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一旦从不可能产生的地方产生了，就往往使人感到难以相信。但这并不能否定奇迹的存在，也不会减弱奇迹的光泽。
在重兵把守、戒备森严、用人绝对可靠的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公然有人胆敢在总司令畑俊六的办公室安放定时炸弹，能说不是奇迹，不是石破天惊之举？
那么，为什么没有炸死畑俊六，却炸死了他的助手石野邦一？是行刺者对畑俊六的行动观察和判断不准？不是。是近卫首相从东京打给畑俊六的一个电话，使他临时改变上午处理积压文件的计划，而侥幸活下来。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十五分，近卫在电话里告诉畑俊六，据内阁陆军省报告，日军在华开办的沧州、开封、汝南、桐城兵工厂，以及被日军侵占的汉阳兵工厂，因制造枪炮子弹的原材料不足，特别是所需钢铁和铜不足，已严重影响生产。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近卫做出两项决定：一是在华各兵工厂以后由侵华军总司令部直接领导，二是任命畑俊六为首相特使，与汪精卫会谈，按照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有关“中国的资源应满足日本国防的需要”等条款，将生产优质铁和优质铜的湖北大冶矿业公司无偿转交给日本管理。
畑俊六感到这么多的兵工厂完不成生产任务，势必严重影响日军在华作战，就刻不容缓地马上给汪精卫打电话，与他约定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汪精卫在电话里告诉畑俊六，他同样接到了近卫的电话，并再三要畑俊六不必劳驾，他立即带农矿部部长赵毓松来总司令部。汪精卫知道日本人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中国元首来尊重，经常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出现在比畑俊六的地位低得多的日本人面前。不过，他在下属面前，还是保持着舍我其谁的威严。他与陈璧君心情愉快时，夫妻间也开几句玩笑，妻子说丈夫是一副乌龟型性格。他不以为然，淡淡一笑，说：“能屈能伸大丈夫，你懂个屁！”
九点四十分，汪精卫和赵毓松驱车来了。畑俊六赶忙离开办公室，找到助手石野邦一，要他负责将积压的文件看一遍，写出阅读提要，下午向他汇报，就带着经济顾问水惣男匆匆来到小会议室与汪精卫和赵毓松举行会谈。双方还在寒暄，尚未进入正题，忽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从畑俊六的办公室方向传来！
顿时，占地近八十万平方米的总司令部，仿佛顽皮的孩子在蚂蚁洞里炸了一个大炮竹，近三百名军官及其家眷和守卫在这里的独立旅团的士兵，惶惶然蚂蚁似的从各个房间急跑出来。彼此间，明知对方一无所知，总是情不自禁地打听出了什么事。除了士兵们没有行动命令立即返回营房待命以外，军官们和家眷们凭着自己的听觉判断，争先恐后奔向出事地点。
畑俊六和后宫淳办公的地方，是一栋编为一号楼的二层楼房子，楼上六间房子的东头三间是畑俊六的办公室、小憩室和会客室，西头三间的门紧闭着，说明后宫外出未归，也说明这两间房子安然无恙。慌乱的军官们只有几个将军上了楼，其余的站在楼下等待将军们报告可怕的结果。军官家眷上楼的只有畑俊六的二妻玉玲子和后宫的二妻淳芳子。玉玲子不知道丈夫在五号楼的小会议室开会，见丈夫办公室的屋顶上已掀开一个大洞，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两脚发软，是淳芳子搀扶着她上楼的。她上楼一看，见畑俊六的办公桌已被炸成碎片，原来摆办公桌的地方，楼板也炸开了一个大洞，有几处地方还在冒烟，一段没有脑袋，也没有上半身的残缺尸体，血迹斑斑地摆在楼板上，墙壁上、楼板上、天花板上溅着点点血肉结合的浆状物。玉玲子悲痛欲绝，放声痛哭，扑倒在尚未完全僵硬的残尸上。
“你哭什么？玉玲子！我在这里。”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她被人扶起来，抬头一看，才知道丈夫没有死。“总司令！”她转悲为喜，紧紧抱着他。玉玲子破涕为笑，一眼见到汪精卫，擦擦眼泪，说：“噢！汪先生来了！”她不认识赵毓松，只友好地向他深深鞠一躬。
石野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三十三期，去年提升为少将。他任畑俊六的助手已经五个年头。他以生前的能干和驯服，赢得畑俊六的几滴泪水。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在定时炸弹爆炸前的一刹那间，石野来到畑俊六的办公桌前俯身取文件，这才把他的头部和上半身炸得粉碎。
畑俊六吩咐人为石野准备后事，召集几个中将和少将军官开会追查事故原因。汪精卫和赵毓松也在座，因为畑俊六没有把他们当外人。大家分析来分析去，怀疑这怀疑那，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他们还不知道行刺者是谁。
尽管畑俊六没有被炸死，即使他被炸死也丝毫改变不了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但从这件事给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给汪精卫集团的打击和警告这一点看，还是值得称道的。或许苏南抗日游击区也是持这种观点吧，他们给松本弘一郎记一等功一次。
松本被迫释放关押在莫氏宗祠，准备活埋的四百多个新四军家属之后的第五天，因原松本支队的一个少佐军官告密，他刚到手的少将军衔和旅团长被撤销，被关在苏州地区清乡办事处的临时监狱里。监狱长李鹤松是施兰春的哥哥池松柏的妻弟，又是她父亲的表侄婿。她把他请到家里与丈夫见面，说松本是张声涛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张声洲的日本籍妻子的哥哥，一定要设法营救他出狱。第二天，李士群和板野因松本深夜越狱逃跑，对李鹤松有怀疑，但查不出任何证据，又见他是池松柏的妻弟，对清乡很卖力气，此事只好不了了之。松本离开监狱，由张声漾开车把他送到张声涛家里，他一眼见到妻子靓子也在这里又惊又喜。她是下午去监狱看望丈夫时，由施兰春接来的。两天以后，松本和靓子由王德仁和龙思源护送去苏南抗日游击区，松本被任命为对敌宣传团高级顾问，靓子为松本的助手。几天前，松本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救命之恩和获得游击区的信任，设法弄到一颗定时炸弹，以去上海看病为由请假到了南京，在一家旅馆与在总司令部任机要秘书的弟弟松本清弘秘密见面。日本人敬兄若父，弟弟对哥哥提出炸死畑俊六的要求，只犹豫了片刻就答应了。松本清弘用油布包住定时炸弹，使炸弹的计时器发生的微弱响声不传出来，就将它放在畑俊六的办公桌左边的桌柜下面，才产生了这石破天惊之举！
在追查事故原因的会议上，畑俊六矢口咬定总司令部隐藏有内奸，汪精卫矢口咬定行刺者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经过讨论，决定成立以后宫为首的专案调查小组。当天下午后宫从芜湖返回南京后，一连两个月，对一批嫌疑分子进行秘密审查。不用说，全是枉然。因松本清弘是前任总司令西尾寿造的表弟，又为人诚实，谁也不怀疑到他身上来。会上，畑俊六接受汪精卫的建议，严密封锁了这件事的消息，对已经知道这件事的人提出绝对保密的要求。要不是日本投降后，赵毓松仓皇离开农矿部时遗失了记载这件事的日记，被南京育才小学教师雷一鸣偶然拾到，哪里会有这段史海钩沉？
畑俊六请汪精卫和赵毓松在总司令部吃午饭，下午三点双方才正式就大冶矿业公司转交日本的问题举行会谈。畑俊六先说了几句对汪精卫表示尊敬的话，再请他发言。
汪精卫心里明白，凡是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都是无法改变的金口玉言。每当想到这里，心中就泛起寄人篱下的痛苦，像背负十字架一样抑郁和沉重，像身戴枷锁一样压迫和束缚。如果没有人在身旁，就用捶胸脯和擂桌子来发泄一通。在捶捶擂擂中，又有几分懊悔，觉得什么国家元首，什么政府首脑，什么官邸，什么轿车，统统是过眼云烟，统统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获之不足喜，失之不足忧。人生本来就不堪负重，何苦呢？他这样形影相吊一番，总是记起一句名言：“志当求高远，慕先贤，弃凝滞，忍屈伸，去细碎。”是诸葛亮帮助他，使其痛苦的心情一次又一次被能屈能伸的理论所荡平，进一步坚持他的“高远志向”。否定理想，等于彻底否定自己。“生活中没有理想的人，是最可怜的人。”于是，屠格涅夫的话又使他振作起来。既然日本政府说的话是金口玉言，不如干干脆脆，痛痛快快答应他们的要求，留个好人情。
“我与阿部信行特使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是永远生效的，我们应该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首先满足贵国的国防建设需要。”汪精卫显得十分真诚，“为了使贵军的在华兵工厂多生产枪炮子弹，早日彻底推翻重庆政权，早日彻底消灭共党分子，我们完全同意无条件将大冶矿业总公司交由贵国管理。”
“汪主席阁下，我谨代表近卫首相阁下对您，对南京国民政府表示诚挚的感谢！”畑俊六没有想到汪精卫会如此慷慨大方，会谈会如此顺利，心情轻松极了。
平心而论，畑俊六对待汪精卫与其他有地位的日本人有所不同，认为他有着值得尊重的青年时代，有渊博的知识和超人的文才，故对他是比较敬佩的。现在，他见汪精卫对国家主权的丧失二话没说，如此慷慨，古往今来殊属罕见。按一般常情，他对汪精卫的敬佩之情应更深一层。可是，事情恰恰相反，他口里说着感激的话，心里却顿生鄙薄之情，在他心目中，坐在他面前的这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大名鼎鼎的美男子，是这样渺小，这样怯弱，仿佛是一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又要别人大方，又要别人吝啬，实在令人费解，好在康德创造了个二律背反理论。
“不用感谢，总司令阁下！”汪精卫说，“为了早日消灭中日两国的共同敌人，贵军在前线流血牺牲，我们贡献出一点铁和铜，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再说，中国是贵国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员国之一，贵国的国防巩固了，中国也不会受别国欺侮呢！”
“主席阁下真不愧为日本人民忠实的朋友，伟大的朋友，”畑俊六满口溢美之词，“我再一次代表近卫首相对阁下表示真诚的感谢！”
人们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中，惊悟出一个深刻的道理：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是本国的民族败类。“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还是杜牧先生说得精辟。
几十年宦海沉沉的浮浮使汪精卫养成了剑胆琴心的性格，尤其是对不顾一切投降日本侵略者以来的屡遭鞭挞，更是处处谨慎。他说：“我们将大冶矿业交给贵国开发利用的事，不宜宣扬出去，更不要在报纸、电台发消息。”
“对，对！高见，高见，主席阁下！”畑俊六表示认可，“敌视日华和平的大有人在，宣扬出去，等于自找苦吃。”接着，双方就有关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然后由赵毓松和水野惣男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了《华方将大冶矿业交由日方经营二十年之秘密协定》。签订这种协定双方都习以为常了，在举杯祝酒时，失者不心痛，得者不心欢，都心情平静得如一湖秋水。
四天以后的八月三十日上午，赵毓松和日本大藏省派来接管大冶矿业的牛场宜征、清水佐明和西城立基，以及畑俊六派住大冶为牛场宜征等人助威保驾的三十名日军士兵，乘坐畑俊六提供的军用飞机，朝武汉方向飞去。
“赵部长阁下！我想占用你航程中的一点时间，请你将大冶矿业公司的情况扼要介绍一下。”牛场迫不及待地恳求说。他年约四十，很有学者派头。他十八年前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矿业系，先后在九州北部以进口铁矿维持生产的帝国新兴钢铁厂任技术员、大藏省资源开发局长助理和工程师。“在旅途跋涉中打扰阁下，实在有罪！”他侧身对坐在身旁座位上的赵毓松点点头表示歉意。
“哪里，哪里！我们又不是外人，牛场先生阁下说到哪里去了！”赵毓松略带沙哑的嗓子保持着浓重的贵州黎平口音。两年前，他见蒋介石没有把他领导的中国青年党看在眼里，就倒向汪精卫集团，以民主党派身份当了汪精卫的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农矿部部长。尽管他的四十三岁生涯从未与农业、工矿业打过交道，但他对这个部长职位很满意。至于不懂业务那是另一码事，反正中国的官好当。
“好，我向三位日本朋友介绍一下大冶矿业的基本情况。”他介绍了大冶矿业的历史沿革和职员、工人素质、每年生产情况之后说：“公司管辖大冶铁矿和炼铁厂、大冶铜矿和炼铜厂两个分公司，这里生产的铁和铜，过去在蒋介石手里，约占百分之二十的产量供给汉阳兵工厂，其余的运往湖南辰溪、四川万县、重庆三家兵工厂。蒋介石离开武汉去重庆之后一段时间，这里的铁和铜由日军支配，没有老蒋的份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汪委员长考虑到和平军的作战需要，在南京、镇江、江阴办了三家兵工厂，它们需要的铁和铜主要由大冶矿业公司提供，就没有考虑汉阳兵工厂的需要了。”他顿了片刻，“现在，汪委员长顾全中日和平大局，将大冶矿业交由贵国经营，我们的兵工厂所需的铁和铜只好另想办法了。”
“谢谢汪先生的支持！”牛场很激动，“大冶矿业公司的经理一定很内行吧！”
“经理是周成哲，与阁下的年纪差不多，也是四十来岁。他曾经留学美国，专攻采矿和冶炼专业，很内行，也很能干。”赵毓松说，“他真心拥护汪委员长，这是他今后与你们合作共事的重要前提。”
“部长阁下的介绍，给予我以很大的鼓舞。谢谢！”牛场满意地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