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中，胡适是这样分析《野有死麕》这首诗的：“《野有死麕》的诗，也同样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初民社会的女子多喜欢男子有力能打野兽，故第一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写出男子打死野麕，包以献女子的情形。‘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便写出他的用意了。此种求婚献野兽的风俗，至今有许多地方的蛮族还保存着。”
周作人不同意胡适的看法，说：“《野有死麇》胡先生说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自然是对的，但他以为吉士真是打死了鹿以献女子，却未免可笑。第一章的死麇既系写实，那么第二章也应是写实，为什么‘白茅纯束，有女如玉’会连在一起去‘描写女子的美’呢？我想这两章的上半只是想像林野，以及鹿与白茅，顺便借了白茅的洁与美说出女子来，这种说法在原始的诗上恐怕是平常的。我们要指实一点，也只能说这是猎人家的女儿，其实已经稍嫌穿凿，似乎不能说真有白茅包裹一只鹿，是男子亲自扛来送给他的情人的。若是送礼，照中国古代以及现代野蛮的风习，也是送给他将来的丈人的。然而这篇诗里‘因家庭社会环境不良’而至于使‘那个怀春的女子对吉士附耳轻轻细语’，叫他慢慢来嘘，则老头子之不答应已极了然，倘若男子扛了一只鹿来，那只好让她藏在绣房里独自啃了吃。喔，虽说是初民社会，这也未免不大雅观吧？”
胡适又说《葛覃》诗是描写女工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周作人说：“照胡先生用社会学说诗的方法，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是这样一种情状：妇女都关在家里，干家事之暇，织些布匹，以备自用或是卖钱。她们都是在家里的，所以更无所归。她们是终年劳碌的，所以没有什么放假。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了这是两千年前的诗了。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公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
对《嘒彼小星》一诗，胡适的解释是：“好像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我们试看《老残游记》，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再看原文：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我们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可知道她的职业生活了。”
周作人却说：“我把《小星》二章读过好几遍，终于觉不出这是送铺盖上店，虽然也不能说这是一定描写什么的。有许多东西为我所不能完全明了的，只好阙疑。我想读诗也不定要篇篇咬实这是讲什么，譬如《古诗十九首》我们读时何尝穿求，为何对于《诗经》特别不肯放松，这岂不是中着传统之毒么？胡先生很明白的说，《国风》中多数可以说‘是男女爱情中流出来的结晶’，这就很好了，其余有些诗意不妨由读者自己去领会，只要有一本很精确的《诗经》注释出世，给他们做帮助。‘不求甚解’四字，在读文学作品有时倒还很适用的，因为甚解多不免是穿凿呵。”
胡适有句名言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周作人在文章最后提醒胡适：“要大胆，要大胆，但是不可太大胆！”
后来，在把这次演讲收入文集时，胡适删去了对《葛覃》的解读，部分地接受了周作人的意见。
周作人和胡适都属于自由知识分子，但两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周作人偏“冷”，胡适偏“热”；周作人悲观、消沉，刻意远离政治，只想躲进书斋，倾心自己的“胜业”；胡适乐观、自信，喜欢介入政治，坚信一点一滴的努力，就会有一尺一寸的收获。周作人信奉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胡适则崇尚“少一事不如多一事”。
由于两人都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所以，虽然在学术上或在某个具体事件上所持观点不同，但两人惺惺相惜、彬彬有礼的关系却难能可贵地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维持了曲曲折折的一生。
生活上，胡适和周作人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学术上，两人相互切磋相互勉励。当一方陷入困境时，另一方瞬时陷入深深的担忧中，并会在第一时间向对方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
1929年，胡适在上海发表《人权与约法》等系列文章。这些言辞激烈的批评惹恼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文要撤掉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中央党部也声称要严办胡适。周作人在报上看到消息后，立即给胡适去信，劝胡适“还是小心点好”，希望胡适“毅然决然抛开上海的便利与繁华，回到萧条的北平”，集中精力和才力，安心做学问。
胡适从信中读出了周氏对自己的深情厚谊，尽管他还不打算撤回北京，也不打算屈服于国民党的淫威，但周氏真诚的劝慰令他非常感动，回信中，他不免真情流露了一番：
“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1934年1月13日，周作人在《人间世》发表《知堂五十自寿诗》：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胡适于1月17日依韵作《和苦茶先生打油诗》：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舍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第二天，胡适诗兴不减，又依旧韵和了一首五言诗：
老夫不出家，也不著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幽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盅茶。
周作人收到胡适的诗后，也回了一首《为适兄再续八句》：
双圈大眼睛，高轩破汽车。
从头说人话（刘大白语），煞手揍王巴（谬种与妖孽）
文丐叫连天，诗翁满地爬。
至今新八股，不敢过胡家。
3月5日，周作人给胡适写信，附上所作牛山体诗一首：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胡适收到后，叠韵答之：
肯为黎涡斥朱子，先生大可著袈裟。
笑他制欲如擒虎，那个闲情学弄蛇？
绝代人才一丘貉，无多禅理几斤麻。
谁人会得寻常意，请到寒家喝盏茶。
1935年，胡适还做了一首和周作人的贺年诗：
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
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
强梁还不死，委屈怎能全！
羡煞知堂老，关门尚学仙。
从胡适的“和知堂诗”中，可以看出，一方面，胡适不能认同周作人安于“吃苦茶”的闲适，认为这种消极无为于世无补，所以坦陈自己“不敢充幽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盅茶”；另一方面，由于对当时政府的失望，胡适又觉得，在“开口都成罪”的不自由社会，“关门尚学仙”的知堂老人也确实值得自己的羡慕。
周作人知道胡适听不进自己的劝，仍热心政治，喜欢管“闲”事，说“闲”话，但他并不因此看低胡适，只是很惋惜。在他看来，倘若胡适安心做学问，静心写文章，他的成就将不可限量，因为，胡适这样的大才，世所罕见。“文丐叫连天，诗翁满地爬。至今新八股，不敢过胡家”，周作人这几句对胡适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可见，两人虽然志趣不同，但却不妨碍相互欣赏。
1936年，周作人在报上看到丁文江积劳成疾，不幸去世的消息，他当即想到胡适。因丁文江是胡适的挚友，且胡适和丁文江一样，工作起来就不要命。于是，他致信胡适，劝胡适注意休息，不要再管政治的“闲事”，“不如专门讲学论学”。
胡适不能接受周作人的劝告，但他知道对方是真诚关心自己，所以就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人生信仰：
“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问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周作人劝胡适“汔可小休”，胡适则对他说，自己越忙休息得越好，因为忙碌之后心能安，结果反而睡得沉：“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周作人责怪胡适不该再管政治的、社会的、学生的事，他认为胡适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上面实在得不偿失，因为胡适的努力在他看来收效甚微甚至没有回报。对此，胡适说，自己已经得到很大的报酬：“但我也有我的酬报。良心上的谴责减轻一点，上床时能熟睡，都是最好的酬报。至于最大的安慰，当然是我收到穷乡僻壤或海角天涯一个，两个青年人来信，诉说他们在某一点上受了我的某句话的影响，使他们得到某种的改变。无心插柳，也可成荫；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只是耕锄不深，灌溉不力，只可责己，未可怨花也。”胡适说：“私见如此，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
信末，胡适提醒周作人，写这封信，不是和老兄争辩，而是表明自己的“性情”而已。
一个是真诚地嘘寒问暖，一个是坦诚地自明心迹。这份真挚，不但化解了分歧可能带来的不快，而且使双方的友谊变得更加稳固、坚实。
1938年，胡适在伦敦给苦住在北京的周作人去了封信，信里是一首八行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显然，胡适是在劝周作人要“识得重与轻”，千万不能当汉奸。“藏晖”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留学日记用的笔名。周作人收到信后，回了一首诗：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
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在诗里表明“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其实是暗示胡适，自己不会当汉奸的。周作人将这首诗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收。胡安定是胡适的一个别号。遗憾的是，由于使馆人并不知道胡安定是胡适，这封信被扔在一旁，一年后才由一位胡适的熟人交到胡适手里。其时，周作人已经落水。收到此信的当天，胡适颇为感慨，写诗一首《无人认得胡安定》：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在日记里，胡适做了一点说明：“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诗，又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纸，信封上写‘Dr.A.J.Hu，胡安定先生’，由华美协进社转。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搁到今天才转来。（最近他问我，我叫他寄来）。”
周作人晚年在给鲍耀明的信里还谈到了胡适“劝他南行”一事：
“适之的诗（稿已不存）系劝我南行，其意甚可感，但我因家庭关系实在无意摆脱，有母亲，鲁迅的故妻（另住别处），兄弟的故妻及三个小孩均在京，在自己一家大小四人，我女儿和她的两个小孩，以上均住在我处。故只能苦住下去，以诗答复，其自写的诗则一年后寄来者也。当年不便写真姓名，故写他的别号胡安定寄到中国使馆代收，却不料搁了一年不曾转到。此一件事值得写一篇文章，但大抵也就是回想记的一节。”
直到人生暮年，周作人仍觉得胡适的“劝他南行”，“其意可感”，“值得写一篇文章”，他对胡适曾经的关心和牵挂，可谓念兹在兹，铭心刻骨。
胡适和周作人，性格不同，志趣不同，人生的道路也不同；政治上有分歧，学术上有纷争，生活上也不免有龃龉，但两人的友谊却从未中断。根本原因在于两人都是伏尔泰的信徒：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却尊重你发出的声音。
钱玄同曾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说：“我以为我们应该服膺圣训‘君子和而不同’一语……要是有依赖他人的行为，有结党成群的意味，别说干坏事，就是干好事亦是不足取。”
胡适和周作人想必都同意钱玄同这番话，因为他俩都做到了——和而不同。
“多识不能益智”——周作人和张竞生
1925年2月13日，《京报副刊》刊出周作人为青年列的十部必读书：《诗经》、《史记》、《西游记》、汉译《旧约》（文学部分）、严复译《社会通诠》、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凯本德《爱的成年》、色耳凡德里《吉诃德先生》、斯威夫德《格利佛旅行记》、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