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回到北京这几年，甄垠年一直在清华大学水利系阅览室当资料员。学校招收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后，系里缺专业课老师，系领导提出让甄垠年回水利学教研室工作，但系党总支以他的右派身份为由，不同意让他回到课堂上去。水利系的很多人觉得，甄垠年50年代就是全国水利学界的权威，不让他回到教研室实在是一种损失，于是，几位教授联名向学校写信，校方明确指示水利系，在目前全校都普遍缺乏教师的情况下，对待甄垠年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灵活处理，系党总支这才做出妥协，同意让甄垠年暂时以代课老师的身份回教研室授课。谁知，甄垠年对系里的这个决定并不领情，给系领导捎话说，让他回教研室授课可以，但必须拿掉“代课老师”这个身份，正式恢复他的教授资格。系领导一听，觉得有些棘手，甄垠年头上还戴着右派帽子，怎么能恢复他的教授资格呢？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不久，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既然是“全部摘掉”，甄垠年头上那顶戴了整整二十年的右派帽子自然也可以“一风吹”了，一旦摘掉帽子，恢复教授身份便是顺理成章的事。系里原先还为甄垠年的问题伤透脑筋的领导也觉得一身轻松，中央文件刚下达到系里，就像报喜一样专门派政工干事小张到系资料室通知甄垠年。可甄垠年听到这消息，不仅没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喜出望外，反而冷着脸问：“是摘帽，还是平反？”小张愣了一下，含糊其辞地说：“是摘……帽吧。”甄垠年听了，慢慢转过身去，继续装订旧杂志，同时甩过来一句话：“我要求的是平反，而不是摘帽！”小张不解地问：“这，这不是一样吗？”甄垠年停下手中的活儿，像从前当教授时给研究生讲课那样认真地说：“亏你还是搞政工的，这怎么是一样呢？摘帽等同于赦免，跟以前新皇帝登基大赦囚犯差不多，这说明我当年被划成右派是罪有应得；可如果是平反，则说明当初给我戴上右派帽子是错误的，既然错了，当然得给我恢复名誉，不仅如此，还应该赔礼道歉……”小张听了，瞪大眼睛：“您是说要党组织向你……赔礼道歉？”甄垠年说：“是这么个道理吧。”说完，撂下目瞪口呆的政工干事小张，干他的活儿去了。
不久，为甄垠年等人摘掉右派帽子的文件下达到了系里，系总支书记当天就派人向甄垠年本人传达了文件。谁知甄垠年看完文件后，二话没说，找到系总支书记的办公室，劈头盖脸地质问道：“你们不是说平反么？怎么只是摘帽？”
书记僵立在办公室里，怔怔地看着桌上的一份《光明日报》，好一会儿也反应不过来。报纸是今天刚出版的，用整整一版篇幅，刊登了全国重点大学摘掉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名单。
甄垠年的名字也在其中。
§§§第二节
甄垠年开始写申诉信，一封接一封，整整半年时间，从未间断过，可始终如石沉大海，从来不曾收到过上面给他的任何形式的答复。相反，他的每封申诉信几乎都原封不动地退回到了系党总支。书记每次看到这些加盖了上级有关部门公章后转退回来的申诉信时，除了兀自苦笑，也无可奈何，暗自寻思：这人真够死心眼的，该恢复教授资格的也恢复了，该补发的工资也一分不少地补发了，跟平反有什么区别呢？这样一想，便觉得自己和知识分子打了半辈子交道，其实还是一点也不了解他们。
对于这一切，甄垠年当然不会知道。如果不是后来遇见侯岩，他的申诉信恐怕会不停地写下去。
就在这时候，甄垠年接到了出席民盟代表大会的通知。自从被划为右派后，这二十多年里，他不曾参加过民盟的活动，当他坐在书桌前，摊开民盟寄给他的那份登记表，旋开钢笔帽，准备填写自己的履历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竟然不知道从何处下笔。
由于“文革”前夕民盟就跟政协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停止了正常的活动，这是相隔十多年之后召开的一届代表大会，民盟的这次会议颇为隆重，除了出席会议的代表比上一届多了近三分之一，而且将会议地点选在政协礼堂，代表们被安排在京西宾馆住宿，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还要亲临开幕式致祝辞。这样的会议规格，即使在“文革”前也是不多见的。
在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甄垠年就被告知，他已经被确定为新一届的民盟中央委员候选人了。
但听到这个消息后，甄垠年丝毫也高兴不起来。
他在想着一个人：云少游。这么多年来，他一刻也没忘记过这个曾经跟自己共过患难的朋友。
意识到这一点后，甄垠年在感到庆幸的同时，觉得自己肩上增添了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云少游当年被农场的干部押解回去之前交给他的那摞书稿，现在看起来，多么像一份意味深长的精神遗嘱。甄垠年曾经不止一次地把那摞用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书稿打开，双手抚摸着残破发黄的书页，仿佛又看到了云少游当年在归国的邮轮上眉飞色舞，跟自己一起纵论国家大事的情景。甄垠年不知道已经是第几遍读这部书稿了，每重新读一遍，都觉得像在和老友进行一场心灵上的对话，从而愈发认识到这部书稿的特殊意义和分量。最近一段时间，甄垠年更是一直在琢磨着怎么处理这部书稿。他像对待一笔价值连城的遗产似的，不知道该将它交给谁，他心里清楚，把书稿交出去或者交给谁，无论是对死去的云少游，还是他自己，都是一件大事，不到条件成熟，万万不可造次。他在心里反复掂量着、权衡着，耐心等待和寻找着机会。因此，当他在民盟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座谈会上，意外地遇见侯岩时，他几乎本能地感觉到：机会终于来了。
座谈会在政协俱乐部举行，会场上悬挂着一幅醒目的横幅，上书“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句话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民盟开幕式上祝辞的题目和本届代表大会的政治主题。会议由新当选的民盟中央主席史良主持。主持会议的史良作了一番拥护中共中央决定的简单表态，随后，便请侯岩就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作专题报告。
侯岩现在的职务是中央负责制定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个领导机构的负责人，地位之显赫也由此可见了。
座谈会结束后，甄垠年回到房间，一边收拾行装，一边思忖着是否找侯岩面谈一次。刚才散会时，他看见侯岩和史良一起离开主席台，往门口走去时，他就被这个念头缠绕着，此刻，这个念头仍然在脑子里挥之不去，简直不亚于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这时，有人从敞开的门口走进来，问：“您是甄垠年先生吗？”
甄垠年认出是会议的工作人员：“我是……”
“侯岩同志请您到他那儿去一下。”
甄垠年一时没反应过来。工作人员又重复了一遍，他才哦了一声，停止收拾行装。
“侯岩同志在房间等您，请跟我来吧。”
§§§第三节
“垠年兄，我早已在代表名单上看见了你的名字。”这是侯岩见到甄垠年后说的第一句话。他握着甄垠年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一会儿，又按着甄垠年的肩膀，请他在沙发上坐下，并亲手给他倒茶。举手投足，没有半点公开场合上见到的那种领导人派头。“咱们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吧？你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这么多年，我也是泥菩萨过河呀，前几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差点儿死在红菱湖，对了，我还在干校碰上了你那位妹夫沈福天。”他说着，大概想起甄垠年和沈福天两人之间的龃龉，便打转了话头，“我们总算都熬出头了，应该庆幸嘛！前不久，我在报上看到摘掉帽子的名单中有你。”
甄垠年垂着头，脸色郁郁的，缄口不语。
“怎么样，你现在回到讲台上，重新当你的教授了吧？”侯岩继续说，过了片刻，他见甄垠年不说话，瞄了他一眼，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情绪，便顿住了话头。
甄垠年终于沉不住气了，抬起脸来：“侯岩……同志，你是不是把你的老朋友忘记啦？”
“你是指云少游吧？”侯岩说，“我是前不久才知道他的消息的。他终于没能挺过来，可惜呀……”
“关于他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向有关方面写了好几封申诉信，希望能正式给他平反，可始终没有回音。”甄垠年直视着侯岩说，“今天听了你的报告我才明白，你们是把云少游跟‘罗章联盟’绑在一起了吧！”
侯岩避开甄垠年的目光，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回踱了几步，才说：“坦率告诉你吧，你的申诉信我也看到了。中央的政策你也知道了，少游的问题，还有你的问题，是平反还是仅仅摘帽，涉及到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局，比你想象的复杂啊！”
侯岩的语气比较委婉，但甄垠年听得出其中的难言之隐。以侯岩现在的身份，显然都是站在政治的高度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这使他意识到，此刻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早已不是当年在延安时刚认识的那个颇有几分文化人气质的《解放日报》编辑，而是一个历经洗礼的政治家了。而对于政治，甄垠年一直是望而生畏的，这么多年的经历更是让他体会到了其中的深不可测。这么一想，刚才本来有些冲动的情绪，便不知不觉地缓和了不少。
“小平同志刚刚复出，党内还面临着各种左倾思想的干扰，阻力不小。现在全国上下不是正在展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吗？最近，我们党将要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准备对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一个政治决议，目前正在加紧起草中，我是这个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所以，许多事情要慢慢来，不能心急，少游的问题也得慢慢来。不过，有一点你可以相信，形势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
侯岩的话不紧不慢，颇有些循循善诱、推心置腹的意味。如此一来，甄垠年倒不知说什么好了。
“至于你的问题么，跟少游还是有区别的，我认为解决起来倒不是太困难。”侯岩重新回到沙发上坐下，斟酌着说，“现在有人总是把你同反对三门峡和三峡工程联系在一起，上纲上线，这不符合事实嘛。况且，实践证明你反对三门峡工程是正确的，至于三峡工程，当年毛主席作出暂缓上马的决策，也说明你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嘛。当然，三峡工程以后是否上马，或者什么时候上马，那是另外一回事。小平同志最近还指出，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看问题，到现在还像‘四人帮’那样，搞教条主义那一套，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这么多年来，我们党吃了多少苦头，伤害了多少党内党外的同志，这个教训如果不认真总结汲取，迟早还会犯大错误……”
侯岩的话仍然那么高屋建瓴，但甄垠年还是听出了他的意思，不过，此刻他最关心的倒不是自己的问题，云少游的尸骨至今还埋在那个荒凉的农场，何时才有个结论呢？他又想到了那部书稿。实际上，从刚一见到侯岩起，他就在琢磨是否把书稿的事告诉或者索性交给侯岩，他原本觉得这也许会对解决云少游的问题有帮助，但现在听了侯岩的话，在国家的大局尚未完全明晰之前，就把书稿交出去，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这样一想，他便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对了，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一件事。”侯岩忽然说，“中组部最近正式作出了为倪爽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
听到这一句话，甄垠年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一股热辣辣的东西直往胸口上涌，眼圈也有点儿发红。但当着侯岩的面，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侯岩明显察觉到了。甄垠年和倪爽长达几十年的感情纠葛他是早有所知的，但眼下，一切宽慰的言词都显得苍白多余。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感慨的语气道：“1949年，倪爽把你们这批民主人士从上海一直护送到青岛，我奉命在那儿迎接你们，然后我们一起开进了北京城。建国后，我和她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彼此间很少有什么联系。说起来，我们还是老战友啊，她参加革命的资格比我还老，万万没想到会落得那样一个不幸的结局。唉，不说这些了。”
甄垠年没有吭声。他的目光有些呆滞，直愣愣地盯着某个地方，又似乎什么也没看，整个人看上去，像灵魂出窍了一样。
§§§第四节
那天下午，甄垠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清华园出发，几乎绕了大半个北京城，来到位于南华沿大街的起士林西餐厅，一个人找了个僻静的座位，从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起士林是一家老牌的西餐厅，虽然主要经营俄式西餐，但它的沙拉和烤牛排做得很不错，尤其是面包，烤得不温不火，特别爽口，比起当年甄垠年在普林斯顿吃过的面包来也不逊色多少。五十年代，他到南河沿的政协俱乐部参加民盟的会议，总要抽空来这儿解解馋，后来，他也不止一次地拉着倪爽来起士林，有一年元旦，他还约上云少游和东方萱夫妇，在起士林消磨了整整一个晚上，那次，从来不沾酒的倪爽在东方萱的撺掇下，破天荒地喝了一大杯威士忌。那瓶威士忌可是地道的英国货，是甄垠年用父亲甄超然的政协委员证从北京饭店买来的。为此，他事后还挨了父亲的好一顿批评。
几年前刚回到北京时，甄垠年一个人经常骑着自行车，信马由缰地游逛，下放这么多年，北京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显得那么陌生，仿佛他从来没有在这座城市生活过似的，他逛着逛着，竟然钻进某个胡同，怎么也走不出去了，或者要不就迷了路，不辨东西南北。细算起来，他在榔树坪待的时间，其实比在北京待的时间还要长。这么一想，甄垠年的心里便释然了许多。自从那次去八宝山祭拜父亲，一个人在马路上痛哭失声，引来一大群人围观之后，北京在他的心目中的确就没有多少值得他牵挂的了。这是不是有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味道？他说不清楚。每次经过某一条街道，某一爿商店，或某一家饭馆，他都会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他总是会在记忆中反复搜寻，什么时候，和什么人一起来过？然后，像拉洋片似的捞出一个个人和一幕幕场景来，其中大都与倪爽和云少游有关。这两个人始终像影子一样相伴在他的左右，忽隐忽现，挥之不去。在梦里也是如此。那次，他就是梦游一般不知不觉来到了南河沿大街。站在起士林西餐厅门口，看见大门紧闭着，心想，还没有到开门营业的时间吧？那会儿正是傍晚，若在以前，指不定顾客盈门，拥挤得连座位都要排队叫号呢。其实，起士林西餐厅停业改做别的生意已经好些年了，最近才开始重操旧业，正忙于装修。可他哪里知道这些，站在门口等了好长时间，后来还是一个中年妇女从隔壁的小卖店出来，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扯着嗓子问：“同志，您是来吃西餐的吧？”没等他回答，那妇女冲门脸上的招牌努努嘴说，“嗨，起士林都停业好多年啦，这不，正赶着装修，准备重新开张呢。”他听了一愣，问：“那……要多久才能营业？”“半年吧，半年以后再来准有吃的。”妇女说着，瞄了他一眼，“敢情您以前是起士林的老主顾吧？打粉碎王张江姚后，见天都有老少爷们儿寻过来，嚷嚷着要吃西餐哪！”他嗯唔着，蹬上自行车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