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教育
闲暇与游戏在我们的教育传统特别是道德教育传统中是不受重视的，一说起“闲”就是“闲生是非”、“玩物丧志”等。在学校里，“贪玩”是贬义词，“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老师们常告诫学生，你在学校不好好学习，看你将来怎么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道理的，但不全面。人们知道工作的能力是要培养的，我们的教育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培养人的工作能力。但没有看到或者忽视了闲暇能力也是需要培养的。如何在闲暇时使自己本性中正面的东西得到增值，自己的生命境界得到提升，在闲暇中体验到生命的美好、自己的神奇、生活的有味，进而养成高雅的生活情趣，养成自尊、自爱，同时也尊重他人、敬畏生命、热爱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情怀，从而避免本性中负面的东西爆发，不致使生命堕落，陷入无聊、无味、无赖的境地，不是简单的事。这些都是需要教育和培养的，像培养人的工作能力一样培养闲暇的能力与情趣。
一、闲暇的含义与功能
现代汉语的“闲”义由古文字閑与閒相互融贯而产生，“閑”重空间，“閒”重时间，两义融合而构成了充满时空意识的“闲”义。《说文解字》解曰：“閑，阑也。从門中有木。”“阑”就是木做的帘、框之类区分内外又联结内外之物。门中设木防外而成内，《易》曰：“閑有家。”（《易·家人》）“閑”是“家”之为“家”的前提，“閑”所构成的自然空间乃是“家”之为“家”的前提，即“閑”使“家”拥有独立的自然空间，所谓“重门击柝，以防暴客”（《系辞下》）是也；“閑”也为“家”之为“家”构成了精神空间之前提，即“閑”使“家”在精神上由内外之分而构成了自身认同之统一。
在儒家看来，“閑”即“矩”，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矩”、“规范”。“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程子曰：“‘不逾閑’者，不逾矩也。”《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0页。对于“閒”，《说文解字》解曰：“閒，隙也。从門从月。”从门见日月之行，而日月之行本身就会展开出其间断性及节奏。这个节奏也就为人们提供了或作或息，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自然日月本身的节奏而行，不刻意、不违背人与自然的天性。这就是闲暇。庄子曰：“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庄子·刻意》）这里，庄子已明确将“閒”作为合乎天地之道的“众美”（美即善）之一来追求。道家以“閒”通道，儒家以“閑”通道（义），尽管对“道”理解、强调有异，但两者融通之形式已确立起来。从根源看，“闲”是天道、天理呈现于世界，是天德流行于人世、人心。于是，我们看到，人道呈现，道德良心流行，有道、理且能讲道、理，讲良心，生活有序，人心和平，悠然而各正性命。
从以上的儒道对闲的理解来看，闲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以天理为终极根据，依天理而行，拒绝无序的忙乱与精神的忧惧。
和闲相对应的词是“忙”。从词源上来说“忙”又作“恾”，本义为“忧虑、害怕”。学者徐时仪考察了“忙”的意义和演化：“‘忙’字的本义为‘忧虑、害怕’，‘怕’字的本义为‘憺怕、无为’。”“就人的心理活动而言，当人们感到无法应付或无计可施时才会忧虑和害怕，故‘忙’可表示一种内心茫然不知所措的慌乱状态。……由于人们处于慌乱不知所措时难免会手忙脚乱，故由心理上的‘茫然不知所措’义引申又有行动上的‘慌张、忙乱’义。”参见徐时仪：《“忙”和“怕”词义演变探微》，载《中国语文》，2004年第2期。“忙”字是“心”旁，其义首先是“心”（精神）的状况，即心的迷失，然后才是身体行为的状况。
那么，人们又为何“忧虑、害怕”？从生活史角度看，生活资料不足确实构成了忧虑和害怕的重要原因。于是勤于劳作，并且能在忧虑、害怕情绪伴随下劳作不已，这通常被称作“勤劳”。
可见，忙和怕都源于生活资料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那么，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摆脱了温饱的困扰，进入到后物欲社会，为什么还在忙个不停呢？“吸引青少年最多的是快餐业，这种行业让人们匆忙就餐，并通过暗示也让他们匆忙生活，因为，这是一种可取的行为方式。从微波炉到汽车加油站，‘节约’时间的装置随处可见。我们已注意到，在加热食品时，有多少人对稍稍等上几秒钟都表现出不耐烦！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也是如此？同样，在等电梯、交通红绿灯和飞机时不也如此吗？……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戈比虽然描述的是北美的生活状况，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也基本被克隆。在今日之中国更甚。由忙而累，忙不正，累无期。“活着为什么这么忙”生发出“为什么活着这么累”。那么进一步要问的是，现代人特别是当今中国人为何这么“忙”和“累”呢？有必要这么“忙”和“累”吗？
从中国的儒道传统来看：“忙”展示的是生命之失序、无序。一方面，内在自然之失调，行动失去控制；另一方面，精神上为私欲及失序的气质引导，患得患失，深陷于忧虑害怕而无解。究其原因，私、利、我构成了“忙”的直接动因，其根源则在于天道、天理主宰性的缺失。
今人接受自由意志说，重意志自愿而轻贱天道天理，遂自绝于天地万物。人皆自作“主”，皆自作主张、自我选择、自我决定，每个人都在理论上成为独立于世界万物的绝对的、自足的个体。盲动，或跟着感觉走势所必然。于是，出离自身，把他乡当故乡，不知自家在哪里。另一方面，科学不断增进使自我的意愿、意欲更有可能得遂，而满足了的意欲则激发起更多的意欲及无限的预期幻想，追逐这个幻相成为今日忙个不停的深层动因。
可见，忙源于“必”的失序，源于天道人道的退隐，源于人们对功利、效率的过分追求。而闲暇就是对“忙”的超越。是对天道、人道、自然节奏的回归。因此，“闲”具有超（特定）目的性、超功利性的自由品格、审美品格，能够自由展现自身。
“闲”超越了“忙”，但不是无所事事的懒。《说文解字》解懒惰：“懒，懈也。怠也。一曰卧也。”“惰，不敬也。”《广雅》则曰：“惰，懒也。”懒惰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即一种“不敬”的态度、精神，狭义说是对具体“事”、“物”之不敬，就根源处看，懒惰则指的是一种对天道、天命之不敬态度，也就是保持自身的姿态、节奏，与天道天命节奏不相协调，与外在自然、内在自然节奏不相协调。“天道酬勤”，“勤”者之生命如天道健进不已，或者说，勤者能够按照天道之令展开自身，懒惰者首先悖于天道，停留在自身。皮珀根据西方文化传统对懒惰的解说亦有此义：“懒惰有其特别的意思：人放弃了随着自身尊严而来的责任，他不想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样子，换句话说，他不想成为他自己的真正的样子……从形上神学的观点看，懒惰的意思指的就是，人不肯和他自己的存在相符，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一切努力活动背后，他想脱离自己。”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9页。
由此可见，“闲”既不同于“忙”，也不同于“懒”。“忙”是“过”，而“懒”属于“不及”，而“闲”是恰到好处，是对天道、人道、自然节奏恰到好处的领会与执行。“闲”就是“得道”、“行道”，故“闲”中有“德”、“闲”中有“序”、“闲”中有“美”。
闲暇有助于个体的身心和谐，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闲暇，包括休息和游戏不是无所事事的懒惰，它是人类特有的获得生命快乐的审美文化活动。席勒认为：“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也才完全是人。”席勒怎样解释这个“游戏”呢？他认为：“美，作为人性的完满实现，是游戏冲动的对象。游戏，通常是用来指凡是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是临时偶然的事，而同时又不是外在和内在的强迫的事。在审美观照中，它既免于法则的强迫，也免于急需的强迫。把美说成游戏，并非降低了美。在人类的一切情况中能使人达到完美，同时发展人的双重天性的，正是游戏。”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关于闲暇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充分的论述。马克思认为，闲暇是摆脱了各种社会责任之后的剩余时间，而且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吸收，主要用于娱乐、休息和满足个人精神文化需要。一个有意义的闲暇生活取决于个人在闲暇生活中自由程度的提高、闲暇的本原是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7页。
马克思在1862年完成《剩余价值理论》的草稿中深刻地指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是社会义务。”“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80—282页。
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年）》中明确指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16页。
马克思在描绘未来理想社会时认为，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建立自由个性。这种社会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充分的自由。而只有当生产力很发达，人类才能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游离出相当数量的剩余时间，构成社会的自由时间，使未来理想社会成为可能。这是因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导致工作日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同时劳动本身的性质变化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另一个广阔的空间。而今天，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科技进步，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为马克思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样我们应该为更自由发展人本身的幸福着想，而不仅仅是为发展而发展。
不仅马克思，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也对闲暇有过论述。恩格斯就指出，人生有三个根本需要：一是生存的需要，消费是为了生存；二是享受的需要，人可以活得更好一些；三是发展和表现自己的需要。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是辩证地说明了闲暇的重要性。恩格斯曾引用彼·拉·拉甫罗夫的论述：“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他进一步阐述“人类的生产在一定阶段上适合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这样，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产资料而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的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63页。
此外，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曾在1880年撰写了一篇题为《闲暇权》的文章，为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争取获得合理和必要的闲暇权而从事的正义斗争进行了热情的呼吁和有力的申辩。
可见，马克思主义者是很关注闲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并把其提高到未来理想社会发展目标的高度。
闲暇与游戏为生命提供整合与超越，摆脱人生的单调与乏味。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分工越来越细致，每个人在社会机制中只负责一个小小的环节，进而从众多的领域“脱域”出来。这对我们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使我们得解放，将自己有限的生命集中在少数的事情上；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生命碎片化，透支生命的某种功能，而使生命的其他部分“撂荒”。而休闲可以取到一种对工作和劳动过程造成的身心磨损与老化的修复与治疗过程，使之恢复、复原、回到原初或理想的状态，起到一种拼合生命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休闲的生命是摆脱了具体目的困扰的生命。当人们的目的过多地被现实的、眼前的功利目标蒙蔽眼睛和心灵时，甚至于一些生命成了某些外在目的的奴隶，从这些外在目的的拉力中解脱出来，有时反而会解放生命的活力。杜马哲迪尔曾说过，休闲能使人通过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和乏味，在超越现实的世界里自由地补偿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些价值包括自我尊重、挑战、自由、成就和地位等。
休闲和游戏，之所以能使人真正成为充分和完全的人，是因为它不受外在压力的强制，能自由支配时间和精力，去自主实现人的本性，追求怡悦身心、自由发展天性的理想目的。
海德格尔说，人来到世上，就被抛入先前给定的外在于他的社会历史境遇，并不是他自由设计、自由开展他的生活。萨特认为，人的本性要求自己来决定和选择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自己所喜爱的、愿意的、自由、自主的人。人不但受外在境遇的强制，还受自身物质功利欲望的强制，所以不能实现自由的理想。而“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欢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驱动下行动。”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康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正是这种摆脱了外在压力和功利目的相对自由自在的活动，使人成为他自己，使人达到身心和谐。“当一个人和自己成为一体，和自己互相协调一致之时，就是闲暇。”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二、闲暇对青少年成长的作用
闲暇是青少年正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独处”和闲暇活动的自由支配是人格和谐、平衡发展所必需的，闲暇生活的质量和方向，直接影响着中小学品德、智能和人格的发展。在闲暇时间内，每个学生可以通过闲暇重新审视自身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依随心理时间去安排生活和学习，自由地选择符合自己当时内心感受和需要的、认为有意义的、带有极大审美成分的活动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轻松和愉快，自由地、独特地、真实地、完美地表现与必然王国的学校生活中不同的自我，发展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