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我们应该留下。但在大多数夜里, 我们都被枪炮声吓得睡不好觉。每个人都陷入持续的焦虑状态。一天晚上, 我们被尖叫声唤醒。
我们家新近增添了几只宠物———三只白鸡和一只白兔。兔子是胡沙尔的朋友送他的, 我们任它在家里随处活动。阿塔尔当时只有五岁, 他很喜欢那只兔子, 所以它常常就睡在我父母的床下。但兔子到处撒尿, 因此那天晚上, 我们把它放到了户外。大约是午夜左右, 一只猫经过, 咬死了它。我们都听见了它凄惨的哀号。
阿塔尔不停地哭泣。“等太阳出来以后, 我要给那只猫点颜色看看。” 他说, “我要杀死它。”
这听起来是个不祥的预兆。
15离开河谷
离开河谷, 比我之前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艰难许多。我还记得祖母以前经常背诵的一首拓帕: “普什图人不会自愿离开他的土地。
若要离开, 不是因为贫穷, 就是因为爱。” 现在, 我们因为诗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第三个被迫离开的理由———塔利班。
离开我们的家, 让我觉得心如刀割。我站在屋顶眺望远山, 亚历山大大帝曾登上白雪覆盖的埃勒姆山顶, 在那里碰触到了木星。
我看到了树木正在萌芽。今年, 我们家那棵杏树的果实会被其他人采摘吧。世界悄然静寂, 就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河流和春风都静默了, 甚至连鸟儿都停止了鸣叫。
我想哭, 因为我从心底感觉到,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了。
纪录片的制作人曾经问我, 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斯瓦特, 永远不再归来, 我会有什么感觉。当时, 我认为那是个愚蠢的问题。但现在我发现, 所有那些我无法想象会发生的事情, 都发生了。我以为我的学校不会关闭, 但它关闭了; 我以为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斯瓦特,而我们正准备离开; 我以为有一天斯瓦特会脱离塔利班的魔掌, 我们可以开心地过日子, 但直到现在, 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我开始流泪。现在的局面, 就好像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带头去做点什么。我堂兄的太太哈尼开始抽泣, 然后我们全部都哭了。
但我的母亲却显得非常沉着而勇敢。
我把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放进书包里, 然后开始用另一个袋子打包衣物。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条长裤,然后从另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件上衣。就这样, 我整理出了一袋上下身完全不搭的衣服。我没有带上任何学校的奖状、照片或私人用品,因为我们要搭乘别人的车, 空间有限。我们家没有任何值钱的物品,像是笔记本电脑或珠宝首饰之类的。我们仅有的贵重物品就是电视、冰箱和洗衣机。我们过着很朴实的生活———我们普什图人喜欢坐在地板而非椅子上。我们家的墙上有洞, 每一个杯子和盘子都有裂缝。
直到最后, 父亲仍旧抗拒“离开” 这件事情。然而某天, 父母的一位朋友在战火中失去了亲人, 他们前往那户人家慰问。看见那户人家哀伤的面容, 母亲下定决心要离开。她告诉父亲: “你不一定要跟着去, 但我要走, 我会带着孩子一起去香拉县。” 母亲知道父亲不会任她只身离去。母亲受够了枪战和神经紧绷的压力, 所以她打电话给阿富扎医生, 求他劝我父亲离开。医生和他的家人也正要离开, 因此愿意顺道带上我们。我们家没有车, 幸好我们的邻居萨芬娜跟她的家人也要离开, 可以顺便帮我们带一些人, 而其他人则跟着阿富扎医生一道离开。
2009 年5 月5 日, 我们成了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这听起来很像某种疾病的名称。
我们人数众多———不止我们家五个人, 还有我的外婆、我的堂兄及他的妻子哈尼, 还有他们的小婴儿。此外, 我的弟弟们还想带上他们的宠物鸡———我养的那只死掉了, 因为我在冬天用冷水给它洗澡。虽然我后来把它放进屋内的鞋盒帮它取暖, 还找了所有邻居帮它祷告, 它最后还是没能活过来。母亲拒绝带上那些鸡, 她说:“如果它们把车里弄得一团乱该怎么办?” 阿塔尔居然提议可以给它们穿上尿布! 离开时, 我们留了很多水和玉米给它们。母亲又要求我把书包留下, 因为空间实在是太小了。我很害怕。我走过去, 对着书本默念《古兰经》里的经文, 试着借此保护它们。
终于, 所有人都准备就绪了。母亲、父亲、外婆, 我的堂兄和他的太太及宝宝, 还有我那两个弟弟, 全都挤进阿富扎医生的厢型车后座, 车上还有他的太太与小孩。有些小孩坐在大人的膝上, 更小的小小孩则坐在小孩的膝上。我比较幸运———萨芬娜家的车上人数比较少, 但我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书包而心情沮丧。因为我把书本分开打包, 而现在我只能眼睁睁地抛下它们。
我们分别从《古兰经》中挑出一些章节, 并做了一个特别的礼拜, 以求保护我们甜蜜的家园与学校。然后, 萨芬娜的父亲发动汽车, 我们就这样慢慢驶离了我们的街道、家园、学校, 离开我们的小世界, 走进未知。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再见到我们的故乡。
从照片上, 我们看到过军队在一次对抗巴焦尔武装分子的行动中,将一切碾平。我们觉得, 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将被摧毁殆尽。
街道上拥挤不堪。我从未见过人们如此惊慌失措。汽车和人力车到处都是, 骡车及卡车上也满载人和行李。甚至还有一家人全部挤在一部摩托车上, 搞得全家人都在努力维持车的平衡, 使其不致翻倒。更有数以千计的人徒步逃离, 只是把衣物塞进背包里, 背着就走。这看起来很像是整个河谷在集体搬迁。有些人认为普什图人是一支早已失落的以色列部落的后裔, 面对此情此景, 父亲则说:“看起来, 我们就像是要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 但我们缺了摩西领路。” 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 他们只知道他们必须离开。这是普什图人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正常情况下, 要离开明戈拉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但是, 塔利班砍倒了几棵巨大的苹果树, 挡住了部分去路, 因此, 所有人不得不拥挤在同一条道路上。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塔利班持枪在道路上巡逻, 也在建筑物的屋顶上设置了哨卡, 监视着我们。他们命令群众把车排成一列, 而他们用来发号施令的, 不是哨笛, 而是武器。
“塔利班交警。” 我们试着用玩笑来打起精神。隔着差不多的距离,我们接连通过军队与塔利班的检查哨。看起来, 军方再一次没有注意到塔利班就在他们眼前。
“可能他们视力太差,” 我们大笑着说, “差到看不见塔利班的人。”
车辆的拥塞造成道路拥堵。旅途漫长, 我们全身湿黏黏地挤在一起。通常, 汽车旅行对于我们这些很少出门的孩子来讲, 不亚于一场探险。但这次不同, 每个人都很沮丧。
在阿富扎医生的汽车上, 父亲正在跟媒体朋友通话, 来给这场河谷版的《出埃及记》做实况评论。母亲一再要求他压低音量, 担心塔利班会听见他的声音。父亲的嗓门很大, 母亲常开玩笑说他根本不用打电话, 用喊的办法对方就可以听得到。
我们总算穿越了马拉根德的山隘, 把斯瓦特抛在了身后。天色向晚时, 我们抵达马尔丹, 这是一座闷热而繁忙的城市。
父亲不断对每个人强调: “过几天我们就能回家了。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马尔丹已经有好几个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 提供的白色帐篷组成的巨型营地, 就像那些在白沙瓦提供给阿富汗难民住的一样。
我们不打算住进营地, 那不是个好主意。有近200 万人逃离了斯瓦特, 你不可能把200 万人塞进那些营地里。就算我们真能找到一顶帐篷, 那里面也是闷热难当。而且据说各种疾病, 比如霍乱疫情,已经开始散播。父亲说, 他听到传言, 有些塔利班甚至会躲在帐篷里, 借机骚扰女性。
那些有办法的人会住进当地人的家里, 或者跟亲友共住。令人惊讶的是, 马尔丹与邻近小镇斯瓦比的居民居然收容了3/4 的ID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