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倪爽的某根心弦被触动了，她想伸出手去，抚摸一下甄垠年因显得无助而低垂着的脑袋，但她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这种冲动，只是挽着他的胳膊，默默向前走去。
天上一直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时令刚刚进入秋天，但上海初秋的夜晚已经有些凉意，细雨透过浓密的梧桐树叶，滴落到颈项和脸上，冰凉冰凉，让人忍不住激灵一下。他们没有带雨伞，甄垠年就脱下自己的风衣，顶到头上，然后将倪爽拉了进去，两个人挨在一起，互相依偎着，甄垠年把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紧紧搂住她的腰。倪爽觉得浑身像触电那样，颤抖了一下，但她无法躲闪，只好任其搂着自己的腰往前走，脚踩在枯黄的落叶上，发出咕吱咕吱的响声。她似乎听见自己的心也在怦怦地跳个不停。
这是倪爽和甄垠年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惟一的一次。
那天晚上，他们从大光明剧院一直走到外滩，也不知用了多长时间，反正当他们走到淮海路时，已近深夜，沿街的商店和酒吧早就打烊关门，马路上已经空空荡荡，一片沉寂了。
经过花旗银行门口时，他们看见廊道内躺满了人。这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像蝼蚁一样密密麻麻地露宿在街头的男女老少，一看就知道是东北的难民，身上被飘洒的雨水打湿了也全然不顾。那段时间，上海街头到处都能看见这些从日本枪炮下逃出来的东北同胞。
路过他们身边时，甄垠年停下来，驻足片刻，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弯下腰，轻轻放在睡着了的人堆旁边，然后拉着倪爽的手，匆匆走过去了。
后来，甄垠年叫了辆黄包车，一直把倪爽送回同济大学学生宿舍门口，他自己再坐黄包车回江大去了。
1936年，中国的局势显得空前复杂而紧张。
一方面，日本人在占领东三省，将傀儡皇帝溥仪扶上台，建立起伪满洲国之后，加紧了进军中国内地的计划，他们在华北大力扶持亲日的伪政权，叫嚷“华北独立”，不断调兵遣将、滋事寻衅，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找借口，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侵略迫在眉睫。
而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导下，对日军的层层紧逼步步退让，而将主要精力用于对经过长达一年的长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红军实行毕其功于一役的围剿，企图把立足未稳的红军一网打尽、置之于死地，与此同时，又对正在大江南北掀起的一股股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的民众呼声采取了遏制乃至于镇压的态度，使国内局势凶险难料、动荡不安。
5月9日，曾经追随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被舆论指认为一直主张积极抗战的国民党中常委主席胡汉民在广州逝世。
7月，驻北平的日军猛增到一万余名，并且连日挖掘战壕，架设铁丝网防御工事，接着，日军冈川一联队突然开进丰台车站，而驻守该站的29军约一营的官兵却不声不响地奉命撤退了。
几天以后，日军驻天津办事处决定扩大华北海军舰队本部，很快，日本海军的六艘舰艇开进直隶海峡，并在塘沽开辟军港，停泊下来。
10月，从西北传出消息，驻守山西的东北军抵制蒋介石全力剿共的命令，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引起南京方面的震惊。
不久，中共中央发表了一份“抗日宣言”，并向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急倡议。
情势逐渐变得微妙起来。
差不多就在这段时间，江河大学的校园里却弥漫着另一种特殊的气氛：江大向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选拔和派送优异学生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江大建校之初，校长吴园圃就经过多方努力，在美国谋求并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通过与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建立一种协作办校机制，江大从每届各专业的三年级学生中，选拔数名成绩优秀并具有发展前景的优异生前往上述两所大学深造，续完本科学业之后，再通过考试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美国在水利电力设计和水木工程建设研究方面，当时已经处于世界前列，而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又是科研实力和人才最为集中的两所大学。江大校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速提高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教学和研究水准，以促进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
从建校到现在，江大已经向美国选送了近10批学生，其中近一半的学生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大多已陆续回国，参加到国内水利电力工程设计和教学的行列，极大地提高了江大在同类高校中的声誉，可谓硕果累累，成效显著。
选拔留美学生采取的是考试和推荐两种形式。经过两个多月的考评和遴选，选拔工作基本上尘埃落定。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的沈福天在选拔考试当中同样以优异的成绩被顺利录取了。
甄垠年没有参加选拔考试，可当留美选送生名单张榜公布时，其名字却醒目地列入其中。
他是以校方推荐的名义被录取的。他父亲甄超然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一些了解甄垠年身份的人显然心知肚明。
其实，以甄垠年平素的成绩，如果参加考试，他也可能被录取，但他主动放弃了考试，个中缘故，大概除了沈福天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甄超然听说之后，十分恼火，专门派人把甄垠年叫回家严厉训斥了一通，以至第二天回到学校时，沈福天还看见他蔫头耷脑，满脸郁闷。
沈福天猜测，甄垠年的名字之所以还是出现在了选送生名单上，像当初进入江大那样，肯定也是他父亲甄超然早就安排好的结果。不管他参不参加考试和愿不愿意，都改变不了这一结果。
甄垠年的确不大愿意出国。那时候，他将全部心思都倾注在倪爽身上，怎么会有别的兴趣？
如果自己出国，他和倪爽尚未明确的关系怎么办？所以他不假思索地放弃了那次考试。
然而，父亲再一次代替他做出了安排。
而且，父亲不知从哪儿听说了他爱上了同济一位女生的事，那次在家里，把他狠狠骂了一通。自从当初哥哥甄士年离家出走以后，甄垠年还没见过父亲发那么大的脾气，“为了一个女人就放弃自己的前途，你这么没出息，简直太让我失望了！”父亲指着他的鼻子，痛心疾首地说，“你还不如你的哥哥，他至少还能够为了他选择的目标不顾一切地去奋斗……”
甄垠年心里却想，如果我像哥哥那么勇敢，说不定也早就走上另一条道路了，还等到今天？可当他看见父亲那张气得变成了茄紫色的脸，没敢说出口。
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父亲的安排。
剩下来的，就是如何安排他和倪爽的关系了。
可是，他和倪爽之间，真的已经确立那种恋爱关系了吗？
对此，甄垠年心里依然没有把握。因为，倪爽还从来没对他表明过心迹。可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厢情愿地想着怎么去“安排”他俩之间也许并不存在的关系了。
周末下午，甄垠年去同济找倪爽。同济女生宿舍的管理很严，男生不能直接进去找人，而只能通过门房传达，女生再下楼来会客，还要办理登记手续，颇有些繁琐。一楼有一间专门的会客室，但来女生宿舍找人的大都是恋爱关系，谁愿意在那间潮湿阴暗的小屋子里待着？所以一般都双双走出宿舍楼，到校园内的树林和草坪一边漫步一边窃窃私语去了。甄垠年已经是这里的常客，那个脸上有块疤、说话声音异常洪亮的门房老头，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来找倪爽的，连登记手续都不用办，就去帮他传达。那时电话还很少，从门房里把消息传达到各个房间，采用的是一套特殊的人工通话装置，操作起来倒很简单，门房老头每次叫人，只需拿起通向某个房间的话筒，就能把声音传到那儿，但他必须用很大嗓门，否则声音很难从那些曲里拐弯的管道里传递出去。有时候得喊叫好多遍，才能被听到。甄垠年每次在一旁等候回音，看着门房老头扯起嗓门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喊叫，总有些不踏实，生怕倪爽听不到。但好在门房老头的嗓子比一般人都大，即使不用那套喊话装置，站在楼下一吆喝，整幢楼的人恐怕也能听见。甄垠年暗想：在女生宿舍看门，没有一副好嗓门还真是吃不了这碗饭呢！
但门房老头对着话筒连喊了好几遍，倪爽的房间都无人回应。甄垠年见他的额头都冒出汗来了，就说：“要不我上楼去直接找她吧？”门房老头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口拒绝道：“不行不行！都像侬这样子，不全乱套了！”又过了一会儿，才有人接话，却不是倪爽本人，是她同寝室的一位女生。她说倪爽不在房间里，也许晚上才能回来。
没办法，甄垠年只好走出传达室，来到宿舍楼外面。他站在一面用砖砌起来的读报橱窗前，一边浏览报纸一边等倪爽。橱窗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告白和广告，舞会海报、交友启事、寻物启事和失物招领等等，内容跟江大校园内的读报橱窗那样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旧的还没有揭掉，新的就贴了上去，层层叠叠，眼花缭乱。报纸倒是今天刚出版的《申报》，头版位置上刊布着一条新闻：
昨日下午五时半，有着日本海军军官服装携带武器之日本人两名，乘坐汽车一辆，赴虹桥飞机场，抵达时，行将冲进场内。当日我飞机场卫兵，加以阻止，该日人当即发枪射击。查近数日来，常有日本人至飞机场窥探之事，我军警当局，曾严令机场卫兵如遇少数日人扰乱，不得发枪还击。故当时机场卫兵，见该日人等开枪，即伏地蹲避，未加还击。该日人等，旋即乘原车折回，其时我附近之保安队一名当场被击毙。乃予还击，其中一名当场击毙，另一人亦被击中，数行十步，因伤重而死。
橱窗前这时围着不少学生，大多是在看这条消息，一边议论纷纷：“这小日本鬼子太嚣张了，实在是罪有应得！”“听说日方还要中方交出开枪者严办，这分明是自卫之举，要严办，首先是日本人么！”“俞市长已经亲赴日领事馆去交涉了，且看他怎么处置罢。”“日本人这是借机寻事，他们在北平不就是采取的这种伎俩吗……”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人在上海经常滋事寻衅，已经不止一两次了。因等候倪爽心神不安的甄垠年更觉得烦躁，遂离开了橱窗。
已经到了开饭时间，去食堂打饭和去开水房打水的女大学生们像从打开的闸门涌出来的一朵朵浪花，纷纷从宿舍楼里走出来，刚才还很空旷的女生宿舍楼门前变得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起来。直到宿舍楼前再次变得空旷下来时，甄垠年终于看到了倪爽的身影。倪爽穿着一件棉布旗袍，把她的身材衬托得更加婀娜多姿，使她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学生，而显示出一种成熟女性的风韵来。跟她走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子，三十多岁，戴眼镜，老成持重，看上去像个律师。倪爽挽着那个男子的胳膊，显得很亲密，快走到宿舍楼门口，倪爽松开了那个男子的胳膊。两个人低声交谈着。甄垠年见此情景，原本要脱口而出地叫“倪爽”，这时也不由忍住了。他愣愣地地望着倪爽和那个男子又说了一会儿话，两人分手后，他才迎上去，叫道：“倪爽！”
倪爽低着头，正在想什么事情，听见甄垠年的声音，猛地抬起头，很是惊讶地看着他：“是你……你怎么来了？”
“我都等你好半天了。”甄垠年一边说，一边瞄着那个刚刚离去的男子的背影，“那个人……是谁？”
但倪爽没有回答他，却反问道：“你找我什么事？”
这一问，反倒让甄垠年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支吾了一下，说：“我要去美国了。”
“去美国？”倪爽一时没反应过来，或者不明白甄垠年为什么要告诉她。那会儿，她心里显然装着别的什么重要事情，这从她心不在焉的表情看得出来。
倪爽的确在想着别的事情。虹桥飞机场的枪击事件刚刚发生，日本军方就从佐世保及横须贺将大批军舰调到了吴淞口附近，企图制造又一轮“丰台事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高校师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公开揭露日本人觊觎华东和上海的图谋。今天整整一个下午，倪爽都在和地下学联的同志秘密商量组织游行的具体事宜。此刻，她的脑子都还没转过弯来哩。
可甄垠年怎么会知道？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当中，也不管四周来来往往的行人，一把抓住倪爽的手，说：“倪爽，我们一起出国吧！”
倪爽真是吓了一跳，眼睛睁得老大，半晌才明白过来。
甄垠年还沉浸在他编织的美丽梦幻当中：“你和我学的专业差不多，出国后，我们可以在同一所大学学习。真的，爽！我跟我父亲去说，他一定会同意的，其实他并不反对我恋爱，只是不满意我违背他的意愿……”他仍然抓着倪爽的手，如同梦呓一般。
那会儿，他们已经走出了同济校园，来到了大街上，正站在校园大门旁边的电车站。一辆有轨电车向他们缓缓开过来停下，上下车的乘客从他们面前经过时，投来惊诧的一瞥。
此时，倪爽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她慢慢地，而又那么坚定地，把手从甄垠年铁箍一般紧抓着自己的手中抽了出来。“你说些什么呀，甄垠年！”她冷静地说，“我怎么会出国呢？不说我还没毕业，就冲眼下日寇天天都在伺机吞并中国的危急时刻，我也不能只顾及自己……”
她表情冷峻，语气也那样坚定，让甄垠年感到有些陌生。他一阵惶惑，似乎开始从刚才那种高烧般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他不知道，那一刻倪爽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果说以前她还像党组织嘱咐她的那样，对甄垠年抱着某种期望，但现在，她终于意识到，甄垠年不可能像她曾经期待的那样，跟自己走上一条同样的道路了。倪爽觉得，一个把自己的前途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前途更重要的人是无法跟自己同行的。一旦明了这一点，她内心深处萌发不久的那缕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情愫，便戛然中止了。刹那之间，她心里似乎感到一种撕裂般的疼痛，但她没让这种疼痛延续多久，很快就将它抚平了。
“你自己去美国吧，如果学业有成，能够回来为国效力最好……”倪爽这句话，显然有一种临别赠言的意味了。
说完，她就转过身，从甄垠年面前离开了。
甄垠年怔怔地望着倪爽苗条的倩影矫健地跳上电车，随着电车开动，转眼间就从他眼前消失了。他脸朝着电车驶去的方向，呆呆的，一动不动，仿佛一座临时放在那儿的雕像。
甄垠年不甘心，又去同济大学找过几次倪爽，但不是她不在，就是拒绝跟他见面。
那时候，倪爽已经将甄垠年的事向组织上作了汇报，领导根据这个情况，认为如果倪爽继续和甄垠年接触，可能会给地下工作带来某种危险，所以指示她不再同甄垠年发生任何联系。领导见倪爽似乎有点儿犹豫，用讥讽的口吻问她：“倪爽同志，你是不是真的爱上了那位资本家的少爷？”倪爽咬着嘴唇摇了摇头说：“请组织上放心，我不会和他见面了！”
甄垠年哪里知道这一切？后来的一段日子，他仍然不间断地往同济大学跑，像中了邪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