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的故事发生在两百多年以前。根据我的家乡山东省定陶县的地方史志资料对一场洪灾的记载，可以推断出故事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清朝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的春天。那一年的春天风大、干旱、漫长，预示着夏天到来的洪水，不过在被后人称为“乾隆盛世”的那几十年里，定陶县境内万福河两岸类似的干燥春天并不罕见，只是那个春天被县志上十几个字记载下来。我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万福河的上游一带。在我所阅读到的史志资料中还有着这样的记载，说万福河中上游两岸的长春、柳林、沙土以及黄冈诸镇，盛产美女和竹编工艺品。尤其是上游的长春镇，那儿的女子普遍的身材匀称，面貌干净，有一种北方女子所没有的柔美。甚至有一篇介绍当地民风民俗的材料提到，她们还像众所周知的陕西米脂女子那样，喜欢穿着贴身的红布兜兜，而且把那块红布看得和自己的贞操一样重。《定陶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故事卷》中至少有四篇故事讲到了长春女子的美丽和多情，其中有两篇故事还是相当感人的。1996年，我曾根据一篇打动过我的民间故事改写成一篇小说，我的朋友岳虎一再声称，那是我所写过的小说中最为“传统”的一篇。实际上他说得对，我在写那篇小说的时候，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和我的生活很不相称的情感，就是深深地爱上了两百年前我家乡定陶县长春镇的女子。如果我能够生在那个年代的话，相信我会如愿以偿地娶到一个穿贴身红布兜兜的女孩子。当然这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甚至是难以启齿的想法，不好对外瞎说。再说长春镇早已不存在了，那一场洪水之后，长春重新变成了一片洼地。洪水中的幸存者流落到了万福河下游的一些村镇，现在，所谓“长春女子”只是定陶县史志资料中的一个概念。到了1999年夏天，我来叙述本篇故事的时候，万福河两岸那些镇子上的很多女孩子都到济南、天津以及南方的一些城市打工去了，男孩子也都加入了镇上和村里组织的建筑队，跟着包工头跑到城市里盖楼和修桥。这样除了每年的春节前后，那几个镇子上和附近的村子里已经很难看到年轻人的身影了。但是万福河两岸的漫坡上和浅水里，以及离河堤不远的洼地和坑塘，仍然长满了竹子，让人联想到县志中关于此地盛产竹编工艺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现在万福河畔建起了几个竹编工艺厂，一些在传说中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老篾匠的后代支撑着厂子，他们带领残余的劳动力生产的工艺品，经由县外贸公司出口到东南亚几个国家。也有一些老篾匠的后代仍然沿袭着前辈的生活方式，用竹扁担挑着自己编制的竹器，走村串乡或者到镇子上沿街叫卖。我的爷爷现在就在柳林镇干着这样的工作，他也算是当地有名的老篾匠之一。
那时候，我的祖上刘权是长春、柳林一带最出名的篾匠。传说中刘权编制的竹篮子可以放在屋顶上，经过一个夏季的日晒雨淋之后，一点也不会走样。据我爷爷讲，祖上刘权的竹器之所以这么神气，除了他手上的功夫非常了得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泡制大师。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篾匠，刘权在竹篾子的渍制和上油两个环节中有过人之处。当年刘权渍制竹篾子的腌池现在还在，它大约三米宽，五米长，一米半深，池底和四壁用刻有碎方格的青色方砖砌成。这个腌池不漏水，不沤料，我的爷爷至今还用着它。两百多年前，我的祖上刘权常常趴在这个池子的边沿，翻弄着那些被束成细捆的篾子，鉴别它们的成色。已经泡足成色的篾子被挂到屋檐下晾晒起来，晾到八成干的时候，再为每一根篾子仔细地涂上一层桐油。刘权在干这件事的时候，眼睛和指尖都充满了感情，他抚摸着那些纤细柔滑的篾子，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抚摸自己心爱女子的长发。这样的情景不难想象，因为我的爷爷也很喜欢长时间站在屋檐下，抚摸着那些像金黄的瀑布一样挂在檐沿上的竹篾子，做得和祖上刘权一样。
现在让我们开始接触这个故事的实质性内容。
洪灾那一年的春天，我的祖上刘权常常望着万福河的河水发呆。通常是在从镇子上回来的路上，刘权习惯走万福河的河堤，突然间他把卖剩的竹编挑在扁担的一头，扁担的另一头插在河岸边的沙土里。过路的人都能看见，几只竹编被扁担挑起来，在风中轻轻晃动，他们知道那里有一个人是篾匠刘权。刘权蹲在河边的浅水旁洗一把脸，然后等着细风把脸吹干。满河道的新竹子还没有长起来，河风把它们拨弄得沙沙响，好像有人往嫩竹叶上撒沙子。快要落下去的太阳又大又红，它的碎片在河水的波纹中间跳闪闪的，看得时间长眼睛就昏花了。有时候刘权会在河边待一个时辰，等到天黑以后再继续赶路。
实际上那个漫长的春天，我的祖上刘权在大多数能够利用的业余时间里，都在用心编制一件小小的竹器。他从几十捆泡制好的竹篾子中挑选出几根质地最好的篾子，用细沙包和磨刀石把它们打磨得像纺线一样细，然后再涂上提纯的桐油。几道工序之后，那些闪着亮光的篾子如果被轻轻抖动一下，就能像金属丝一样发出悦耳的声音。祖上刘权开始把那些篾子变成一件竹器。当然，那个时候刘权很年轻，在夜间豆油灯的光影中，刘权的脸膛看上去是一种健康的黑红颜色，他的手指瘦长而富有弹性，它们在几根细如发丝的篾条之间欢快地跳动着。刘权要做成的是一只针线盒。据我的爷爷讲，那时候的女子最看重自己的贴身红布兜兜，其次就是针线盒了。刘权最终把小小的竹器做成了一只河蚌的模样。我可以这么说，那个竹编的针线盒如此生动，玲珑剔透，从未看见过它的人，是很难想象它的精细、滑稽和可爱的。但是刘权对它似乎并不满意，他经常把它拿在手上，吹几口气，好像那上面已经藏了灰尘。麦子成熟的时候，那一年的春天就要过完了，刘权又一次把竹蚌取出来，这次他在它的口翼处嵌了一圈细小的咖啡色的珍珠，这样，如果把竹蚌打开，它就像是一只张开翅膀的蝴蝶。
经常阅读传统爱情故事的读者早已知道，我的祖上刘权望着河水发呆以及编制一件特别的竹器，肯定与一位美丽的女子有关。事实正是如此，刘权要把那件竹器送给长春镇的一位姑娘。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不能够确切知道那个姑娘的名字，现在只好用“长春姑娘”来称呼她。那时候，祖上刘权尽管还很年轻，但他的刘记竹编早已名声在外。篾匠刘权担着挑子，沿着万福河的北岸去赶上游的长春镇，因为要走二十里路，他通常是在五更天就出了家门。以往，从十几岁开始刘权就担着挑子赶“长春姑娘”的镇子了，他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竹器堆放在集市一角的土岗子上，自己则站在土岗子最高的地方高声叫卖。“碰竹篮子——打竹筐——”刘权叫卖时，用的是篾匠们通用的词汇和音调，那是一种很硬很糙的调子。刘权嗓音沙哑，听起来更加特别，和他的远近闻名的竹器相呼应，沙哑的声音也成为他的名气的一部分。所以刘权的摊子前经常围满了人，很多人讨价还价，也有很多人掏钱购买。不远的地方有一处院子，房子和院墙都用优质的青砖垒成，院子中央长了一棵很大的石榴树，这就是“长春姑娘”的家。由于那个院子地势较低，站在岗子上的刘权能够看见“长春姑娘”坐在她家的院子里，坐在一只蒲团上做针线。冬天的时候，她坐在有阳光的地方，脸和手被阳光晒得发红；到了夏天她坐在那棵石榴树的树荫下，树叶子筛下来的细碎阳光在她的脸上和肩头跳荡着。很多时候她一边做针线一边哼唱一些小曲儿，她的声音很小，岗子上的刘权根本听不清她在唱什么。生意清淡的时候，刘权侧耳听她唱或者直直地盯着她，那样的话她就会羞红脸，浅浅地低下头去；但是她并不因此停止唱小曲儿，也不停下做针线。
终于有一天，我的祖上刘权在土岗子上待到了很晚，到了掌灯的时候，他模仿布谷鸟的叫声把“长春姑娘”从家里叫出来。在“长春姑娘”家的青砖墙外面，他们离得很近，并且面对面站在一起，但是因为天黑，相互看不清对方的脸。刘权很想对她说一些话，比如说，他想托一个媒人到长春镇来，找她的父亲提亲，希望她不要反对他这么做。当然刘权根本没有说出这些话来，他觉得头皮有些发麻，手心里出了一些凉汗，嗓子眼好像也被桐油粘住了。“长春姑娘”也不说话，她的两只手放在胸前，绞在一起。刘权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小的竹蚌递给她，她却没有接。刘权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她的胸前，放在她绞在一起的两只手上，这时刘权听到她急促的喘息声，甚至感觉到她在发抖。但是突然间，“长春姑娘”低声哭起来，放在她胸前的竹器也掉到了地上。这个突发的事件更加影响刘权的表达，他想说话，两片嘴唇却像“长春姑娘”家大门上的两扇门板一样沉重，而且他感到自己的身体也像那个竹编的针线盒一样摔在地上。然后是这样的：院子里面，一个苍老的男人的声音大声嚷嚷了一句什么，“长春姑娘”听到这个声音，就像被招了魂似的，一转身跑回了家。当然啦，正像我们大家都不希望的那样，紧接着那一年的洪水就到来了，那个被我们称为“长春姑娘”的女孩子和长春镇一起消失了。
《定陶县地名志》记载，长春镇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到清朝乾隆三十九年的那场洪水把它冲掉，一共存在了大约350年。地名志中这样说，“明永乐八年北洼尚贤村、辛村与大黄庄连成一片，故而在洼中成集，称长春集。”从现在的眼光看，在洪水泛滥的万福河畔，“洼中成集”是非常不明智的，它又一次说明了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的集体意志的愚蠢。在长春镇曾经存在过的300多年里，记录中万福河破坏力大的洪水至少发生过十几次，每一次洪水到来长春镇都不能够幸免于难，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洪水只危及房屋、牲畜和农田，但是清朝乾隆三十九年的那场洪灾，最终还是让长春镇从万福河的北岸消失了。对于长春镇来说，那是最后的洪灾。整个镇子被洪水冲走的那些日子，万福河下游的河水中漂满了房梁、木柜子、粮囤以及人和牲畜的尸体。洪水下去之后很多年里，万福河下游的人们仍然能够时常在沙地和淤泥中拾到长春镇大大小小的碎片。当然这些只是我的想像，史志资料对洪灾没有详细记载。
倒是有一则民间故事，似乎与清朝乾隆年间的那次洪水有关。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勤劳孝顺”的光棍汉和一个美丽的“长春女子”，故事的背景应该是在万福河的中下游。这个故事在定陶县南部靠近万福河的地区广为流传，后来在1988年被定陶县第一中学语文教师刘照华整理成文，收入当年印制的《定陶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故事卷》中。像所有的民间故事一样，这个名为《许三本拾妻》的故事也缺少细节，整理者刘照华忠实于口头文学的原貌，未作任何增删和修改，只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发掘它本应有的感染力。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很久以前，万福河下游的柳林镇住着一个心地善良、孝顺老母的光棍汉许三本，由于许三本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年届三十尚未婚娶。有一年夏天，瓢泼大雨连下了十天十夜，万福河涨水，从上游漂来一只大木盆，盆里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子。那女子漂到柳林镇附近的河面上时，被善水的许三本救起。女子被救后跪在地上说：“我是上游长春镇人，我的家被大水冲掉了。一路上我看到很多男人站在河岸上，但是没有人敢下河来救我，你为什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把我救上来呢？”许三本说：“以前我的老母亲健在，我如果死了就没人照顾她，现在老母不在了，所以我才敢下河救你。”长春女子给许三本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就嫁给了他。一年之后，长春女子为许三本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两个女儿都长得漂亮，活泼可爱。许三本勤奋有力气，他的妻子善于持家，他们的日子渐渐过得殷实起来。可是有一天，许三本正在田间歇息，他的妻子领着两个女儿走过来对他说：“我是来送给你这两个女儿的，现在我把她们俩交给你，我要走了。”原来这是许三本做的一个梦，醒来后，他回家看见两个女儿在院子里玩耍，妻子真的不见了。有人告诉许三本说，他们看见长春女子端着一只大木盆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她就坐在木盆里向下游漂了去。许三本理解了梦中他的妻子对他说的话，所以也没有去寻找她，他自己抚养着那两个女儿长大成人。后来，他的大女儿嫁给一个王姓书生，不久王书生进京赶考中了探花，官至三品；二女儿则嫁给了定陶县黄冈镇大富人家何元外的大公子。
上面这个故事是关于“长春女子”的众多传说中的一个，故事里有一些训诫的意义，甚至还隐藏着宿命的观点。因为故事中有长春镇被大水冲掉的说法，我觉得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我的意图，所以才把它写了下来，但这个故事并没有打动我。《定陶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故事卷》中有关“长春女子”的四个故事，全部由刘照华执笔整理，因为刘照华是我的弟弟，所以我感觉上和那几个故事非常贴近，其中有一篇名叫《白娥树》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被我改编成小说的那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很久以前，有个叫赵明成的男人，带领着一支由十匹骡子组成的骡队去南方贩大米，路过定陶县长春镇时，他在镇子头上的水井边遇上一个美丽的女子，正在用陶罐打水。这个美丽的女子名叫白娥。恰巧赵明成感到口渴难忍，就向白娥讨水喝。赵明成喝水的时候，白娥背过身去说：“这位过路的大哥，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我不能请你到家里喝一碗开水，只好让你喝生水了，可是这又违背了长春镇的礼节。”赵明成看到这个女子不但美丽，而且知理明礼，一下子就爱上了她。赵明成不想到南方做生意了，他想把那十匹骡子作为聘礼送给白娥的父亲，然后娶走她。可是白娥却说，她自小失去父母，现在跟着哥哥过生活，但她的嫂子经常打骂她；再说她并不看重财富，她看重的是男人的力气，如果赵明成能够把井边的那棵垂柳拔下来，他的愿望就可以满足了。这时赵明成看到井边的确有一棵垂柳，树身差不多有碗口那么粗，他走过去，用力拔那棵树，但一个人怎么会拔下来一棵树呢？白娥低下头，把她的一块白手帕递给赵明成，对他说：“现在你去干应该干的事情，等你回来的时候，还会在这个井边看到我。”这样赵明成才又继续赶路。《白娥树》的故事到这里以后，接下来的一段开始重复一个人人皆知的故事，这个被重复的故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天上只七日，地下已千年”，它在中国内地有着成千上万种版本，但所有的版本大意都是这么说的：有人离开了一个人或一个地方，到另外的地方去，当然一般情况下他在那个另外的地方看到了一些不曾在原地看到过的人和事，美丽或者离奇，比如可以类似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但当他回到原来时，原来的一切都已经改变了，似乎他被时间抛到了一边，除了他之外的事物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年。《白娥树》接下来就是这么说的。赵明成在南方经历了战乱，遇到过打劫的土匪，当他从南方回来时，已经变得两手空空，他没有做成生意，还失去了那十匹骡子。他再次路过长春镇，也没有看到白娥在水井边等他，只看到井边有一棵又粗又高、浓荫蔽日的百年垂柳。赵明成觉得奇怪，他向镇子里的人打听白娥，他们告诉他说，长春镇是有过一个叫白娥的女子，但是没有人见过她，因为白娥的故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白娥姑娘天天坐在水井边，等待一个赶骡队的人，据说那人去南方贩大米，回来时就会娶走她。但是她等啊等，井边的柳树越长越粗，牵骡子的人却没有回来。后来白娥的嫂子逼她嫁人，白娥就吊死在井边的柳树上。现在，那棵柳树就叫白娥树。这就是经常被我拿来讲给别人听的“白娥树”的故事，它的浪漫精神令人感动，同时，读到这个故事的人，再也不会觉得史志资料中关于“长春女子”的简短记述是那么虚无缥缈了。直到今天，生活在定陶县南部万福河地区的人们仍然习惯把垂柳叫做“白娥树”，我觉得只要对垂柳的这种叫法流传下去，人们就会记住与“长春镇”和“长春女子”有关的一些事情。只是有一点，我刚刚讲述的这个故事和洪水没有关系。
现在不得不说一下我写这篇小说的缘起。
简单地说，这篇小说的写作起因于一个叫英子的女孩子。我这么说，读者当不至于产生什么误解，以为我在玩弄什么花招。对此我有两点解释：首先，我和英子只有很短暂的交往，而且那几乎算不上是一种交往。就本篇故事来说，英子也不是主要的角色。只是英子引出了这个故事。无论生活中的英子还是故事中的英子，我不知道她们有什么不同，或许英子就像一个影子，她在生活和故事之间来回走动。其次，我不是要写出一篇故事来送给英子。我和英子之间，不应该用一篇故事来说明什么，即便有一天英子看到这个故事，它也不能够说明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如果一个人编一个故事送给一个女孩子，恰当与否另当别论，这样的礼物未免还是太不像样了。
我第一次看见英子，是在朋友组织的一次周末家庭宴会上。英子是我的朋友岳虎带过去的，所以饭桌上她一直坐在岳虎的身边，唱歌跳舞的时候她也始终像影子一样跟在他身后。岳虎是青岛人，几年前他从青岛来到济南，和我们这些半拉文人混在一起。他的身边有过几个女孩子，都是那种又傲又嗲的主儿。但是英子很有些不同，在女孩子中，英子属于那种小巧而安静的类型，特别不引人注意，可是当她坐在灯光的暗影里，大家却总是忍不住去望望她，因为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有时候安静的力量不可抗拒。那天有人告诉我说，英子是岳虎新交的女朋友，也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她只是岳虎从夜总会长期包租来的小姐，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之间的同居关系是显见的事实。后来我去岳虎的住处，经常看到英子。英子很少说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也许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英子不会常常这么沉默不语。她总是在我到来的时候说一声“来了”，然后在我离开的时候再说一声“走好”，她的好听的普通话中夹杂着一丝小心翼翼。其他的时间里，英子一般坐在房间里容易被忽略的位置上，安静地看着岳虎说话，而这时候岳虎的神态恰恰表明，好像英子根本就不在这个房间里。这也可能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吧，谁知道呢。英子从来不谈论自己，所以自始至终我都不能知道她到底是谁，家在哪里。逢到岳虎外出的时候，英子让我坐在沙发上，然后在房间里到处寻找香烟。我呢，一般是在把英子找出来的香烟抽掉半盒以后，拍拍屁股离开。
那段日子，根据朋友们的说法，岳虎也从来不谈论与英子有关的任何话题，即便英子不在跟前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他对我似乎有些例外。比如，岳虎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英子是个婊子”这句话，可是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那么言不由衷，内心里的想法捉襟见肘。我相信那时候的岳虎并不愿意承认他对英子的评价，他是被逼无奈的。还有一次，岳虎单独把我邀到弥特儿酒吧喝酒，大家默默地灌下去一些酒之后，他对我说：“你觉得英子怎么样？她漂亮吗？”“当然了，”我说，“那还用说吗？”岳虎说：“这就对了，让我们喝酒吧。”
英子在的日子大约持续了半年，那段时间岳虎偶尔拉我到弥特儿酒吧喝酒，但酒喝得越来越没有滋味，每一次岳虎都要喝醉，说话颠三倒四。当时我想要在一个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结束我和岳虎的这种聚会，岳虎心里大概也和我想的一样，就是如何尽快结束它。大约是在1998年春天，五·一节前后，岳虎再次拉我来到弥特儿，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我们两人最后一次单独喝酒了。那一次岳虎告诉我说，英子已经离开了。当时我不明白“离开”意味着什么。岳虎说离开就是离开，就是英子离开了他，离开了这个城市。我们想要结束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这么简单。岳虎不知道英子去了哪里，当然我也不知道。我手中捏着弥特儿奇形怪状的高脚酒杯，看着灯光的影子在里面晃动，在音乐的伴奏声中，听岳虎说他的一次并不稀奇的同居生活，或者说帮助他调剂伤感。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岳虎说，英子曾说她有一天可能会去南方，但恐怕她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她可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英子的家乡又在哪里呢，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岳虎回忆说，他只听英子谈到过一点，她的家乡有一条河，河两岸的漫坡上、浅水里以及离河岸不远的洼地和坑塘，到处长满了竹子，可这样的地方未免太多了。是啊，现在，英子离开这个城市已经很久了，我只知道，她是我的朋友岳虎的情人，同时，她还有可能是我的同乡。只有这些。
《竹器》的故事中断得很久了，现在我接下去把它说完。有一天，一个老篾匠担着挑子，走村串乡去卖他的竹器。正像先辈人所做的那样，他一边走路，一边麻利地把扁担换到另一个肩头，还用行内传下来的又硬又糙的调子吆喝：“碰竹篮子——打竹筐——”这一天老篾匠路过一个叫大王庄的村子，在村头的水井边，他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在做针线。老太太的身后是一棵浓荫蔽日的百年垂柳，像柔软的竹篾一样垂下来的柳条，轻轻扫着老太太的白发。村子里很寂静，或者可以说是空旷。老太太的手指关节粗大，捏着针线的样子显得很笨拙，她的眼睛显然已经昏花了，因此不得不把针线活儿拿到离她的脸三寸远的地方。老篾匠看见，那个老太太的针线筐里放着一个河蚌模样的小小竹器，它的口翼处嵌着一圈细小的咖啡色的珍珠。经过了这么多年，似乎那个针线盒还像从前一样光洁细腻。老篾匠认出了那个东西，他也知道那是谁的手艺。他记得，当年他的祖上企图把它交给一个“长春女子”的时候，那女子居然低声哭起来，她急促地喘着气，甚至全身发抖。老篾匠放下扁担，坐在老太太对面几步远的地方，燃着了一袋烟。他们两人对视了一阵，很快，老太太转过脸去望着别处，她的目光显得茫然。老篾匠清了清嗓子，问老太太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长春的镇子。老太太仍然把她的目光投向很远的地方，她说听倒是听说过，可那是故事里面说的。老篾匠又问老太太，知不知道那个叫长春的镇子被一场洪水冲走了。老太太说那也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老篾匠指了指针线筐里竹编的针线盒，问老太太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老太太说那个针线盒是她的小孙女的东西。老篾匠接着问老太太，她的小孙女怎么会有这个针线盒呢。老太太似乎不愿意说下去了，她停了停，咽下一口唾沫，但最终还是慢吞吞地道出了小小竹器的来历，她说，那是城里的一个年轻人送给她的小孙女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