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屈他？”周开山鼻子里哼了一声，“以前我也这么想过。可现在见了他的所作所为，我倒相信一点也没有冤屈他呢！看来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共产党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现在，到了多么激烈和残酷的程度。党内的那些右派一旦掌握了权力，对革命左派的打击和报复几乎到了变本加厉和丧心病狂的程度，他们不把我们置于死地是决不会罢休的。只可惜我周开山革命大半辈子，到头来栽到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手里，真是耻辱啊！”周开山说着，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嗓音也不知不觉提高了好几度，“不行，我决不能就这样服输，当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枪炮都没能让我趴下，现在也决不能轻易屈服。当年我参加八路军129师时，邓小平就是我们的政委，后来在中野和二野，我跟着他南征北战，一直到建立新中国，解放后这二十多年，我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同党内外的一切阶级敌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何错之有？何罪之有？邓小平不是重新出山了吗？我要给老首长写信！我就不相信，他会把一个干了大半辈子革命的老兵当成敌人来对待……”
周开山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愤。沈福天感到有唾沫星子溅到了自己的脸上，但他顾不上去擦，急忙去关窗户，周开山的这席话让他心惊肉跳。如果从窗口传到隔壁房间让人听见，报告给白小乙，不仅周开山，他也脱不了干系。
“你关窗户干啥？让他们听见好了，我周开山15岁参加八路，革命大半辈子，光明磊落，从来不搞阴谋诡计！”周开山像发表演讲那样粗声大嗓地说，“沈工，你是不是害怕了？”
沈福天小声说：“老周，你轻点声，我求求你了！”
“嗨，你毕竟是知识分子，缺乏党内斗争的考验啊。”周开山叹了一口气，“也罢，我不说了，免得让你受牵连。”说完，又跟进来时那样，像一个幽灵似的，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房间。
屋子里又只剩下沈福天一个人了。他独自在黑暗中待了好长时间，周开山那愤愤不平的话仿佛仍然在耳畔回响着，以至他的耳膜一阵阵发麻，发出嗡嗡的蜂鸣。
这天晚上，他又是一整夜没合眼。
学习班上的人在一天一天地减少，这意味着“过关”的学员越来越多了。每次看到有人提着行李，如释重负地走出招待所时，沈福天就像一个低年级学生看见拿到毕业证书的高年级同学步出校园时那样，心里便涌起一股羡慕和嫉妒交织难分的复杂感受。
专案组对沈福天的“审查”不仅没有放松的迹象，反而越来越严厉。他写的交代和反省材料摞起来都有一尺来厚了，可白小乙一次也没有表示满意过。有一次，他从食堂打饭出来，白小乙在门口叫住他说：“老沈，你这样避重就轻，负隅顽抗下去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已经派人去搞外调，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材料到手后再给你结案，性质可就不一样了。”端着饭盒回到房间，沈福天一点儿食欲也没有了。虽然他觉得自己该交代的都交代过了，但白小乙的话还是让他心烦意乱，怔忡不宁。他想起那天夜里周开山说的那一番话，心里不禁有些苦涩。
沈福天没有想到，周开山会自杀。
那天早上起床后，当他提着暖瓶打开水时，刚走到门口，就见烧开水的锅炉前面围了一大群人，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的内容都跟周开山有关。“昨天夜里，我去解手，刚走进厕所，头上就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抬起头，隐约见水管横梁下吊着个人，厕所的灯不是坏了嘛，我划了根火柴，睁大眼睛一看，这不是老周么，硬邦邦的，人都凉了……”沈福天只觉得脑子嗡了一下，手里的暖瓶掉到地上，响起一阵爆响，银色的瓶胆碎片迸然四溅，当受到惊吓的人们一起把目光投过来时，沈福天已经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回到房间，沈福天浑身无力地坐在床上。“老周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老革命，他不是打算向中央领导同志写申诉信么？怎么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倒下了呢？他的斗争精神和革命信念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相信组织。党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况且，即使我们被认定真正犯了严重错误，也不会一棍子打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不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么？……”沈福天嘟嘟哝哝地说，不知道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开山。他原本以为自己在政治斗争面前，的确像那天夜里周开山说的太软弱，可现在才发现，周开山这位干了几十年革命的老战士，竟然比自己还要不堪一击。他想。这真是太荒唐了。
第二天上午，专案组召集学员开会，正式宣布了周开山自杀的消息，代表专案组讲话的是白小乙。“周开山不是一向认为自己比谁都革命吗？可面对党组织的审查，他不仅态度顽固，拒不交代，还偷偷摸摸向中央领导同志告状。阴谋败露后又畏罪自杀。周开山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个蜕化变质，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的极‘左’分子。”白小乙的表情十分严厉，他的每句话都像一粒粒子弹那样，击打着每一个学员的神经，“我郑重告诫在座的各位，切不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更不要像周开山那样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只有认清形势，积极主动地把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不留尾巴，才有机会重新得到党和人民的谅解和信任……”
从白小乙的话里，沈福天似乎明白了周开山自杀的原因。他琢磨，以老周的经历和性格，如果不写那封信，恐怕也不至于走这条路吧？
§§§第五节
沈福天进学习班时才刚刚入夏，玉泉山草木葳蕤，蜂飞蝶舞，繁花盛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转眼之间，秋天便不知不觉地到来了，山上落叶纷纷，万木凋零，满目萧索，空气中的沙尘味儿也日益浓重。北京的秋天一向十分短暂，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降临了。
玉泉山与北京城相隔只有几十里的距离，却仿佛处在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一样。沈福天本来想请假回家取换季的衣服，但专案组没有批准，他只好给妻子甄可昕写了封信，让她来玉泉山一趟。
没过几天，甄可昕来了。她不仅给沈福天带了一大堆御寒的衣物，还带了许多吃的东西，大部分是罐头，把半边床铺都摆满了。以前沈福天每次出差，甄可昕总要买上一些方便食品和生活用品让他带上的，水库工地都很偏僻，这些东西确实能为他解决不少燃眉之急。想不到眼下在玉泉山，竟然也像到了天高地远的水库工地上，得靠甄可昕为他输送给养了。
“我还以为学习班最多十天半月就结束了，没想到一待就几个月，连回趟家也不准假，这不跟坐牢差不多么！”甄可昕端详着丈夫，几个月不见，发现他头上的白发增加了不少，整个人也显得萎靡不振，像是被霜打了似的，心里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不由问道，“老沈，你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误？职务给免掉不算，还连人身自由都被剥夺掉了，他们到底想把你怎么办啊？”
沈福天脸上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可昕，你和我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了，你应该相信我。事情没那么严重。等结论一出来，我就可以回家了。”
沈福天的话似乎让甄可昕心里有所触动。可是，对于这个跟自己一起生活了半辈子，却聚少离多的男人，她究竟真正了解多少呢？沉默了片刻，甄可昕去收拾准备带回家的东西。忽然，她想起什么似的，转过身来，对沈福天说：“前些日子我去清华看我哥，他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他说，水利部专门派人去找他调查你的情况了……”
沈福天的眉毛耸动了一下：“他们想调查什么？”
“好像是关于‘反右’期间的事。”甄可昕犹豫了一下，“哥哥告诉我，他什么也没有说。”
沈福天听了，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复杂。
“你们俩，让我怎么说才好呀！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共产党，折腾来折腾去，好处没见沾到多少，倒是霉头谁都没落下，还不如我一个女人，无党无派的，逍遥自在地过日子。”甄可昕见丈夫不吭声，轻轻叹息了一声，说，“早知有今天，你当初干吗要死乞白赖地追求进步入党呢？如果一门心思地干你的工程，哪里会轮到现在被人家审查来审查去……”
“行了，行了。”沈福天皱着眉，无力地摆了摆手，像是在恳求妻子别再说下去了。那样子，既有些无辜，又有些无奈。
甄可昕也意识到这不是发议论和牢骚的地方，便知趣地住了口。
收拾完东西，甄可昕就要离开了。临走前，她又想起了一件事。“对了，我差点忘了，上个星期，如月从学校回家，问起你……”
沈福天急忙问道：“你把我的事情告诉她了吗？”
“没有。我只说你在学习班。”甄可昕说，“如月在家里翻箱倒柜，说要找秋池的那篇文章……”
沈福天听了，半晌才说：“她找那篇文章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甄可昕说，“我记得，当时你藏起来了的。”
沈福天避开妻子的目光，“你告诉如月，别找那篇文章了。就说……被我烧掉了。”
甄可昕怔怔地看着丈夫，没再说话，当她离开时，眼圈发红，隐约有泪光闪烁。
这天夜里，沈福天做了一个梦。他和甄可昕在江边散步，可昕还是年轻时候的打扮，白净的圆脸，乌黑发亮的短发，穿着旗袍，看上去温柔娴静，两岁的儿子大头穿着一件吊带裤，裤脚挽到膝盖，在铺满白沙的江滩上蹦蹦跳跳，不时捡起一块鹅卵石片向江面投去，溅起一串脆生生的笑声。可突然之间，大头就不见了，沙滩上空荡荡的，只剩下他和可昕，他们到处找啊找，始终不见大头的踪迹。后来，他们走进了一片柳树林，林子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蘑菇，白白嫩嫩的，又大又圆，像一张张孩子的脸蛋。“大头，别躲了，快出来吧，妈妈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呢……”可昕一边哭一边大声喊着。这时，从背后忽然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爸爸妈妈，我在这儿呢！”两个人急忙回过头去，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儿子大头，而是两岁时的如月……
过了一些日子，有天吃早餐时，沈福天在食堂听见有人说，白小乙被免职了。“据说跟周开山自杀有关。学习班上死了人，毕竟不是一件小事，总得有人负责嘛……”那人说得有鼻子有眼，“新任命的专案组组长马上就要上任了，看来，咱们离开玉泉山的日子不会太远啦。”起先，沈福天还有些不大相信。可仔细一琢磨，的确有两天没看见白小乙了。
沈福天怎么也没想到，接替白小乙的人是古柏。知道这个消息后，仿佛在黑夜中走过漫长旅程的行人突然看到天边冒出了一道朝霞那样，沈福天觉得眼前豁然一亮。上面能够派古柏这样的老同志来主持专案组工作，这说明形势的确悄悄发生变化了。更重要的是，古柏当初跟他一起同时成为院革委会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的，而且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从豆芽儿胡同的小四合院起，相识相交至今，他是了解我的。沈福天这样想着，心里又踏实了许多。
但古柏上任了好几天，除了听他在会上讲过话，沈福天还没有找到一次和他单独接触的机会。他原本以为，作为老同事老熟人，古柏早就应该找他谈谈的。这多少让他有点儿失望。不过，古柏和其他专案组成员最近每天都在忙于找人谈话，听被叫去谈过话的人告诉沈福天，专案组开始给每个学员做结论了。据说上面已经明确指示，学习班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更不允许再搞逼供和强迫交代那一套，要尽快对每个人进行甄别结案，专案组做出的结论必须经过本人过目，并签字后才能进入个人档案。这么说，学习班真的很快就要结束了？
终于，古柏找沈福天谈话了。
沈福天一走进办公室，古柏就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走过来握住他的手，打量着他，关心地说：“沈工，你看上去气色不大好，是不是食堂的伙食太差，营养不良？”
“伙食再好我也吃不下去啊。”沈福天苦笑了一下，“你这个专案组长一上任，我就眼巴巴地盼着能够得到你的召见呢。”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怪我的。”古柏说，指了指办公桌上厚厚的一摞卷宗，“没办法呀，组织上让我来收拾白小乙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说明还信得过我这个快退休的老头子，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呀。既要对得住上级领导，又要对你们这批人的政治前途负责。所以，我只好暂时把你凉几天，免得授人以柄，说我古某任人唯亲啊！”他亲手端过一把椅子，让沈福天坐下来，然后，从办公桌上拿过一份卷宗，递到他面前，郑重地说，“沈工，你的结论下来了。你自己先看一遍吧……”
沈福天迟疑了一下，接过卷宗，目光落在“审查结论”那一栏上面：
结合本人交代材料，经过认真审查，专案组认为，沈福天同志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打砸抢”活动，没有帮派行为，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联系。在担任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革委会副主任和红菱湖“五七干校”三连指导员过程中，也未发现有极左言行。经调查，沈福天与“四人帮”骨干分子濮一川属于工作联系，没有任何政治同盟关系，也不是“三种人”。
专案组认为，沈福天同志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向往光明，解放以来，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入党以后，又能够自觉加强世界观改造，始终把自己的前途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在三门峡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沈福天同志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只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未能及时认清“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站错了队，跟错了人，思想上一度迷失方向的结果。相信他会认真总结教训，重新跟上新的时代步伐，在政治上同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途中再立新功。
“福天同志，为起草你这个结论，我可是反复斟酌，写了好几遍呢。”古柏说，一边观察沈福天的表情，似乎担心他有什么不满意似的，“如果没有异议，就请你在上面签字吧。”
沈福天听见古柏特意加重的“同志”称呼，目光在那段“结论”上停留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声音有些哽咽地说：“谢谢组织，谢谢你！老古，还是你了解我啊……”那一刻，沈福天觉得这几个月来承受的所有屈辱和痛苦，都随着这份“结论”烟消云散了。
他从古柏手中接过钢笔，一丝不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