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沿袭秦制，设有陇西郡。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内乱暴发，西部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4万余降汉，汉得到了河西地区，设立武威、酒泉二郡。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分陇西、北地郡地置天水、安定二郡，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酒泉郡置张掖、敦煌二郡。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增设金城郡，陇山以西合为八郡。此外，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于羌中地设立西海郡，新莽末即废。8郡境内有匈奴、羌、胡、月氏等少数民族聚居。8郡是中西陆路交通孔道，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汉朝徙民充实西北边郡，兴修水利，开垦荒田，设置田官，又筑障塞亭燧，在长城外蜿蜒数千里。敦煌郡西境设有玉门关、阳关，关外泛称为“西域”，成为中西方交流的门户。
（四）西南边郡
汉时，今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地区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泛称为“西南夷”。较大的有夜郎、且兰、滇、邛都、昆明、笮都、冉马龙、白马等，互不统属。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得知蜀地有途径可以到夜郎，于是出符关（今四川合江南），见夜郎侯多同，相约在夜郎设置官吏，设犍为郡。此后司马相如又出使邛都、笮都地区，设置了蜀郡都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且兰反叛，叛乱平息后，在且兰设牂柯郡，又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马龙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昆明举国归附汉王朝，设益州郡，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废沈黎郡，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废文山郡，西南合为五边郡。汉武帝时为加强内地与西南边郡的联系，筑有“西南夷道”，自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可以到达夜郎、滇、昆明。
（五）南方边郡
先秦以来，岭南地区为百越散居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这一地区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秦亡，天下大乱，南海尉赵佗趁机统一了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王朝政局稳定之后，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正式册立赵佗为南越王，南越成为汉的属国。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王兴与太后请求内属，待遇等同内地诸侯，但南越的丞相吕嘉等反对，酿成了流血的惨剧，南越王、太后和汉使者被杀。五年，汉派兵击吕嘉。第二年，南越的动乱平息，汉中央政府在南越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又于今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二郡。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撤消了儋耳郡，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珠崖郡，只保留了七郡。南方边郡海道通南海各国，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频繁。
二、西汉分封制度
在秦末和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对付自己最大的对手项羽，分封功臣战将为诸侯王，将一些六国旧贵族和拥兵将领等割据势力也封为诸侯王。他们并非刘氏宗室，所以属于异姓王。西汉初年共有7个功臣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都下邳）、长沙王吴芮（都临湘）、果王彭越（都定陶）、淮南王英布（都亢）、赵王臧荼（都蓟）、赵王张敖（都襄国）、韩王韩公子信（都晋阳）。这7个王所辖的领土几乎占了全国之半，各自称霸一方，对于中央政府的稳定和巩固造成很大的威胁。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即刘邦称帝的那年开始，到十一年止，刘邦先后剪灭了六国异姓王，只留下势力最弱、难以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的长沙王吴芮（吴芮传了三代，因为没有后代封国被取缔）。
刘邦认为秦国短命而亡是由于设郡县却不分封子弟的缘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避免步上秦王朝的后尘，刘邦杀白马与群臣誓约“如果不是姓刘而被封王者，没有建功而被封侯者，天下共击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一面大力消灭异姓王，一面分封自己认为可靠的子弟侄儿，他们是：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梁王刘恢、代王刘恒、淮阳王刘友、楚王刘交、吴王刘濞。这些王都姓刘，所以史称同姓王。在分封之初，诸王大多是幼童，王国的重要官吏也是中央政府派去的，所以干弱枝强的矛盾并不突出。到景帝时，诸王或已成长或已更迭，与皇帝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终于造成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汉室继续削藩，加强中央集权，地方诸侯不复威胁中央。
汉高祖刘邦
三、文景之治
西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清明，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公元前157年），汉高祖刘邦之子，母为薄姬。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后，吕后的亲戚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9—公元前141年），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民生凋敝，百业待兴，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要求地方官重视农业生产，在百姓中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以鼓励百姓积极务农。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曾两次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40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把秦时17岁开始给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才开始，而著于汉律的开始服遥役的年龄则为23岁。文帝还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严刑峻法也作了重大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文帝明令废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残酷的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但笞刑往往量刑很重，常常将犯人打死，于是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文帝时期，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处理政务比较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百姓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用武，尽力采取和平的手段维护中央的统一、边境的安定。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掉皇帝的仪仗，臣属于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时期会出现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景帝的勤于政务、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无所顾忌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一旦有天灾人祸就把责任推给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也要承担责任。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
文帝自己的生活也相当节俭。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不拖到地上，不用绣花的帷帐。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一计算要花费百金，相当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文帝提倡俭约，也为天下做出了表率，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有一定影响，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社会经济从长期战乱中复苏，并取得很大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库房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但是，文景时期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封建统治秩序，一些施惠于民的措施，事实上得益最大的还是地主、商人。
同时，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保障政治上的安定，采取了一些限制同姓诸侯王权势的措施，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幸运地是，景帝很快平定了叛乱，将战乱造成的破坏降到了最低点。
四、五经博士的设置和今古文经之争
（一）五经博士的设置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陆贾给刘邦讲《诗》、《书》
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出身小吏，对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没有好感，也不喜欢经学。陆贾经常向刘邦说明《诗》、《书》的重要作用。刘邦听得不耐烦，骂他说：“我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也能够在马上治理它吗？当初汤武逆取而以顺守，文武并用，这才是使国家长久的道理。从前，吴王夫差、智伯力量强大而很快灭亡。秦坚持严酷的刑法不变，因此也短命而亡。如果秦统一天下之后，效法古代先圣，施行仁义，陛下又哪有机会得到天下呢？”刘邦听了，不由面红耳赤，觉得很惭愧。他令陆贾把古时候天下兴亡的道理明白的写出来上奏。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没有不说好的，把他的书称作《新语》。这时候，应该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只是陆贾所做的工作，从实际考虑，已经属于经学博士的职能范围了。
到文、景帝时期，在文献上有记载的，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是《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是《春秋》博士。虽然有了像这样设置的经学博士，但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官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要求官员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的贤士，皇帝亲自进行考察。董仲舒对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认为董仲舒的建议很有道理，采纳了他的进言。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这样，儒家经学以外的其他学术思想、学派失去了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就成为官学中的权威。
五经博士设置之初，人数不多。宣帝末年，增至12人。东汉初年，博士有14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从此时到东汉末年，博士人数一直维持在编人员14人。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50人。昭帝时，弟子增加到100人。宣帝时增加到200人。成帝末，弟子增至3000人。汉末，太学十分兴盛，学生有3万余人。
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一般是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如果不遵守师法、家法，不仅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经担任博士的职位，一旦发现，也要被逐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官衔虽然不高但很有实权。不仅教授弟子，而且常常参与出使或议政等国家大事。
在五经博士设置之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就紧密起来。统治者的好恶往往决定不同时期不同经书的地位。《汉书·儒林传》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