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年的天涯海角
1996年春天，陶本伯格还处于一次又一次失败、几乎要放弃从病理样本中寻找西班牙大流感的基因片段之时，一位二十八岁的女人来到斯平特斯伯根岛。
斯平特斯伯根属于挪威，靠近北极圈，虽然是春天，但岛上还覆盖着冰雪。风依旧刺骨，但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
偏僻的小岛本来就没有多少游客，这种寒冷的日子就更没有外人来了。年轻的女子登上小岛，沿着山路走着，走着，直到前方出现一个墓地。
白雪皑皑的山上，一排排白色的十字架孤独地立在那里，时间在这里如同静止一般。
女郎止住脚步，望着前方的墓地，感慨万分。
这个如世外桃源般的小岛，对她来说，遥远得如同天涯海角一样。
从加拿大的多伦多来到斯平特斯伯根，花了两天。这两天对于她来说，是难忘的四年。
除了四年光阴之外，还有她的全部积蓄，还有那曾经认为是海誓山盟般的爱情和婚姻。
年轻的加拿大地理学家柯尔斯蒂·邓肯面对着天涯海角的这个小墓地浮想联翩。寒冷的风吹起邓肯齐腰的秀发，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心中不知是激动还是感伤。
思绪向北极的风一样飘浮着，一直浮回多伦多的那间一度温馨无比的起居室。
1992年，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对小夫妻和很多年轻夫妻一样，吃完晚饭后在家中的起居室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聊着。
丈夫是儿科医生，妻子是多伦多大学的地理学家，研究的方向是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因此话题很自然地又转到了和生命科学有关的领域。
不知是谁起了头，话题扯到1918年的大流感上。邓肯对这场大瘟疫有许许多多的疑问，对这些疑问，一个忙忙碌碌的儿科大夫很难一一解释清楚。邓肯干脆去查，首先查到的也是克瑞斯比的那本畅销书，这本书彻底的改变了邓肯的人生。
邓肯来自魁北克，到过纽约市，对书中有关这两个地方的数字非常关心。书中提到，1918年大流感中，美国有超过五十万人去世，纽约市为一万九千人。魁北克有超过五十万人生病，死亡一万四千人。
在不到一年中死了一万九千个人或者一万四千个人是个什么概念？如果今天出现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蒙特利尔的殡仪馆的车子每次最多能运十具尸体，这样的话需要一千九百辆或一千四百辆送葬车，一千多辆车排在一起的场面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样前所未有的大瘟疫的原因居然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七十三年了，科学家都干什么去了？
和前面出场的其他两个人相比，邓肯是百分之百的外行，可是她比其他两位更有信心，认定是上帝要她找到西班牙女郎的。
邓肯回到家里，对丈夫大声说：“我要找出西班牙流感的原因。”
丈夫摇摇头，在心里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天真，那么多科学家做了那么多实验，一直没有解决西班牙流感的病原之谜，她一个学地理的能搞出什么名堂？
邓肯确实不知道从何入手，便从查资料开始。她来到学校的图书馆，在电子资料库中检索所有和流感有关的文章，然而没有找到任何和1918年大流感病毒有关的论文。数据库里找不到，她便给流感研究专家们打电话，得到的答案千篇一律：西班牙流感病毒永远消失了。
西班牙女郎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病毒分离技术还没有诞生，等到该技术诞生后，由于人体组织不能长期保存，已经不可能分离出病毒了。邓肯的专业恰恰是地理学和人类学，有生物组织天然保存方面的知识。在哪里能找到保存完好的当年死亡者的尸体？
必须是非常寒冷、非常干燥、而水量很多的地方，这种地方应该在极北之地。
加拿大有处于北极圈的地方，符合这些条件，但那里没什么人，也很难找到1918年的死者。
既寒冷而且还有不少人居住的地方是哪里？
阿拉斯加。
2.所见略同
四十二年前，黑尔和邓肯所见略同，同样认为在阿拉斯加的冻土里能够找到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黑尔是美国人，阿拉斯加是最北的美国领土，他是这样想到阿拉斯加的。邓肯是加拿大人，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知道那里有不少爱斯基摩村落。克瑞斯比在书中谈到，1918年大流感中，爱斯基摩人的死亡率达到90%，如果能够找到1918年爱斯基摩人埋在永久冻土内的尸体，她就能找到西班牙女郎。
邓肯向阿拉斯加当局索要死亡挡案，对方非常热情，寄来了两千多份1918年阿拉斯加居民的死亡档案。四十二年前赫尔汀也翻阅过这两千多份档案，并据此确定了三个地点。可是邓肯没有赫尔汀的一个优势，她没有永久冻土的地图。美国地理部门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她没有当年波特的军方的关系，面对两千名死者，她不知道哪些是埋在冻土里面的。
在阿拉斯加不成，还有什么地方？
西伯利亚。
她转而写信给俄国西伯利亚有关部门，可是石沉大海，对方根本不理会。
两年过去了，就在邓肯的热情要冷却时，一位刚从挪威旅游回来的好友又点燃了她的希望。
朋友为邓肯描述了斯平特斯伯根岛，提到了那里有永久冻土。邓肯当即来到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只找到两本英文写的有关斯平特斯伯根岛的记录。
跨过挪威海，离本土六百英里的斯平特斯伯根岛虽然偏远，但有其地理上的优势。十七世纪末，这里成为捕鲸贸易中心，有两百到三百条船，一万到两万人在此地活动。1906年，美国人约翰·朗耶拜恩在此采矿，十年之内岛上出现六家煤矿公司，矿工及其家属住在以朗耶拜恩的名字而命名的朗耶拜恩镇里。每年冬天，挪威的农民和渔民也来到岛上打短工，在1918年的时候岛上人口不少。
邓肯猜想，既然这个岛和挪威本土的交往很多，1918年的时候，流感一定会从挪威来到岛上，流感出现了就很可能有人病死，尸体不会运走，通常会就地埋葬，这样的话，永久冻土内有可能有流感病人的尸体。
和阿拉斯加的情况一样，首先她需要岛上居民在1918年的死亡记录。
邓肯写信给挪威官方。和阿拉斯加的情况完全相反，挪威官方的回答令邓肯心灰意冷。岛上的医院没有当年死亡记录，因为那家医院毁于二战。教会也没有教民的死亡记录，因为牧师直到1920年才上岛，在此之前岛上没有教会。当地政府也没有居民的死亡记录，因为存放各种记录的房子也在二战中毁于炮火。
不过官方给了邓肯一线希望：煤矿公司有日志，会记录下当时的死亡情况。
邓肯索性打电话去煤矿公司，对方说，日志确实曾经有过，不过现在已经不再保存了。在邓肯没有晕过去之前，对方告诉她，本地的一位教师保存着日志。
邓肯找到了那位教师，这位热心的教师答应帮她把日志翻译成英文，同时告诉她七名死于流感的矿工的故事。
1918年9月24日冰冻之前，最后一班船从挪威启程了，载着一些到斯平特斯伯根岛打冬季短工的人，并在海上航行了三天后来到目的地。可是在航行中，流感已经在船上流行，靠岸几天之内，一共有七名年轻人死亡，这些人的尸体停放在户外，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很多度。当地有关部门制作了六个木十字架和一个石头墓碑，将他们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刻在上面，用简单的木棺下葬。
邓肯写信给当地的牧师，询问墓地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这块墓地在1918年之后没有人触动过。
下面的问题是，尸体是否埋在永久冻土之内。
岛上的永久冻土可以深达五百米，但表面的半米到一米处于每年融化和复冻的过程之中，如果尸体埋在这个层面之中，肯定早就腐烂了。
所谓永久冻土，言外之意是非常坚硬，在大流感的年代，一下子死那么多人，会有人使出比吃奶还大的力气，把外来矿工的尸体深深地埋入地下吗？
3.永恒的魅力
邓肯继续联系，找到挪威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政府官员、当地殡仪馆负责人等等，询问斯平特斯伯根岛上埋葬死者的规矩和规定。
好消息是：在挪威，尸体通常埋在地下两米深的地方。
坏消息是：不能保证在挪威本土的规矩能够在斯平特斯伯根岛被遵守，因为1918年那地方根本没有法律的概念。
究竟有没有埋得那么深？邓肯相信会的，因为死亡的时候是十月份，是永久冻土融化得最厉害的时候，很好挖，而且挖墓的也是矿工，他们懂得怎么挖洞，挖起来比其他人深得多。
到此为止，邓肯认为她完成了第一步，找到了埋在永久冻土之中保存完好的大流感死者的尸体。
下一步应该挖掘尸体了。但邓肯和赫尔汀不同，她是外行，不仅不会挖永久冻土，而且也没有病毒学的专业技术，挖掘尸体要靠别人的帮助。
邓肯决定组织一个挖掘团队，她一方面申请挖掘尸体的许可，另外一方面开始四处找人。
1996年2月，邓肯得到了各方面的挖掘许可，包括当地政府、镇议会、死者家属、挪威医学会和教会。
组织团队方面，也进展得很顺利。邓肯在病毒研究方面是局外人，她靠的是毅力，到处找医生和科学家，一开始四处碰壁，只到她找对了人。
找到这个人是靠她丈夫的关系，此人也是儿科医生，这位彼得·利维大夫有一项业余爱好——医学考古学，就是用现代医学技术去检查从地里挖出来的尸体或者木乃伊，从中获得有关疾病的历史证据。就是他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发现了天花的证据，因此这位拉五先生荣幸地被评为人类历史上已知的第一个得天花的人。
利维在完成了拉五这桩天花公案后，还想在天花的历史上为加拿大做贡献。美洲大陆的天花公认为是随着西班牙人传到美洲的，使得土著居民人口大幅度下降。
然而利维想翻案，他认为如果在加拿大的永久冻土中找到远古人类的尸体，很有可能找到天花的痕迹，因为患过天花的人的身体，特别是脸上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人类来到美洲，是经过白令海峡当时的陆桥而来的，如果有天花随着人类一起来到的话，最可能在靠近白令海峡的北美地区被发现。利维在加拿大的天花考古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但经过这次医学考古，他对永久冻土有了了解，也相信病毒会在永久冻土中保存下来。
当邓肯来到利维的办公室时，利维对于1918年大流感可以说连想都没想，他所作的医学考古都是上千年的事，最近的也是对一百五十年前加拿大北极探险队的尸体解剖，1918年对于医学考古来说，实在是太现代了。
但是，当邓肯叙述了挪威那个小岛、永久冻土和杀死数千万人的大流感后，利维当即表示，加入邓肯团队。
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很快，靠个人的魅力，邓肯居然组织起一支包括加拿大、美国、英国一批著名的地理学家、病毒学家等科学家在内的团队。
邓肯全身心地投入斯平特斯伯根岛的挖掘计划之中，她的婚姻终于亮了红灯，很快以离婚告终。
除了曾经的海誓山盟一去不复返之外，到此时为止，这个计划完全是邓肯个人掏腰包，已经花了她六万美元。
在人生的低谷和事业就要冲刺的时候，邓肯陷入迷茫之中，她决定到斯平特斯伯根岛去，看看那个在她梦里挥之不去的墓地。
1996年5月，二十八岁的邓肯终于来到那个将近八十年不变的墓地。墓地的最后一排是那六个十字架和一座墓碑，这里长眠着被西班牙大流感夺去的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七条年轻的生命。
墓地一片雪白，寒冷的风中混杂着天堂和地狱的声音，邓肯面对着十字架和墓碑，突然有一种静止的感觉。
放弃挖掘吧，就让这一切成为永恒。
4.因为科学成为职业
然而，解开西班牙大流感之谜的无穷的魅力使邓肯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挖掘。
离开斯平特斯伯根岛之前，邓肯再次来到墓地，用手在每一个十字架和墓碑前挖了一个小小的雪坑，每个坑里放下了一朵红玫瑰。
在白雪之中，那些玫瑰红得像刚刚从血管中流出的鲜血。
回到加拿大后，邓肯决定加快步骤。她个人的财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能争取资助。
虽然有一些科学家支持这项挖掘行动，也有了挖掘所需的许可，可单凭这些是很难得到政府或者有关机构的资助的。发现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对于科学研究和卫生防疫来说非常重要，但以邓肯这样一个非病毒学专业人士出头组织这样的活动，很难让给钱的人信服。
邓肯有她自己的办法，走群众路线，靠公众的热情赢得官方和有关方面的重视。从斯平特斯伯根岛回来后，她把挖掘计划公布于世。这也是她的赌注，如果公众对此反应平平的话，她只能放弃挖掘。
公众的反响非常热烈。邓肯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不仅能说服科学家，也一样说服了公众。一时间，长发飘逸的邓肯名声大噪，如愿获得了资助。她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媒体上经常报道邓肯的挖掘行动，吸引了很多知名的科学家加入她的团队。
在很多时候，科学家也不可免俗地陷入名和利的圈中。
从无名之辈成为风光人物，邓肯陶醉了，她并不知道，在华盛顿的一栋没有窗户的大楼里，有一小组人也在努力地寻找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痕迹。
此时，陶本伯格和他的小组正陷入最艰难的时刻。无数次重复之后还是一无所获，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受媒体追捧的项目，三十五岁的陶本伯格突然有一种疲倦的感觉。
不是你的，也许到头来还不是你的。
陶本伯格有些后悔，为什么不学邓肯，从一开始就把要做的东西公布于众。可是，有什么可以宣布的？邓肯的挖掘有的可说，他从病理样本库找到几份1918年流感病人肺部切片，媒体会感兴趣吗？到现在就更不能说了，经过一年的尝试后一无所获，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没想到，邓肯行动的喧哗给陶本伯格带来了好运，他们于当年8月获得了突破，一旦突破了，就进展得非常迅速。
陶本伯格想，现在是不是应该公布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界也变了，变得越来越利欲熏心了。
不过，科学家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也希望过富裕的生活，也有出名受关注的愿望。科学早已不是一小撮富家子弟的业余爱好了，而成为了一门职业。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必须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以陶本伯格为例，他上完大学后要去读医学院，而且拿到双博士，才能确保在这一行站得住脚。
仅仅站得住脚还远远不够，还要能够拿到课题经费。在美国，虽然课题经费不少，可是申请的人更多，你能够想到的地方别人早就想到了，必须要有高人一等的东西。经费的分配上是三六九等，名人拿走了大头，剩下的人只能去抢残羹剩饭。
没有钱，不管你有多好的思路，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经费充足，首先要成名。
科学上的名气不像网络上的炒作，总得有点真才实学。一种是像陶本伯格那样兢兢业业，等到拿出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后成名。另外一种是像邓肯那样靠舆论的注意而快速成名，此外还有一种是像赫尔汀那样，视浮名如粪土。
陶本伯格决定坚持自己的原则，等论文发表后再公布。在等待论文被杂志发表的时间内，陶本伯格和他的团队五味俱陈地看着邓肯团队抢去了所有的风头。不过有一点陶本伯格有把握，按邓肯团队的速度，第一个找到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桂冠毫无疑问是自己的。
邓肯并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凑巧，就在她开始行动的时候，美军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病理学家能够破解西班牙大流感之谜。邓肯团队精英荟萃，包括美国CDC的流感专家，这些人也和邓肯一样，压根儿不知道陶本伯格和他的团队在研究1918年大流感毒株上取得的突破。
1997年3月，陶本伯格的文章发表于《科学》杂志，邓肯遭受巨大的打击，在寻找西班牙女郎的旅途上有人捷足先登了。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既然已经能够从病理样本中得到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为什么还要冒着瘟疫扩散的危险在斯平特斯伯根岛进行挖掘？
邓肯和她的团队从媒体宠儿的风头浪尖上措手不及地摔了下来。陶本伯格何许人也，竟然让这个举世瞩目的国际科研行动面临流产的地步？
5.疑问
邓肯火速召集团队开会，讨论今后的行动。
团队中出现了失败的情绪，认为应该停止行动。
但是，邓肯不愿意，或者说她没有退路。挖掘一定要进行，用你们的专业知识去分析陶本伯格的论文，哪怕是鸡蛋也要挑出骨头来。
邓肯的坚持激励了团队的斗志，他们很快找到了陶本伯格的命门。
陶本伯格的病毒基因片段是来自病理样本，请问，人体组织中的病毒基因被福尔马林固定了将近八十年了，难道不会出现变异或者破坏？因此陶本伯格的结果或许并不是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原始面目。也就是说。必须到斯平特斯伯根岛去，把永久冻土中的尸体挖出来，然后从中培养病毒或者获取病毒基因，才能揭示西班牙女郎的本来面目。
此外，陶本伯格能够取得病毒的全部基因吗？仅仅取得病毒的一些片段，能够帮助应付西班牙流感的卷土重来吗？换句话说，还得靠斯平特斯伯根岛的挖掘，才能真正为西班牙大流感提供答案。
邓肯团队的网站上登出了他们对陶本伯格的评价：他只是发现了病毒基因的部分序列。
陶本伯格不予反驳，但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开始质疑邓肯的行动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在亚特兰大，美国CDC流感研究室主任南希·考克斯觉得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安排陶本伯格和邓肯见面，让两人面对面地交换意见。
1997年4月，陶本伯格和邓肯来到亚特兰大。
考克斯预料中的剑拔弩张并没有发生，当邓肯的激情遇见陶本伯格的平静，这场会面变得非常融洽。两人还发现了在音乐上的共同爱好，陶本伯格答应把收藏的唱片送给邓肯。
邓肯所要的都得到了，正像邓肯团队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陶本伯格承认自己在样本上的缺陷，他同意邓肯继续筹备挖掘，在继续自己的研究的同时，他同意加入邓肯团队，提供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支持。
邓肯如愿以偿地离开了亚特兰大，继续准备自己的挖掘去了，陶本伯格的文章没有动摇她的军心，陶本伯格正式成为邓肯团队的一员，这在宣传上又多了一个热点。
陶本伯格也很淡然，如果邓肯能够提供样本的话，确实会有助于他的研究。
然而，召集这次会议的考克斯则从两人的会面中看出了弦外之音。一个月后，以她为首的美国CDC的科学家因为陶本伯格的文章退出了邓肯团队，公布的理由是邓肯的行动已经不属于CDC所要应付的科学领域之内的事了。这表明了美国官方的态度，由于陶本伯格的成果，邓肯行动已经从科学探险变成了炒作。
邓肯对此无能为力，不过陶本伯格依旧属于邓肯团队的成员，只是他和邓肯很少交流。他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果然如邓肯团队预言的，他越来越失望，沃恩的切片中只有有限的几个病毒基因，研究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了。
陶本伯格只好在样本库中再次搜索，从三十五个候选者中找到另外一个样本。
这个样本来自士兵詹姆斯·道恩，他比沃恩早几小时去世，于1918年9月23日凌晨四点半死于纽约的阿普顿军营，肺部充满了液体。
对道恩的样本进行初步实验的结果表明，里面有病毒基因存在。
陶本伯格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的妻子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决定回家享受联邦政府法律规定的每个新爸爸的两周产假。
陶本伯格在费尔费克斯的家中手忙脚乱地当奶爸，而世界并没有把他遗忘。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依然源源不断地寄到病理所，被送到他的那间狭小的办公室。
7月底陶本伯格假期结束，回到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是阅读堆积如山的信件。
这些信件大多是科学界同行来的，还有申请工作的，邀请去开会讲演的，希望采访他的，但其中一封来自旧金山的信，落款是乔汉·赫尔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