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很好。” 父亲说, 脸上挂着一副了然于心的微笑。我想告诉大家作者是我, 但BBC 的记者要求我不要张扬, 因为这么做可能会给我带来危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想。我不过是个孩子, 谁会攻击一个孩子呢? 但我的一些朋友认出了日记里描述的事情。有一次, 我在日记中几乎是坦白了。在一篇文章中我提道: “母亲喜欢我的笔名古尔·玛凯, 她向父亲开玩笑说我应该把它改成本名……我也喜欢这个名字, 因为我真正的名字的意思是‘悲痛欲绝’。”
古尔·玛凯的日记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反响。有些报纸进行了摘录。BBC 甚至找到另一个女孩, 来录制有声版本。我开始认识到:一支笔以及那支笔所写出来的文字所产生的力量, 可以大过机关枪、坦克及直升机。我们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求生, 也了解了当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时, 我们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有些老师中断了工作, 不再来学校授课。一位老师说他收到了法兹鲁拉的命令, 要去伊满德里修造他的总部。另一位老师说他在校门口看到一具被砍了头的尸体, 他不敢再冒着生命危险来教书了。许多人都很害怕。我们的邻居说, 塔利班告诉人们, 如果家中有尚未出嫁的女儿, 必须通报清真寺, 这样她们才可以被嫁掉, 而且很有可能是嫁给武装分子。
到了2009 年1 月初, 我们班从最多时的27 名学生, 到只剩下10 个女生。我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河谷地区。这样, 她们就可以在白沙瓦接受教育, 但我父亲坚决不离开。“斯瓦特曾经给予了我们这么多。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 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河谷坚强起来。”他说。
一天晚上, 我们全家到父亲的朋友阿富扎医生家里用晚餐, 他开了一家医院。晚餐后, 当医生开车送我们回家时, 我们看到道路两旁站着持枪蒙面的塔利班武装。我们非常害怕。以前, 阿富扎医生的医院在一块被塔利班占领的区域。无止境的枪战和宵禁让医院难以正常运营, 于是, 他把医院搬到了巴里果德。这次搬迁引发抗议, 于是, 塔利班的发言人穆斯林·汗要求阿富扎医生重新开张。阿富扎医生来征询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告诉他: “不要接受从邪恶之人手中拿到的善良的事物。” 一家依靠塔利班保护的医院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 阿富扎医生拒绝了。
阿富扎医生跟我们家住得不远。在我们平安到家后, 父亲坚持要陪他回去, 以防不测。回去的路上, 阿富扎医生紧张地问我父亲:“如果他们让我们停车, 并询问我们的姓名, 我们该怎么回答?”
“你是阿富扎医生, 而我是齐亚乌丁·优素福扎伊。” 父亲回答道, “这是些嗜血之徒。我们什么错也没犯, 为什么要报上假名———那是罪犯才会干的事。”
幸好那些塔利班都消失了。当父亲打来电话报平安时, 我们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我也不打算投降。但塔利班给出的期限已经越来越近了: 女孩子们不准再去上学。现在是21 世纪, 他们怎样能做到阻止五万多名女孩去学校上课呢? 我不停地祈祷, 希望奇迹出现, 学校能够继续开办下去。但是终于, 期限还是到了。我们决定让胡沙尔学校的钟声响到最后一刻。为了继续留在斯瓦特, 玛丽安女士甚至都结了婚。
因为为了避难, 她的家人们已经都搬到了卡拉奇; 而身为一个女人,她没有办法独自居住在这里。
1 月14 日是星期三, 是我们学校关闭的日子。那天早晨, 当我醒来时, 发现自己的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摄像机。一名巴基斯坦的记者伊凡·艾希拉夫准备跟踪采访我。他一直跟着我拍摄, 就连我做祷告或刷牙时都不例外。
看得出, 父亲的心情很差。他的一位朋友曾引荐他参与一个《纽约时报》官方网站的纪录片拍摄计划, 以便让世界看到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于是几个星期前, 我们在白沙瓦和负责该项目的美国录像记者亚当·艾利克见了面。那是一次有趣的会晤。他首先用英文对我父亲进行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采访, 而我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
然后, 他问是否可以跟我说话, 接着便通过伊凡作为翻译开始向我提问。大约十分钟后, 他从我的面部表情意识到我其实听得懂他说的话。
“ 你会讲英文吗?” 他问我。
“会, 我刚才是想说我仍心存恐惧。” 我答道。
亚当很震惊。“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呀?” 他问伊凡与我的父亲,“她的英文说得比你们都好, 你们还在这儿帮她翻译!” 我们都大笑起来。
原定的计划是在学校关闭的这一天, 跟拍我父亲一天的经历。
但是会晤结束时伊凡问我: “如果有一天, 你再也不能回到你的河谷和你的学校, 你该怎么办呢?” 我说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他坚持要我回答, 我开始落泪。我想应该是在那时, 亚当决定把焦点转移到我的身上。
亚当无法亲临斯瓦特, 因为这对一名外国人来说太危险。当伊凡与一名摄影师抵达明戈拉时, 跟我们待在一起的舅舅一遍又一遍地跟我们说在家里摆一台摄影机有多么危险。因此, 父亲也一再告诫他们要把摄影机藏好。但他们远道而来, 而且热情好客又是我们普什图人的传统, 所以我们无法拒绝。此外, 父亲也深知, 这会是我们用来对外界说话的麦克风。他的朋友告诉他, 这样做带来的影响力, 远比他行遍乡里要大得多。
我参加过很多次电视访谈, 非常享受对着麦克风讲话的快乐,我是如此痴迷于此, 以至于经常被朋友们打趣。但被跟拍, 这还是头一遭。“自然一点。” 伊凡告诉我。这有点难度, 特别是在一台摄影机黏着你到处跑, 就连刷牙都不放过的时候。我向他们展示那件我无法再穿的校服, 并告诉他们我很害怕。我担心如果塔利班发现我去上学, 会往我脸上泼硫酸, 就像他们在阿富汗对女孩子们做的那样。
最后一天的早上, 学校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聚会, 但盘旋在头顶的直升机让我们难以听到噪音以外的其他声音。一些同学直言批判了发生在河谷的暴行。学校的大钟最后一次响起, 玛丽安女士宣布了寒假的到来。但是, 与往年不同的是, 没有公布下学期开学的准确时间。即便如此, 有些老师还是布置了寒假作业。在学校的庭院里, 我拥抱了我的每一位朋友。我看着学校的光荣榜, 心想着不知何时, 我的名字会再一次出现在上面。3 月份原本要大考, 但以现在的情况还怎么考呢? 而且如果根本就不允许学习, 当不当第一名还重要吗? 当有人夺走了你的笔, 你才会真正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关上校门的一瞬间, 我回头望去, 仿佛是在跟我的校园生活永别。这一幕成为这部纪录片一个段落的结尾。而在现实生活里, 我又回到学校的院子里。朋友们和我都不希望这天就此结束, 所以我们决定再逗留一段时间。我们来到小学部, 那里有更大的空间。我们奔跑, 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 然后, 我们玩了“杧果杧果”。规则是参加游戏的人围成一个圆圈唱歌, 当歌声停止时, 所有的人都静止不动。谁要是动了或是笑了, 就得出局。
那天, 我们较晚才离开学校, 依依不舍。平时我们下午1 点下课。那天, 我们则待到了3 点。临走时, 因为一件蠢到我现在完全都想不起来的事情, 莫妮巴和我起了争执。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令人难以置信。她们说: “一到重要关头, 你们两个就要吵架!” 这可不是一个告别的好方式。
我告诉纪录片制作人: “他们阻止不了我。我会在家里、学校,甚至是任何地方接受教育。这是我们探索这个世界的方式———请救救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巴基斯坦, 我们的斯瓦特。”
回到家里, 我哭了又哭。我不想停止学习。我才11 岁, 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以前, 我告诉班里的同学们, 塔利班不会真正下手的。“他们和我们的政客一样———只会讲啊讲, 就是不会做。” 我对班上的每一位同学说。但塔利班没有停留在语言上, 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关闭了我们的学校。这让我感到很羞愧。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在哭, 母亲也在哭, 父亲却坚定地说: “你会继续上学的。”
对父亲来说, 学校的关闭意味着事业会遭受损失。寒假结束后,男子学校将继续运营, 而女子学校的关闭意味着收入的锐减。学校该支付的费用超过半数已经到期。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父亲四处要账、筹钱, 以支付房租、水电费账单及老师们的薪水。
那天晚上, 空气中充满火药的味道, 我一夜没睡好, 醒了三次。
第二天早上, 一切都改变了。我开始思考, 也许我应该去白沙瓦或国外继续学业, 或者也许我可以请老师们在我们家里开一间秘密学校, 就像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人所做的一样。在这之后, 我愈加频繁地上电台或电视节目。我说: “他们可以阻止我们上学, 但却无法阻止我们学习。” 我的声音听起来总是充满希望, 但内心深处却忧虑不安。我和父亲一起到白沙瓦, 走访了很多地方, 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我讽刺道, 塔利班需要女教师和女医生, 然而却不让女孩子们到学校上课学习, 那她们要怎么踏进那个行业?
有一次, 穆斯林·汗声称女孩子不应该上学和学习西方文化。
这样的言论竟然出自于一位曾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之口, 真令人惊讶! 他坚称他会研究出自己的教育体系。“穆斯林·汗用什么来代替听诊器及温度计?” 父亲问道, “东方的什么医疗器具能够治病吗?”
塔利班反对教育, 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孩子读书、学英文或研读科学, 他或她就会被“西化”。
而我说: “教育就是教育。我们应该无所不学, 然后选择一条想走的道路。” 教育与东方或西方无关, 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母亲经常告诫我, 在媒体上说话时, 要记得把脸遮起来, 因为在我这个年纪, 应该懂得遵守妇德, 而且她也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但她从不会阻止我去做任何事。
那是一段充满恐怖与惧怕的日子。人们总说, 塔利班可能会杀害我的父亲, 但不会对我下手。“马拉拉还是个孩子,” 他们会说,“就算是塔利班也不会杀小孩。”
但我的外祖母却并不那么确定。每当祖母看见我在电视上说话,或看到我准备要出门, 她就会祈祷: “真主啊, 请让马拉拉成为像贝·布托一样的人, 但请不要让她跟贝·布托一样短命。”
学校虽然关闭了, 但我还在继续写博客。在女子学校被禁四天后, 有五所女校被摧毁了。“我不明白,” 我写道, “既然这些学校都已经关门了, 为什么还要摧毁它们呢?” 在塔利班订立的期限到来之后, 没有一个人再去上学了。我还写道, 在毛拉FM 公布时间后, 人们成群结队去欣赏鞭刑, 而无论在哪里, 都看不到警察的身影。
一天, 我们接到一通来自美国的电话, 电话的那头是一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她的名字是西莎·赛义德, 来自伊斯兰堡。她看过《纽约时报》拍摄的纪录片《斯瓦特河谷的最后一堂课》, 然后想办法找到了我们。我们见识到了媒体的力量, 而她日后也成为我们的强大后援。父亲喜不自胜, 对我在纪录片里面的表现充满骄傲。“你看看她,” 他告诉亚当·艾利克, “你不觉得她生来就是要翱翔天际的吗?” 有时候父亲们说的话, 会让女儿们感到非常窘迫。
亚当带我们到伊斯兰堡。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伊斯兰堡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有着美丽的白色平房及宽广的道路, 但以自然景观论, 不及斯瓦特。我们亲眼看到了红色清真寺、宽敞的宪法大道, 以及在大道尽头的有着洁白柱廊的国会大厦与总统官邸。现在住在里面的是扎尔达里, 穆沙拉夫将军已经流亡到伦敦了。
我们去购物。我买了学校的课本, 亚当则买了一些美国电视剧集的DVD 送给我, 其中包括《丑女贝蒂》。片中的女主角贝蒂虽然戴着超大牙套, 却有着美丽心灵和宽大胸怀。我喜欢这部戏, 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像女主角一样, 在那样一家纽约的杂志社工作。我们参观了洛克维萨民俗博物馆, 与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遗迹与传承欣然相遇。斯瓦特的博物馆早已关闭了。外面的阶梯上, 一个老人在贩售爆米花。他跟我们一样, 是普什图人。当我的父亲询问他是否来自伊斯兰堡时, 他回答道: “你觉得伊斯兰堡有任何属于我们普什图人的可能性吗?” 他说他来自莫赫曼德, 部落地区之一, 但因为一场军事行动的缘故而逃来这里。我看到父母的眼中满含泪水。
伊斯兰堡许多建筑的外围都竖起了水泥墙, 入口处设有检查哨,盘查过往车辆, 以防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攻击。回家的路上, 巴士驶过一个坑洞, 颠簸了一下, 原本在睡觉的胡沙尔猛地惊醒过来。“刚刚是炸弹爆炸吗?” 他问。
这就是充斥我们日常生活的恐惧。任何风吹草动或噪音都被以为是炸弹或枪炮。
在这次短暂的旅行中, 我们暂时将有关斯瓦特的烦恼抛在脑后。但一回到故乡的山谷, 威胁与危险便接踵而至。但即便如此, 斯瓦特还是我们的家, 我们还不准备离开这里。
回到明戈拉, 打开衣橱, 一眼就看到我的制服、书包和数学用具。我很难过。
伊斯兰堡的旅程是一次短暂而美妙的休憩; 而眼前的一切, 才是我的真实人生。
14一种有趣的和平
寒假结束, 两个弟弟重新开学了。胡沙尔说, 他宁愿跟我一样,待在家里。我很生气, 告诉他: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不能去上学的感觉很奇怪。我们家甚至连电视都没了。在我们去伊斯兰堡的时候, 小偷利用父亲的“逃生梯” 进到家里, 偷走了电视机。
有人送了我一本作家保罗·柯艾略所著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是一个寓言故事, 描述一名牧羊少年长途跋涉去金字塔寻找宝藏, 最终却发现宝藏一直就在自己家里。我喜爱这本书, 一读再读。书中写道: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 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 我想, 保罗·柯艾略一定没有遇到过塔利班或我们这里的无能政客。
这时, 我并不知道, 海·卡卡尔私下一直在和法兹鲁拉以及他手下的将领们会面。他是在访谈时认识他们的, 他希望他们能够改变禁止女孩接受教育的决定。
“听我说, 毛拉,” 他跟法兹鲁拉说, “你残害人民, 你屠杀人民, 你砍掉人民的头, 你摧毁许多学校, 巴基斯坦人一直都没有起来抗议。但是, 当你禁止女孩接受教育时, 人民抗争了。就连一向对你都很友善的巴基斯坦媒体, 都发出了怒吼。”
来自整个国家的压力奏效了, 法兹鲁拉同意解除部分禁令: 十岁以下的女孩可以接受教育———也就是到四年级为止。虽然我是五年级学生, 但我和一些女同学假装自己不到十岁。我们又开始去上学, 穿着便服, 把书本藏在披巾底下。这样做很危险, 但那是我当时唯一的愿望。幸运的是, 玛丽安女士很勇敢, 顶住外界的压力继续工作。她十岁时就认识我的父亲, 两人彼此对对方完全信任。以前, 每次当父亲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时, 她都会提醒他适可而止。我父亲常这样!
“秘密学校就是我们沉默的抗议。” 她告诉我们。
我没有在我的日记里提到这件事。因为如果他们抓到我们的小辫子, 就会对我们施以鞭刑, 甚至会像杀死莎芭娜那样屠杀我们。有些人怕鬼魂、蜘蛛或是毒蛇; 而在那些日子里, 我们惧怕的, 是我们的人类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