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五千年历史中曾经有过几次著名的会议，这些会议都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盐铁会议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次皇帝与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会议，是决定中国以后长达两千年历史中经济形态的会议。
公元前81年，汉王朝主持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针对经济政策的调整进行了讨论。
一、盐铁会议的背景
在《汉书·车千秋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盐铁会议的参加者有：60多个贤良、文学之士、丞相车千秋及其属官丞相史、御史大夫桑弘羊与他的属官御史等。
会议之所以会召开，与当时的大将军霍光、谏大夫杜延年有很大的关系。谏大夫杜延年对霍光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于是霍光接纳了他的建议，“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杜延年之所以建议采用孝文皇帝时的治国方针，是因为正如《汉书》中所说，“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因此，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形势才是召开盐铁会议的真正原因。至于杜延年的提议，只是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罢了。
在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19年），朝廷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新的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将盐铁可由民间经营变为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法、平准法等。这些政策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使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有了经济基础的保证。但是，新的经济政策也有它的弊端，如铁器价格过高，主管的官吏以权谋私，强行征用农民冶铁煮盐等，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由于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愈来愈严重。
汉武帝死后即位的是昭帝，从他即位开始到盐铁会议召开，六年的时间里，国家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越来越深，官吏们也胡作非为。尽管汉武帝时的农民起义得到了镇压，但是多年留下来的流民问题仍非常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昭帝曾多次下诏书。在《汉书·昭帝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下诏“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始元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同年八月，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上面的这些都说明流民问题已对统治阶级造成了严重威胁。
汉武帝跟匈奴打了一辈子仗，可惜的是并没有真正解决四夷问题。在汉武帝死后的那个冬天，匈奴就入侵了朔方（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他们杀人、掠夺财物，使得汉朝廷“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汉昭帝即位后的夏天，即始元元年夏，“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汉朝廷不得不派遣水衡都尉吕破胡招募兵马匆匆忙忙赶去镇压。始元四年冬，姑缯、叶榆再次爆发起义，汉朝廷又派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去镇压，但他屯兵不前，导致叛乱队伍杀死了益州太守，并乘胜与吕辟胡所率军交战，使汉兵战死和溺死了四千多人。元凤元年，匈奴又带领两万兵马，分为四队，“入边为寇”。
汉武帝时开始实施严刑酷法，《汉书·刑法志》上说：“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其后奸滑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从上面的记载我们能看出当时的刑法已多到何种程度了。继他之后这些残忍的刑法不但没变少，还有愈演愈烈、愈变愈多的趋势。这一切使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汉代的皇帝中，景帝之前的几位大都是实行节俭政策。可是武帝时却大兴侈糜之风，朝廷上下都争相奢侈，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他们“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到“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聚为意”。
武帝时期所带来的各方面的严重问题，使汉昭帝和执政大臣不得不面对现实，从不同角度讨论以往的政策得失。这场讨论，主要是集中在盐铁专卖为首的经济政策上，因此便称为“盐铁之议”。
二、会议焦点
主持盐铁会议的是丞相车千秋，以桑弘羊、丞相史、御史为代表的大夫派，也是法家强硬派，以贤良、文学之士为代表的儒家保守派，两派唇枪舌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桓宽的《盐铁论》中记录了论战的情况。论战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政府垄断盐铁问题。法家强硬派主张实行国家盐、铁、酒专卖，认为盐铁官营于国于民都有好处。于民，能让农民安心种田，抑制了失业游民；于国，能保证财政收入，加强中央的权威，能消除像吴王刘濞那样的地方分裂势力。
贤良、文学之士则主张取消盐铁官营、平准法、均输法、酒榷制度等国家商业垄断政策，致力于农业生产。在他们看来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使汉朝国力衰退，“城郭空虚”。贤良提出：“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趋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总的来说，贤良文学之士认为，发展好农业才能富国安民。
第二，关于对匈奴政策问题。在处理与匈奴的关系上，大夫派认为要以战争来解决，而贤良、文学之士却主和；大夫派崇尚武力征服，贤良文学崇尚以德服人。
贤良认为，对外用兵，会使国内忧患重重。文学认为，沉重的兵役、徭役，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这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威胁：“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建议停止战争，和匈奴和平相处，“亲修文德”。
大夫派则抱着与之相反的看法，他们指出：汉兴以来，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送给单于的聘礼非常的丰厚，可匈奴的侵扰行为却没有停止。因此，汉武帝才率领将士抗击匈奴，“以诛厥罪”。他们还认为：军队、装备是国家有力的支撑，城池和堡垒是国家安全的屏障，如果没有它们，匈奴就会轻而易举地袭击我们，其结果一定是祸及天下，不可以挽救了。
在应对匈奴的总策略上，桑弘羊则认为，“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匈奴反复无常，没有诚信，每次都违反自己的约定，如果想要以德服之，是很难办到的。贤良文学主张以仁义服无义，认为人和胜于地利，文德胜于武力，胜于坚固的城墙。只有文德才能保持长久的和平，用武力是不能长久的。
第三，关于治国方略的问题。大夫派主张法治，认为法可以用来禁止奸邪之事，没有法律和权力的保障，再贤能的人也没有办法治理好国家。还认为只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强盗、坏人就会停止做坏事。他们还坚持用酷法严刑，认为严明的法令会使百姓小心谨慎，而“法疏则罪漏”。
贤良、文学之士则强调德治和简法宽刑。他们认为法令太多，老百姓就会不知道怎样避免犯法，而且会造成“罢民不畏刑法”。
第四，对儒家与法家的态度问题。大夫派把自己放在变法治国者的位置，大力贬斥儒家以及所谓的贤者。他们斥责儒家道德迂腐而难以遵循，称赞古代却毁谤当今，“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批评儒者只知死守而不知变通，讥笑“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
贤良、文学之士则驳斥道：“百世不易之道”是必须守住的，是不能变的。而所谓“百世不易之道”便是“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库序，崇仁义，立教化”。
两派对法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两派从对儒法的辩论又进入到对贤者的争论上。贤良文学之士非常推崇贤者，认为贤者“所在国重，所去国轻”。而大夫派则认为贤者多或少都一样，有没有贤者于国家无多大关系。由此两方之间又进行了攻击。
大夫派与贤良、文学之士提出的主张几乎都是相互对立的，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所以，尽管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片面的。主要是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或利益出发，肯定会有偏颇之处。
这场辩论，对于汉朝及以后历朝历代的政治都产生了影响。在这次辩论中，盐铁官营、平准法、均输法都没有废止，但酒类专卖被停止了。这是对“与民休息”政策的进一步肯定，促进了汉昭帝、汉宣帝时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在政治上，盐铁会议是终止战争，转入休养生息，走向和平状态的开始和标志；在思想上是一个历史契机，有利于终止汉初的儒法合流和重新恢复先秦孔孟思想传统。盐铁会议的召开，使儒家思想再次兴起。在宣帝时期它进一步得到发展，成帝时儒家思想已完全处于统治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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