫来侄儿、外甥一伙六人，在手扶拖拉机上搭上了帐篷，带了十袋子面粉，三袋子洋芋，五袋子炭，四袋子馒头和十斤清油以及其他所需要物品，与庄里另外九辆手扶一同起程了。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十多个县，又碰上了一百多辆同样装扮的手扶。长长的队伍日夜兼程，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
我们在手扶上整整度过了漫长的半个月，饿了就在路边的食堂里吃饭。老板在路上才告诉我们是去淘金子，说谁不想干，付了误工费再走人。我们何处来那么一笔钱呢？只好跟着他们走。
在进入格尔木护矿武警的收费站时，我们昏头昏脑地到保险公司入了人身保险，并签了字。过了护矿的卡子，我们才发现许多淘金者身上皆带着武器。手扶从格尔木过去，又走了一天，终于到达西大滩。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戈壁滩。随后，所有的车辆就分了路，各奔采金点去了。踅来顺去的岔路边有以前淘金者挖过的沙坑和沙滩。
手扶行驶在荒凉而寒冷的沙滩上。老板的人个个穿着羊皮坎子。我穿着三个毛衣、一件棉袄，依然冻得发颤，流着鼻涕眼泪，脸也肿了。有人说：“过了嘉峪关，泪眼擦不干”，其实回想三年前爬火车，我倒觉得坐在火车上过嘉峪关是一种别有情味的享受。而此刻，我的心却凉透了。
啊！雪山！我们看见雪山了。它与天际相接，和白云做伴。它看起来离我们很近，可走了几天，却依然离我们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老板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有名的巴颜喀拉山。我有些惭愧。在我的记忆里，名气再大也大不过我家乡的六盘山、须弥山呀！
我们在巴颜喀拉山山脚下安营扎寨了。
我们吃的是白开水煮洋芋面。饭里不准放盐，老板说为了适应气候和水土，为了生存，必须这么做。
老板带我们选择了一块靠坎的他认为有金子的地方，叫我们挖。我们按老板的指点要掏一个宽十五米、长八十多米、约一人深的坑。我们挖到一米左右，水出来了，我们穿上了雨鞋。可越往下挖，地面冻得越牢，只好靠太阳一边晒消，一边再接着挖。风卷着雪碴和沙子，天气太冷，我们不敢歇息，只有拼命掏沙才有望获得一丝热量。老板的人在账房里的火炉边玩牌。无用的泥沙要扔到坑沿上较远的地方，才不致影响以后的工作，老板家的人用的是那种玩具般的小锹，而我们拿的是那号煤矿上常用的大铁锹和洋镐。我们挖完覆层的土和中间的大石子，待挖到那种混合沙的地方，就要洗沙、淘金子。
淘金时，把那种特制的上大下小形似洗衣用的搓板一样的东西，焊在一个金属斗子上（名叫金床子）。用锹将含金的沙子铲到金床子上，接着把积聚的水用手扶加泵抽到一个特制的胶皮筒里冲洗金床子上的沙，并摇摆金床子。那真的就像是大浪淘沙，海里捞针。剩下的工作由老板自己处理，我们被雇的人一般是很难见到金子的。
在这个荒凉的地方，病了千万要挺住，躺倒就没有希望再走出去了。有几天，我发高烧，老板手里的药跟金子一样贵。在我实在无法支持的情况下，老板才吝啬地发几粒药给我。我气愤至极，上前抢夺老板手里的药时，与老板的保镖干了起来，结果我寡不敌众，吃了亏。
在这个戈壁滩里拉进来的柴、米、油、药等物品都成几倍地涨价了。
我的双脚被冻肿。没办法，就只好在胶鞋里偷偷垫进去一些烂棉花、布条条。不料叫老板的侄子（保镖）发现，打了我几铁锹板子，骂我撑坏了胶鞋咋办？到哪里去买？我默默地隐忍着。
每天我都眼望着巴颜喀拉山的绝峰，在心里无数次呼喊着家乡的名字。我担心我将走不出这片荒漠了。我的双脚终于冻烂化了脓，双腿也肿得像檩条一样。
我忍着痛用烂布裹了脚坚持干活，因为我们是老板雇来的沙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给老板淘了多少金子，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是周身共计挨了三十多铁锹背（轻重不一，差不多每天能挨一下）。最后，不算吃喝，老板开给我工钱三百二十八元，外加青海湖牌香烟一条，计价三十元。跟老板在青海，我第一次学会了吸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