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年轮》出版了，我感慨万千，总想一吐为快。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坛的鼎盛时期，一批优秀的作家站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给我国的文艺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尤其“知青”作家，以伤痕文学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形象代言人。我是那个时期的最后一批“知青”，1974年我18岁高中毕业后下乡劳动。牧过马、赶过牛、放过羊、种过庄稼、教过书、穿过军装、当过文化馆的文学创作员、在文联任过职、在文化局干过文化行政工作。一恍惚，50多年过去了。参加工作后，学历和文凭在那个时期非常吃香。没有文凭的我，是个典型的落伍者。那时我二十五六岁，找个工作不容易，要去进修学历，组织推荐考试进修，没有我的资格。看到我的同龄人都是大专和本科的学历，和我同在县级最高学府里教书。尽管我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和优秀的教学能力，是学生非常敬重的老师。但在同道的眼里，我是一个典型的“残次品”。我的失落和无奈，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此消沉下去，不是我的性格和作为。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选择了一条别人不愿攀登的道路，开始不分昼夜地爬格子，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凡是能写的文学样式我都尝试过。我写的手稿能装几麻袋，遗憾的是调动了几次工作，搬了无数次家，实在无法保存和搬运，多数被毁掉了，有些被县档案馆收藏，我留下的所剩无几。事到如今我觉得丢失了的不单是那些废纸和手稿，丢失的是不安的灵魂和对时间的记忆。人的记忆，在世的时候可以储存在大脑里，时间是留不住的。如果人死了，记忆也就死了。我为废弃的手稿痛心疾首。丢失无法挽回，只要人活着，依然能写出来。一个人灵魂中的东西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没有思想和灵魂的人，来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可以说是一具行尸走肉。
因为我的失落和不幸，我当初写文章是斗胆而为之，也就是在我28岁时的1986年，一篇散文试投中国最权威的《散文》刊物，竟然被刊登。我不敢相信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会非常醒目地印在这个让多少做文学梦的人垂涎欲滴的名牌刊物上。这是我的处女作。这次的意外，更激起了我的文学创作激情，我疯狂地在文学创作的伊甸园里拼命，至今那个地址为：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124号的百化文艺出版社给我寄来的《散文》样刊的牛皮纸信封我还珍藏着。就在那个时候，中国散文界最走红的杰出青年散文作家刘增山老师吸引住了我的目光，他的散文让我灵魂透明，心灵震颤。我就反复多次写信求教于刘老师，请他指点散文创作秘诀。其实，刘老师的秘诀是一封又一封热情洋溢、充溢着人间爱心和人情冷暖的关爱和抚慰，让我豪气横生，活力四射。恩师30多封书信成为我的经典藏品，感谢刘老师，感谢上苍给我和刘老师的缘分。还有和我同时起步的蒙古族兄弟阿勒德尔图，和我书信交流文学创作体会，他的30多封山高水长的书信置于我的案头，让我拥有了草原和蒙古包。他如今是著名的蒙古族作家，《中国文化报社》驻内蒙古记者站站长。另外一位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我的母校就读高中的学生，17岁的马平川。他在上学期间，是走红全国中学和大专院校的优秀诗人和书法家。因为文学和书法特别突出，高中毕业后，被四川大学破格录取。如今是全国著名的青年评论家和陕西艺术界高端论坛发言人。他的20多封书信，因为书法秀美，在我众多的书画藏品中，我视之为珍品。总之，我的好多朋友的书信远远超过了我的藏书。
《母亲河》出版后，我又胡写乱画地搞起了书法。现任《平凉日报》社办公室主任的李利军了解到我的处境和创作情况后，多次跟踪采访，与我促膝畅谈，他将我的状况作为一个时期文化人普遍面临的窘境的缩影，以整版篇幅撰文，进行宣传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鼓舞和心灵上的安慰。继之而来我又出版了《灵斋墨缘》。这本集子实际上是我书法的心灵图像。我又和全国书画界的朋友交流。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我所推崇的我国著名书画家、“天下第一驼”祁峰、中国书画界优秀才俊封俊虎、虞犁新、张会利、杜道麟、曹明华、张世强、张树亮、陈文轩、干作余、陈克年，我国著名书画艺术家蔡小汀老前辈，陕西诗人赵玉平、月人、姚仪，书画家胡振西、夏山河、曹宇、史富成，西北师大文学院院长彭金山、甘肃作协副主席姚学礼、作家武国荣等很多很多的书画家、作家、诗人和我经常交流，切磋艺术，请我撰写评论。还有亲自给伟大领袖毛主席佩戴红领巾的社会名流、著名收藏家蒋含宇、江苏收藏家骆秀超、香港收藏家陆长春，请我题写报头、匾牌、撰写碑文。面对如此众多的文朋书友的关爱和厚望，我以忘我的写作速度和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为他们漫说泛评，挥毫大书。我并非牵强附会地杜撰，沽名钓誉地乱书，是因为朋友们的艺术感染和对我的信任、厚望感动了我，产生了艺术和心灵的共鸣，身不由己地做艺术的殉道者。我多次给朋友们说，无论谁成为中国优秀的文化人，我宁愿做他们的垫脚石。
这些足够了，我还需要什么呢？
我曾经以每天写一万多字的速度在文学的莽原上疾跑，创作的欲望和感情的闸门一如潮水，不能自已。写就写吧，如农民种庄稼，勤劳就有好收成。我相信“天道酬勤”的真理，也执著于荡气回肠地大写人生。我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就像蜜蜂采花一样，对于大自然里鲜花盛开的地方嗅觉特别灵敏。写作如农人拓荒，如蜜蜂酿蜜，艰辛自知。文章到底如何去写？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相信作家是写生活，因为写作是铸造灵魂殿堂的活计，没有生活体验和对生命的深刻感悟是写不出来的，更何以说传道、解惑、明鉴、留史了。如此说来，你不就是写你自己吗？我可以肯定地说，通过写自己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活得更好，如何善待生命，善待生活，善待自己，善待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做些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有如农民种下的粮食除过自己够吃之外，余下的卖给别人和社会享用，才养活了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作家、书画家所谓的艺术产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流传社会，让人们享用。
说来道去，我的那些文字能做什么用？连我也说不清。好多朋友说，我的诗歌和散文就像音乐一样，有一种空灵和壮美。既然如此，就干脆和盘托出，免得成为负担，一个人的负担多了太累。人都是赤裸裸的来到世上又赤条条的离去，你的肉体在哪里？你的灵魂在哪里？恐怕都是空的。唯一的遗物就是有一星半点的文字和书法流传后世，想必也是不错的。既然造物主和爹娘让我来世一次，我应该知道感恩！
我似乎说了些与书无关的话，让人生烦。如今50多岁的人了，好好反思盘点自己的一生正是时候。只要我活在世上，我依然要写下去，直到老死！
感谢我的恩师刘增山前辈给我一如既往的关爱和厚望，感谢甘肃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果老师为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感谢敦煌文艺出版社编辑余琰老师付出辛勤工作，感谢甘肃乌金煤田印刷厂的冯燕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不厌其烦的制作排版。谢谢我的读者。
作者2010年9月18日于灵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