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个列兵时，我每天花6便士借书学习语法。我的床位就是我学习的地方，军用背包就是我的书架，一块搭在我腿上的木板就是我的桌子。就这样，我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没有钱买蜡烛或者灯油。在冬天的晚上，我只有借助炉子的火光来学习。为了买一支笔或是一页纸，我不得不忍饥挨饿，尽管平时我就时常处于半饥饿的状态。我没有时间来放松自己，在别人聊天、说笑、唱歌、吹口哨、吵闹的时候，我只有在一旁读着、写着。有时候我需要买笔、墨水和纸时，我不得不为1/4个便士而一筹莫展。唉，仅仅是1/4个便士啊！但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个大数目了。我当时已经长得很高了，我经常锻炼以保持健康的体魄。我们每个人每个星期可以得到2个便士。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当我买完了所有生活必需品后还剩下半个便士，我打算在第二天早上买一条熏青鱼，因为我已经无法忍受饥饿了，但晚上当我解衣准备睡觉时，我发现我的那半个便士竟然不见了。我把头埋在被窝里，伤心至极，哭得像个孩子。”
古伯特在这样穷困艰难的境遇里仍然保持着对知识的热切渴望，他说：“在那种环境中我都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那么世上哪个年轻人还能为其一事无成找到借口呢？”
汉弗莱·戴维本来不大可能获得学习科学知识的机会，但是他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他在药房的小阁楼中利用那些别人丢弃的器皿进行研究、学习，而正是那个时期的艰苦努力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瑟洛·威德说过：“对于许多农村孩子来说，闲暇时间就是他们的最佳时机，他们通过刻苦学习，以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至少，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晚上的时候，你只需生火照看炉子，于是便可以借助火光在旁边读书。我记得，正是这样，我学习了法国革命史，清楚地了解了在这段悲剧中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恐怖事情。我还记得，那时我没有鞋，于是我用破毯子将脚裹起来，走了两英里雪地去凯斯先生那里借书，尽管如此，能从他家里借几本书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情！”
在8月的一个下午，西奥多·帕克这样问道：“明天可以给我放一天假吗，爸爸？”这位可怜的列克星敦装配工非常吃惊地望着他的儿子，尽管现在是最忙的时候，但孩子那张纯真的脸上写满了期待，于是他同意了。第二天，西奥多很早就起床了，他走了10多英里路，终于到达了哈佛大学，他希望能够在此求学。但是他才8岁，不可能按照正常的程序入学。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办法在每个冬天来这里学3个月。在耕作和其他工作之余，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复习功课，把一切空闲时间都用在了读那些借来的书上。有一本书他没借到，但是他认为他非读不可。于是，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没等太阳升起他便出门捡浆果了，他将这些浆果拿到波士顿去卖，然后用赚到的钱买了那本他渴望已久的拉丁语词典。
当西奥多晚上回到家，向他父亲讲述了一天的经历后，父亲对他说：“干得好，我的孩子！但是，西奥多，我没有钱让你去那儿上学。”“是的，爸爸，”西奥多说，“我不准备去那儿，我要在家里面自学，在空闲时间读书，我要认真准备期末考试，如果我能通过的话，他们将给我发毕业证书。”他做到了，在他长大一些后，通过在学校教书赚了点钱，于是他到哈佛大学上了两年学，毕业后获得了哈佛学位。几年后，他做了苏华德、蔡斯、萨姆纳、加里森、霍勒斯·曼恩和温德尔·菲利普斯的挚友及顾问，所有的同乡人都以他为骄傲。伊莱休·伯里特曾说：“我生命中最骄傲的时刻，就是我第一次读懂荷马的《伊利亚特》的头15行诗的那一刻。”伊莱休·伯里特的父亲在他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康涅狄格州农村铁匠铺的一个学徒工，每天都要在锻炉前工作1012个小时。但就算是在拉着风箱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也在考虑着数学问题。在伍斯特图书馆内保存着一本他的日记，上面记录着：“6月18日（星期一）：40页居维叶的《地球理论》，64页法语，打铁11个小时；6月19日（星期二）：60行希伯来语，30行丹麦语，10行波希米亚语，9行波兰语，15个恒星名，打铁10个小时；6月20日（星期三）：25行希伯来语，8行叙利亚语，打铁11个小时。”他精通18种语言和32种方言，被称作“铁匠学者”，他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进步。爱德华·埃弗雷特曾经这样评价过这位没有深造机会但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人：“他足以让那些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的人感到羞愧。”
在遥远的瑞典，光着脚的克里斯廷·尼尔森没有任何受教育的机会，但她非凡的音乐天赋以及优雅的气质使她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让我告诉你们，”塔尔梅奇教授对年轻人这样说，“现在你与那些最终取得成功的人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的。权衡一下我的话吧，30年后再想想。你将发现那些全国闻名的百万富翁，那些举足轻重的演说家，那些成就终生的诗人，那些红红火火的企业家，那些受人尊敬的慈善家现在都和你处于同一水平、处于同一条起跑线。”
“没有启动资本和设备？年轻人，去图书馆好好读几本书，看一看上帝到底给了你什么——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睛、你的耳朵——叫医生带你去解剖室，让他为你一一解释，然后你就别再说‘没有启动资本’这样亵渎神灵的话了。这是公平的，最穷的孩子也得到了上帝的恩惠。”
对于一个报童来说，他并不是成功或荣誉的最佳候选人。对于一个成天为生计发愁的人来说，生活已经不可能再将更多机会从他身上剥夺掉了。尽管如此，一个肩负国家工业复兴的伟大使命的人竟然是个地铁报童。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那时才15岁，他已经开始涉足化学领域了，并且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流动实验室。有一天，他在火车上秘密地做一个试验，火车在拐弯的时候，他的硫酸瓶打翻了，火车地板被弄得一团糟，而且还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列车员非常恼怒，于是他就把年轻的爱迪生赶了出去，而且还打了他一巴掌。
爱迪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成了一位科学泰斗，当有人问及他成功的秘密时，他说，除了工作和学习，他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保持节制。
丹尼尔·曼宁是克利夫兰总统的竞选组织者，后来当上了财政部长，他曾经也是个没有受教育机会的报童。瑟洛·威德、大卫·B·希尔也都是报童出身——纽约似乎盛产有头脑、有前途的报童。
这是多么异想天开啊！——两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一丁点名气的年轻人聚在波士顿一栋廉价的公寓内，商讨着怎样废除某项受很多学者、政客、教会、富人和贵族支持的国家制度。他们怎么敢和国家作对啊！但是，这两个年轻人有崇高的理想，充满激情，渴望拥有美好的未来。其中一个——本杰明·兰迪在俄亥俄州创办了一份名为《全民自由思潮》的报刊，每个月他都要走20英里的路将所有的报纸从印刷馆搬回家。为了增加订阅数，他走了400多英里路去田纳西进行宣传——他决不是个碌碌无为的年轻人。
本杰明·兰迪和劳埃德·加里森一起在巴尔的摩继续着他们事业。加里森永远也不会忘记，成群成群的奴隶被从他们的家园贩运到南部的港口，奴隶们随着一声声拍卖的锤声被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加里森家非常穷困，但是她的母亲从小教育他反抗压迫，正因为这样，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废奴事业。
在他们的报纸的创刊号上，加里森强烈要求立刻解放黑人奴隶，并且痛斥了这种黑暗的制度。他被逮起来，送进了监狱。一个北方的朋友——约翰·G·惠蒂尔——被他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亨利·克莱写信，请求他释放加里森，并且愿意承担保释金。于是，经过49天的监狱生活，加里森恢复了自由。温德尔·菲利普斯这样评价加里森：“在他24岁的时候，他因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被捕入狱。在他青春年少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反抗黑暗制度的斗争。”
在波士顿，在没有资金、没有朋友、没有影响力的艰苦条件下，加里森开创了《解放者》。在创刊号中这样写道：“我将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我将永不妥协地寻求正义，我充满激情、决不含糊其辞、决不向黑暗势力低头。总有一天，别人会听到我的声音。”这个年轻人多么勇敢啊，他敢和整个世界对抗！
南卡罗莱纳州的罗伯特·扬·海恩先生写信给波士顿市长奥蒂斯，说别人送给他一份《解放者》，并向他询问有关出版者的情况。奥蒂斯回信说：这份“毫无价值的报纸”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办的，他躲在一间阴暗的小房子里印刷，唯一的助手是个黑人小孩，支持者只是一些有色人种，他在当地毫无影响力。
但是这位生活、工作在阴暗小屋的年轻人却让世界陷入沉思。南卡罗莱纳州警戒联合会曾开价1500美元发行《解放者》的人；有几个州的州长曾开出了《解放者》编辑的人头价格，乔治亚州立法会开价5000美元要拘捕和审判加里森。
加里森和他的助手们处处被攻击。一个叫做拉夫卓伊的牧师被伊利诺宜斯州的暴徒们打死了，原因是他支持加里森的报纸。一伙富商、政府官员和文人墨客在马萨诸塞这个“美国自由的摇篮”大肆攻击废奴主义者。“当我听说有位先生曾把杀害拉夫卓伊的凶手画在奥蒂斯、汉考克、昆西和亚当斯身旁，”温德尔·菲利普斯指着墙上一幅画说，“我想这幅画中正传出一种声音，痛斥那些懦弱的美国人，以及那些诽谤中伤者。在这片流满爱国者的鲜血、为清教徒们所祈祷的神圣土地上，我们应该将凶手绳之于法。”
南方与北方间的较量既持久又残酷，就连遥远的加利福尼亚也是这样，这场较量的高潮便是那场前所未有的美国内战。在战争结束以后，在经过35年不懈的英勇斗争后，加里森受到林肯总统的邀请，参加星条旗在桑特尔堡再次升起的仪式。一个获得自由的黑人致了欢迎词，而他的女儿则向加里森献上了漂亮的花环。
差不多就在同一段时间，另一个受压迫人民的朋友——理查德·科布登却在伦敦去世了。
他的父亲留下9个孩子便撒手人寰了，几乎没有留下一个便士。这个孩子靠替邻居家放羊维持生计，直到10岁的时候才得到上学的机会。他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受尽虐待，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而且每3个月才能给家写一封信。到15岁的时候，他来到伦敦，在他叔叔的商店里做伙计。为了学习法语，他总是比同伴先起床，而又很晚才睡觉。后来，他外出做起了履行推销员。
他号召约翰·布赖特先生加入反《谷物法案》的运动，这个法案意在将面包从穷人手里掠走，而塞进富人的腹中。他看见布赖特先生当时正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因为他的妻子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
“此时此刻，在英格兰成千上万的家庭里，”理查德·科布登说，“有无数的妻子、母亲和孩子正在忍受饥饿。现在，当你从悲痛中稍缓过来，我建议你跟我一起干，我们要反抗到底，直到《谷物法案》被废止。”理查德·科布登无法再忍受穷人们的面包被富人们剥削，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这并不是个派别问题，”他说，“所有派别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它。这是有关我们生存的问题，是千万劳动者与贵族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他们成立了反谷物法案联盟，得到了爱尔兰所有饥荒者的支持，他们与当局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此法案终于在1846年被废止。布赖特先生说：“每个大不列颠穷苦家庭的餐桌上都有了一块便宜的、香喷喷的面包，这是理查德·科布登的功劳。”
约翰·布赖特是个穷苦工人的儿子，在那些日子，他根本没有读书深造的机会，但这位教格会会员雄心勃勃，他非常同情成千上万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穷人，他们都是《谷物法案》的受害者。在可怕的饥荒中，爱尔兰在一年之内竟减少了200万人口。在那时，约翰·布赖特比英格兰的贵族阶层更为有力，所有的贵族都在他面前颤抖，因为他有严明的逻辑、雄辩的口才和非凡的领导才能。他和科布登一起努力，为的是给劳动者的餐桌上加一块面包给穷苦人的口袋里多加一先令，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