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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老家的村子看望种着几亩薄田的哥哥时，见到一个老汉。这个老汉性格似乎很内向、木讷。其实我儿时认识他的，但时隔多年的他却已经不认识我了。后来，他说他已经老了。这使我想起他唱花儿曾是村子里的一绝。他唱花儿是很动情的，头颅随着花儿的旋律一左一右地摇晃，嗓子里似乎故意发出了一种像乐器一般的颤音。这个人在我，印象是很深的。他的名字我忘了，但只要一见人，我立时就能想起他，永远都不能忘。
我说的这个人，他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女人，大家都知道，但那个女人早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并已给人生儿育女。而这个老汉，却一直不再找别的女人。可以说，这是一个很老实的农民，老实成一个悲剧。
想一想，我有时觉得担心、害怕和难过。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这里就有过一次大的植被运动——退耕还林草。当时，这个老人是村子里的种树种草的能手，人们对他都羡慕的了不得。可是，后来所有成长起来的林草都被大家毁坏。老汉的心血和劳动被毁于一旦，残酷的现实否决了他。人们不再羡慕这个老汉，竟然把他看做一个不大正常的“半脑子”。
谁能想到，新世纪伊始，这个村子又掀起退耕还林草的大潮。这是所有的人都没能想到的。但是这个老汉的爱情、梦想和青春都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一个人与一个时代比较起来是很容易苍老和被湮灭的。植树造林可称得上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情。这个老汉，自己没有子孙后代，但是他依旧积极响应，因为他的心里依旧涌动着一种希望，那就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对后人的远大的悲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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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物在写的时候必须遵从真实吗？这样是否合乎文学的规律？假如不如此，那自己想象的似乎合乎生活本身的规律？
这二者之间，哪个更具文学价值，或者说更具有文学力量呢？
我想，这个人物，真是值得一写的。
写的时候，是顺其自然，还是把所思所想都写进去？这让我想了很久。
我曾经尝试同时写几个东西。最后，我觉得不要写这个，又想下一个。不要贪多，一个一个地写。每写一部作品，想着把所有的可以调动的素材和艺术资源全部集中灌注在一个点上。用心写，多花点时间，蜻蜓点水式是要不得的。一心一意，要以情动人，但不能忽略思想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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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似乎真是浮躁不得的，虔诚是多么重要哇！
最近，我读赵树理的作品，发现赵先生极朴素、极用心，写作的时候完全是有所准备的。当然，吃苦精神自然是不必说了。小说毕竟不是哲学，要让大多数人能读下去。写小说真的得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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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把国外十八、十九、二十世纪大师的作品几乎涉猎横扫了一遍。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给了我许多启发。最近，我又重读《红楼梦》，琢磨它的结构，真是浑然天成，虽然严格地讲仅仅只有半部。
天分固然重要，但信念和爱是了不得的。信念和爱可以使人全力以赴，信念和爱将攻克一切，坚定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总会领悟到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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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是专门写给自己、专家，或者说研究小说的人看的。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关于文本和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真正的好作家是很善于传达奥秘的，几乎一点不讲求技法。倘若写得云里雾里，或者完全是华丽语言的堆砌，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难的是小说中具备生活中的真货，难的是淳朴、自然和四两拨千斤。
多么伟大的天才，说到底还是得落到实处，得一个字一个地书写，得到生活中去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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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小说到底如何找到一条雅俗共赏、大化自然的路子？这不是思想出来的，而是作家实践出来的。高谈阔论、眼高手低的都不是作家。我渴望我的小说里有一种灵性的浪漫的神性的东西。神性的东西，有时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情怀，但不是狭义上的。然而我永远都不愿意丢弃的，那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悲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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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找到既有生活，又有艺术的完美结合，而达至浑然天成的小说路子呢？这依然是我们应当深思的一个问题，更是我们要用实践来检阅的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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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最近要创作的一部小说前的所见、所思、所想，与喜欢我的同行和老师共勉。我要写的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叫《野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