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子留下了挑子里所有的豆腐，还留下了半袋子黄豆。二毛和三毛见了大块的豆腐，高兴地拍着小手，围着豆腐挑子连蹦带跳。
六奶奶领着大毛，将他交给中年汉子。在大毛的哭喊声中，中年汉子拉着他消失在风雪中。
那一年，大毛才八岁。
如今，二毛和三毛已各自成家，俩儿媳妇孝顺，孙子孙女也格外地招人喜欢。可六奶奶心里却空荡荡的，整天七上八下。尽管她天天催着二毛、三毛打听哥哥的下落，可四处都问遍了，大毛仍然没有音信。
去年春天，村子里来了工程队。村主任跟六奶奶说村里要修路了，修一条和城里一模一样的柏油路。六奶奶听了，高兴得咧开嘴笑了。要知道这条路不知让她摔了多少跟头呢。
宽阔的柏油路正好经过六奶奶的家门口，工程队长是个黑脸膛的中年人，他经常到六奶奶家里讨水喝，顺便跟她拉拉家常。六奶奶一大早就烧开一锅绿豆汤，喊工人们都过来喝。路快要修完的时候，队长非要给六奶奶铺地面修房顶不可。六奶奶说啥也不依，可队长却是铁了心，他一声吆喝，工人们一拥而上，六奶奶拦也拦不住。
宽阔的柏油路终于修好了。六奶奶的院子齐整了，房子也亮堂了，可是，压在她心头上的那块病却是越来越沉重。
六奶奶每天都拄着拐棍，拿个小木扎坐在家门口，遇见过路的陌生人就急忙凑上前去打听大毛的下落。可是，每次都让她失望。
六奶奶终于病倒了，二毛和三毛轮流守在床前照顾。六奶奶一睁开眼，就是那句老话：“你俩可要记住了，你哥胸前有一块红胎记！”
无数次，六奶奶自言自语地絮叨：都是娘糊涂啊，当时只顾伤心难受了，也没问清那个汉子家住在啥地方。唉……临死前要是能见上大毛一面，我也就知足了。看来是等不到那一天了……咋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呢？当初我咋就那么狠心……
快到年底时，六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一连几天滴水未进，气若游丝。
春节前，一辆黑色轿车开到六奶奶家门口，车上急匆匆走下一人，这人正是叔叔。村主任早在门口候着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村里的柏油路就是叔叔出资修建的。
叔叔来到六奶奶的床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喊道：娘，大毛看您来了！接着他流着眼泪解开了上衣扣子，叔叔胸前赫然露出一块红灿灿的胎记！
六奶奶的眼睛倏地亮起来，她紧紧盯着叔叔胸前的胎记，凝视许久才缓缓地闭上眼睛……
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叔叔就是六奶奶寻找了多年的儿子，都认为六奶奶临终前终于见到了大毛。其实，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这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叔叔、二毛、村主任，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合伙欺骗了六奶奶。
叔叔胸前的胎记是假的，那是学过美术的我用画笔画上去的。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六奶奶能安心地离开。
不过，有件事情却是千真万确的。在老山前线那年，叔叔和一位战友一起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侦察任务。任务完成了，那位战友却再也没有回来。
整理战友的遗物时，叔叔收藏起他的一本日记。叔叔曾告诉我，那个战友的胸口有一块红胎记。
六奶奶走那天，哭成泪人的叔叔回来后跟我说，他终于圆了两个梦，一个梦是母亲的，另一个是儿子的。
父亲的账本
韦如辉
父亲有一个神秘的账本，白底红格的信纸装订，黄色牛皮纸粘贴的封皮。封皮上大大粗粗地写上两个黑字：账本。
里面记的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父亲宝贝似的锁在属于自己的木箱子里，钥匙自己挂在裤腰带上，走着坐着随身带着。偶尔用他的那串钥匙开门，他尤其警惕，用完了必须马上归还，否则他就会河东狮吼。那个账本，别人是看不到的。尽管我是他的儿子，但这个别人里面也包括我。
母亲说，小气！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怯怯的，轻悄得像自然落地的树叶儿。而且母亲的表情怪怪的，目送父亲远去的背影翻白眼。
夏季的雨说来就来，暴似倾盆。只一阵风，天地间便连成千千万万条串串的白。场上晒着刚从地里抢回来的麦粒儿。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父亲和母亲春夏两个季节的血汗无情地卷进涡河。没有了麦粒儿，全家人的细腰不知又要细去多少圈。父亲在赶集回家的路上，同样的暴雨也将他汗臭充天的身体反复冲刷。老天爷如同一个洁癖患者，不厌其烦地漂洗一件肮脏的衣服。
母亲的哭声在雷声和雨声交织的激情乐曲中显得十分弱小，甚至不及一声黎明前杂乱的鸡叫。
父亲痛打母亲。父亲铁青的脸庞阴云密布，仿佛雨前的天空落在他的脸上。青筋暴露的拳头似一对苍劲有力的铁锤，把从泥水里爬起来的母亲一次次轻易放倒。左邻右舍出来拉架，父亲的拳头似乎比之前更加威力无敌。
母亲哭了一天一夜。母亲边哭边独自诉说着暴雨的突然和女人的无奈。母亲哀号的腔调，如家乡泗洲戏中的一段悲剧，母亲将那段悲剧演绎得惟妙惟肖无与伦比。黎明时分，母亲哭声小下来，沙哑的腔调没有防备地提到那个神秘的账本。母亲断断续续地说，小气……呐，连自己儿子花的……钱，都记在……账上。父亲蹲在散发着草屑和粪臭味的牛屋里吸闷烟，突然吼叫一声，撕烂你的嘴！
父亲的小气是远近闻名的。父亲从村头买了两斤水豆腐，挤了水分后竟找上门说人家不给够称。上集到粮行卖粮食，为二两去皮的小事，与行头争吵了三个多小时。大毒的太阳下，在地边捡麦粒儿中了暑，花去两千块钱的药费。村里的歪嘴三爷说起父亲的故事，三天三夜都不重样。当然，父亲对母亲的苛刻也毫不逊色。吃饭的时候，母亲盛了回头碗，父亲的眼球瞪得跟牛似的。母亲剥洋葱，多去一层壳，父亲骂母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洗衣服时，母亲多用一桶水，父亲都会鬼哭狼嚎一番。
父亲没有撕烂母亲的嘴，母亲依然在诉说着父亲的小气。母亲经常唠叨，小气啊，连给儿子花的钱都记账上，小人！母亲把父亲上升到小人的高度，显然是对父亲的严重不满和强烈抗议。
我开始记恨父亲。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如果他是真正的，怎么会将我的学费也记在账上？以后会让我还吗？算不算利息？我甚至怀疑我不是他亲生的，或者是从别人那里要的，再或者是从路边捡来的。我问过母亲，母亲没搭腔，只用粗糙的冻手摸一摸我的额头。
离开家到外地上学，我发誓绝不给父亲写信。父亲的来信几乎每月一封，但我都会划燃一根火柴，目睹父亲的言词慢慢化为灰烬。我宁愿挨饿，也从不张口向父亲要钱。我怕他会如数记在账上，又怕将来我一旦没有钱又怎么还他。我只给母亲写信，只问母亲要钱。我知道母亲不识字，信是父亲读的写的，钱也是他出的。因为父亲掌管着家里的一切，他不会放权给母亲。我固执地以为我只欠母亲的钱，不欠他的钱。
过年的时候，母亲悄悄跟我说，他也不容易，谁叫咱们家穷呢。母亲还说，他比过去强多了，有一次还为打我那一回说声对不起哩。望着菊花似的笑容开在母亲脸上，我想母亲是一个太容易满足的人。
大三那学期的秋天，母亲来信说，父亲想来学校里看看，我仍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参加工作娶妻生子后，母亲经常说起父亲的变化，我才与父亲的关系有所缓和。父亲毕竟是个农民，一辈子土里刨食不容易。他能让我坚持读书，脱离祖祖辈辈蜗居的村庄，已是明智之举。逢年过节，我给母亲添置新衣服的同时，偶尔也会给他弄一件。父亲很高兴，穿着新衣服村前村后跑，专往人堆里钻。
父亲的账本，仍然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砖。父亲的账本里到底记的是什么呢？有一天趁着酒兴，我向父亲提起这件事儿。父亲龇牙咧嘴，装作喝酒痛苦的样子，仿佛我的问题与他无关。
救护车将父亲拉进医院，出来时他已经半瘫。他的下半身不能自主活动，只能靠铁制的轮椅出来进去。医生嘱咐，一定要让老人多晒晒太阳。晴天的时候，母亲会将他推到场上，或院子的空地里，静静地让他享受阳光的温暖。
有一天，阳光下的父亲卧在轮椅上睡了，满是折皱的脸庞挂满幸福的笑容。脚下，从他的怀里滑落一个黄中带灰的牛皮账本。
我偷偷翻了翻，上面有这么几段记录：1986年4月3日，买书包1块五，儿子高兴极了，蹦蹦跳跳跑向学校；1993年6月23日，上集卖一袋麦子，给儿子寄去生活费40元；1999年8月19日，儿子大学通知书到了，花120元买一桌菜，请左邻右舍在一块高兴高兴……
父亲记得十分详细，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认真，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尽管父亲的字写得很差，但我从小到大的生活场景在字里行间跳动，如放幻灯片似的历历在目。
我的眼眶里塞满无比坚硬的东西。
父亲说了句梦话，我急忙将账本悄悄丢到他的脚下。
父亲一年没进澡堂洗过澡了，该让他老人家好好地在热水里泡一泡。我对着灿烂的天空认真地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