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显斌
我17岁时，他19岁。那时，我们是同学，是学校闻名的两支笔。青年才俊，潇洒风流，引人注目。
我21岁，他23岁，我们毕业，成了小镇中同一所学校的教师。
在小镇，我遇见了自己心仪的女孩，清新婉约，含羞带娇，是一朵天然的百合花，开放在临水的一个商铺里，经营着一爿小店。于是，教学之余，我就会钻进小店，经营起自己的爱情，也经营起小店的生意。
他呢，依然初衷不改，喜好文学，白天教书，晚上写作，稿子一篇篇发出，文章一篇篇见报，成了县里有名的文人。
生活，不会总是直线，有时，也会弯曲，成为波澜曲折。
不久，他调走了，一床被子，一箱书籍，到了一个偏僻的山里学校任教。那地方，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闭塞的地方，但有山有水，白屋粉墙，“只堪图画不堪行”。在那儿，他仍然教书、写文章、游山玩水，过着典型的古代文人的生活，从来不知道，也不注意去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
我，依然在小镇经营着自己的日子，也包括自己的小店。
再调回来时，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回到小镇，他依然是一箱书，后面，随着一个眉眼如画的少妇，是他的妻子。他没有多大改变，唯一变化的，是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身上的书卷气更浓了一些。而我，已经拥有一个不小的商店。同时，领着一份教师的薪水。
我们后来的分别，则是由于市重点中学的招聘。
市重点中学，离我们学校二百多里。既然是重点中学，毫无疑问，无论是生源上，还是资源和教师福利上，都远远优于普通中学。
教师不是圣人，尤其在这个红尘滚滚的社会。
我当然不是圣人，同样的，他也不是圣人。我们都加入到应聘的队伍中。
当时，他信心十足：他是市里有名的文化人，又是市政协委员。应聘被招，非他莫属。大家都这样想。
招聘结果：我们几个应聘成功；他，却落聘了。
他很沮丧，也很惭愧，一直到第二年招聘时，为鼓励他再次应聘，我才揭穿了谜底，现在的招聘，谁看才？都是看“财”。我把财字咬得很重，提醒他。
他听了，愣了一会儿，然后坚决拒绝了我的好意：“人，总得有个道德底线。做教师的都这样，怎样面对学生？”
我苦笑，十几年过去了，他仍是校园里当年那个青葱的青年；而我，已成熟老辣得连我自己也不敢相认了。
生活，总是这样，让人无奈地改变，又让人反躬自省，难以心安。
带高三的那年，学校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天，学校领导找来我，特意告诉我；上学年，他在普通高中带高三，带得很好：他的班上，除一部分考上大学外，还有一部分成绩不错的复读生。
今年，他担当着复读生的班主任。
领导的意图，明显不过地告诉我，把那些复读生挖过来。
我虽觉得这样做不地道，但也无奈，还是去了。
以我的鬼精明，挖他的墙角，还不是易如反掌。几天暗地里活动，他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答应跟我走。大家大概都觉得不好意思和他说吧，商量的结果是先走，然后再给他打电话，告诉实情。
走的时候，是个雨天，我特意雇来一辆公交车。
在我们准备走时，他来了，打一把伞，来送行。
一切，他都清楚。
我站在那儿，红着脸，很惭愧。
学生们也红了脸，低着头。
他笑笑，很豁达，说：“去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对你们的发展有利，就去吧。不过，无论走到哪儿，都要注意身体，好好学习，不要让我失望。”
他的眼圈红了，孩子们的眼圈也红了。
然后，他走近我，拍拍我的肩：“孩子们都交给你了，一路注意啊！”
我们的车走了好远，回过头来。看见他仍立在细雨中，静静地，有一种孤独，一种落寞，也有一种倔犟。
有个学生说：“我们的老师真可怜！”一句话，车里响起了一片啜泣声。那一刻，我的眼圈也红了，为他，为我，也为了孩子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