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其实，即便不是东方萱交代的任务，沈如月也早就想写一写舅舅甄垠年了。
上大学时，如月可没少练过笔，诗歌、散文、小说，什么都写过，有的还在沉钟文学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但始终未曾上过正式的文学杂志，这对她的“作家梦”是不小的打击。毕业分配到杂志社后，由于工作关系，有时为了给刊物补白，她也写点儿青春感悟之类的小玩意儿，但都算不上正经八百的文学作品。为这些学生腔十足的“小玩意儿”，邱少白还没少嘲笑过她，一赌气，如果再遇上“补白”的任务，她便推给新来的编辑了事，自己再也不动笔了。但一向自尊心很强的如月心里并不甘心。自己再怎么也是正宗的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不说在写作上跟邱少白一比高下，但也不能总让他瞧不起呀！所以心里总是暗暗攒着一股劲：哪一天自己非写出一篇正儿八经的东西让邱少白瞧瞧不可。
八十年代是报告文学如日中天的时期，其影响大有超过小说和诗歌的趋势，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最先都是通过报告文学反映出来的，那个时候，报告文学作家差不多成为了社会良心和人民代言人的化身，不管在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心目中，丝毫也不比小说家和诗人们的地位低。许多人似乎习惯了通过报告文学去了解社会的真相和感应时代的脉搏。有一段时间，如月的阅读兴趣也几乎全集中到报告文学上面去了，每出来一篇新的报告文学，尤其是那几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新作，她总要在第一时间从阅览室借来先睹为快，还积极向编辑部的同事们大力推荐，搞得好像是她自己发表了作品似的。
但真正触发如月创作冲动的是两篇写历史人物的报告文学。一篇写的是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当做国民党特务错杀了的杂文作家，《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另一篇写的是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后神秘失踪的著名报人储安平。两篇都出自女作家路菲之手。其实，路菲以前也是写小说的，如月上大学时就读过她的一个短篇小说，属于当时很流行的伤痕文学。曾经有好几年，如月再也没看到路菲的新作，仿佛从文坛上消失了一样。让如月惊讶的是，当她再次见到路菲的名字时，竟然不是小说，而是报告文学。
如月一下子被这两篇作品吸引住了。像一座被深埋在地表下，突然被挖掘出来的墓穴，错综的历史漩涡、诡谲的政治烟云、坎坷的人物命运，一一被展现出来。路菲一改以前小说里那种隽永婉约的女性风格，叙述冷峻、粗粝、硬实，字里行间蕴藏着滚烫的沉痛和忧愤。接连几天，如月心里还觉得沉甸甸的。特别是写储安平的那一篇，与外公甄超然、舅舅甄垠年经历过的那一切，简直太相似了，而且其中还写到了舅舅的老朋友云少游，尽管只是寥寥数笔，却足以让如月惊奇不已。
如月把这两篇作品都推荐给东方萱看了。大概因为写到了自己的前夫，东方萱看完后也显得很激动：“我认识这个路菲，她是少游的同事，只不过她进《光明日报》时，少游已经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场改造去了……”
路菲竟然跟自己是同行。如月忽然觉得，这样的作品我也能写啊！
如月就是这样萌生写一篇关于舅舅甄垠年的报告文学的念头的。她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结识路菲，两个人还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第二节
东方萱特地给如月批了一个月的创作假。
如月曾经听一个专门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说过，写小说跟写报告文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和虚构，写报告文学则必须把大量精力和时间用在采访和搜集资料上面，如何从一大堆浩如烟海和扑朔迷离的史料和素材中作出正确的取舍和选择，比掌握高超的叙述技巧更重要。如月记住了这一点。所以有一段时间，她不是到图书馆搜集资料，就是去小九栋7号采访舅舅甄垠年。起初，甄垠年还想像对待那些记者一样拒绝如月，但面对外甥女的死磨硬缠，终于妥协让步，同意腾出点时间跟她“聊聊”了。
随着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的向前推进，如月惊异地发现，在舅舅甄垠年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历程中，父亲沈福天始终像一个影子那样存在着，舅舅经历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离不开父亲，或者反过来说，父亲经历的每一次重大事件，也都离不开舅舅。他们就像两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河流或两股同源同流的浪潮，时而汇集，时而分道扬镳，曲折回环，狂澜迭起，像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手那样互相撕咬在一起，似乎要一决高下，将对方吞噬掉，可转眼之间，又忽然退缩下来，回到各自的河道上去了。如果这是一出话剧，他们简直像两个扮演对手戏的角色。虽然很少正面交锋，但只要出场，就一定会掀起惊天巨澜，甚至改变整个河流的流向。这使如月意识到，要想真正写好舅舅这个人物，将不可避免地要写到自己的父亲。但让如月感到惶惑的是，在近几年出版的许多报刊资料中，凡是涉及到他们两个人时，父亲竟然都是作为和舅舅相对立的“反面人物”出现的。这跟过去报刊上总是正面宣传的父亲形象截然相反。过去的父亲总是和一座座著名的水库大坝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提到新中国水电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就一定会提到父亲的名字。记者们笔下的父亲形象那么高大、质朴、智慧，“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对，过去的许多新闻报道就是这样赞扬父亲的。但是现在呢？一切似乎都颠倒过来了。从前那些光彩照人的荣誉竟然变成了“不光彩的”证据。如果舅舅是真理的“殉道者”，是知识分子的“脊梁”，是正义、良知和科学民主的化身，那么，父亲是什么呢？一个不敢坚持真理的“怯懦的人”，极“左”政治的追随者，“第三种人”，甚至“知识分子的败类”和“告密者”，等等。这可不是一般的“贬义词”，而是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双重指控。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这样的指控可是一种“拨乱反正”的普遍症候，是新的时代寻求和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就像如月在大学期间经常读到的那些伤痕文学作品一样，是新的文化登上历史舞台和思想解放的标志呢。
但无论如何，如月都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父亲”。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为此感到难为情。不，这不是真实的父亲，至少不完整。如月想。但真实的父亲究竟是怎样的呢？她又说不清楚。在个人情感和时代洪流之间，她无法作出冷静的选择和判断。这不只是所谓立场问题，而仅仅因为她不愿意把自己的舅舅写成“天使”时，让父亲成为一个“魔鬼”。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呢？
如月堕入了一种极大的困惑之中。她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审判者，审判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舅舅和父亲，但他们谁是被告谁是原告呢？或者说，谁赋予了自己审判他们的资格？如月忽然意识到，她接下写舅舅的这份差事，是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退路是没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没有资格充当“审判官”，她能否尽可能地摒弃因时代因素造成的“偏见”，将政治的还给政治，将个人的还给个人呢？
这显然需要了解更多的真相。但每个时期的新闻和文学都离不开政治，所以无论是过去的报纸，还是现在报纸上的那些内容，都是不可靠的。惟一的途径只能是由当事人自己说出他们看到和亲身经历的那一切。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
如月发现，她每次采访舅舅甄垠年，只要涉及到他跟父亲沈福天之间发生的那些纠葛，总是闪烁其词，含含糊糊的，即使如月反复追问，他也三言两语地敷衍搪塞，从不正面回答。接连碰了几次钉子，如月才意识到舅舅心里的顾虑。他们俩毕竟是大学时代的同学，又是那种妹夫和妻兄的关系，让身为长辈的舅舅当着一个晚辈谈论他们之间的恩怨和是非，的确勉为其难了。
如月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回娘家去找妈妈甄可昕。一开始，如月并没有告诉妈妈自己正在写一部关于舅舅的报告文学，所以，甄可昕对女儿的问题也没有怎么在意。可后来，她见如月每次问来问去的都是甄垠年和沈福天过去发生的那些瓜葛，比如：
“建三门峡那会儿，爸爸明明知道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不合理，怎么没站出来支持舅舅呢？”
“反右期间，爸爸怎么揭发舅舅的？”
“爸爸真的是‘四人帮’的追随者吗？他和那个濮一川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三门峡工程这件事上，历史已经证明舅舅是对的，爸爸是错的。我真担心，万一爸爸在三峡工程上又错了，舅舅又对了，那爸爸不就彻底成为了历史的罪人吗？”
甄可昕起初还就自己知道的回答如月的一些问题，但渐渐的，她有些不耐烦了：“你爸爸的事情我怎么说得清楚？你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么。”如月暗想，这可都是爸爸身上不光彩的历史旧债啊，我怎么敢当面去问他本人！
甄可昕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警觉地问如月，你怎么一下子对你爸和你舅这么感起兴趣来了？如月犹豫了片刻，才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正在写的那部报告文学。甄可昕吃惊地看着女儿，半晌没说话。
“原来你要写他们……”甄可昕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如月，仿佛面前的不是自己的女儿，而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记者。“你爸爸并不是那样的人，有些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她喃喃道，“如月，你可不能乱写！”后面那一句像是请求，又像是告诫。
如月看见妈妈突然变得严厉起来的神情，不知说什么才好。
过了两天，如月吃过晚饭，正在厨房里帮妈妈收拾碗筷，忽然听见父亲在书房里叫她：“如月，你过来一下。”
她嗳了一声，掸掉手上的水，走出厨房时，她注意到妈妈瞥了自己一眼，表情有些异样。
当如月走进书房时，看见父亲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一脸严肃地注视着她。
“如月，难怪最近你隔三差五往家里跑呢，原来是要为你舅舅树碑立传啊，这很好嘛！他现在可是红得发紫的大人物，多少人在报上为他唱赞歌啊！你爸爸呢，骂的人可真不少，其中还包括那些以前同样为我唱过赞歌的人呢！”沈福天目光像锥子似的盯着女儿，声音里透露出一股苦涩和自嘲的味道，“可你还嫌不够是不是？还想在你爸爸身上踩一脚是不是？难道为了证明一个人的高尚，非得要证明另外一个人卑劣吗？这就是你在大学里学了四年学到的混账逻辑？”
沈福天这一连串劈头盖脸的质问，让如月完全懵住了。她看见爸爸整个脸都涨红了。长这么大，她还从未见过爸爸对自己发过这么大的脾气。肯定是妈妈把我“出卖”了。如月想。她想解释什么，以消除爸爸对自己的误会。但她觉得自己的嘴巴那么笨拙，张了好几次嘴，也找不到合适的词句。
“爸爸，我只是想了解一些……真相。”她嗫嚅道。
“哈哈，真相！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让我想起‘审查’这两个字来。”沈福天没好气地打断了女儿，“你这些天背着我向你妈妈问这问那，不就是审查我么？这跟过去搞整人的材料有什么两样！”
如月没料到父亲会说出这种话来。她想，父亲真的是生气了。我严重伤害了父亲的尊严。否则，父亲是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的。作为女儿，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真是一个蹩脚的采访者。
如月这样想着，眼眶渐渐被泪水噙满了。
§§§第三节
“什么时候你变成你舅舅安插在你爸爸身边的一个卧底了呢？”当邱少白听说了这件事后，不仅没有表示同情，反而这样挖苦如月，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这么说，你是站在爸爸这一边的啦？”
邱少白大摇其头：“老实讲，我一点也不喜欢我这位岳父大人。从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觉得他像个刻板乏味的官僚，不像你舅舅，一看就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说你爸爸是极‘左’余孽，也许严重了些，但若说他是被极权政治驯服的工具，丝毫也不算冤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确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不许你用这种口气谈论我爸爸！”如月涨红了脸，提高声音说，但这与其说是她在为父亲辩护，倒不如说是捍卫自己的尊严。
“我给舅舅带了一副牦牛头骨，哪天你陪我一起给他送去吧。”邱少白忽然说，“很久没见到舅父大人了，我还真有点儿想他的。这次我要请他看看我的新作。说真的，舅舅的诗歌素养很高，丝毫不比你差。”
如月撇撇嘴：“我听舅舅说过，他一点也不喜欢你现在的作品。”
“是吗？不过没关系。这充其量只是美学上的差异，我和他在精神血统上可是近亲。”
“血统？”如月像抓住了邱少白的什么把柄似的，马上质问道，“你当初不是跟我哥一起反对过血统论么？现在怎么讲起血统来了？”
“这个，当然，我是指精神上的联系……”邱少白辩解着，大概因为难以自圆其说，竟然变得结巴起来。
如月觉得总算报复了一次邱少白，多少挽回了点面子。否则，他俩的辩论，又得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了。
邱少白前两天刚从西藏回来。
结婚没多久，如月就在单位要到了住房，并说服邱少白，从他家搬出来了。住在那幢沙俄前外交官的府邸里，如月每天晚上都做噩梦，甚至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但这只是她向邱少白提出搬家的公开理由，另外一个不易启齿的理由是，每次做爱时，如月总觉得有人在外面偷偷地窥视他们。邱少白不可能不察觉到，这大概也是他最终作出让步，同意从家里搬出来的原因。
自从邱少白被单位除名后，经过短暂的颓废和消沉，他逐渐振作起来，并重新找到了写作和生活的目标。有天早上醒来，如月看见邱少白站在床前，一身旅行装束，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我要走了。”他咕哝了一句。“你要去哪儿？”如月问。“去哪儿都行。只要是离开这座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城市。在这里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如果继续待下去，我会窒息而死的！”他神情阴郁地说，“大都会是埋葬诗人的坟墓，我必须像拜伦和普希金那样，冲出北京，走向广阔的山川和原野……”他目光炯炯地望着窗外，像宣读誓言一样。那时他们结婚还不到半年呢。同一个诗人在一起生活，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你准备好了吗？如月想起邱少白父亲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心里涌起一缕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