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大的学生宿舍十分拥挤，条件之差，也许是半个多世纪以后住在宽敞明亮的公寓内的大学生们无法想象的：不足十平方的房间，排列着八张床，中间除了安放一张用来堆放书本杂物的长条桌子，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加上窗户狭小，室内空气缺少流通，潮湿阴暗，像个闷罐车厢，男生宿舍各种特有的霉气、臭气和馊味儿混杂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由于电力严重不足，每个房间只有一只30瓦的灯泡，而且一到九点钟，整个宿舍像军营一样全部熄灯，房间内就一片黑暗了。如此恶劣的住宿条件，很少有人忍受得了。那些家在上海的学生经常空着床铺，悄悄溜回家去住了，另外一些家在外地的富家子弟，也大多在校外租了房子。所以真正在校内住宿的并不多。
但令沈福天感到纳闷的是，甄垠年虽然也家在上海，平素一有空就往校外跑，却很少见他回家去过夜，每天不管多晚，总是回到学校来住。而且爬到床铺上后，还借着一只不知从哪儿买的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直到半夜才睡觉。手电筒的灯光从被窝缝隙里投射出来，像鬼火一样闪烁不定，还不时翻一下身，整个床铺发出吱吱的响声，搞得沈福天心烦意乱，怎么也睡不着。
以甄垠年平素的表现，不可能是在看专业课本，那么，他如此用功，究竟看的什么书呢？
一个礼拜日，甄垠年早晨起床后就离开了宿舍，大概是回家去了。沈福天无意中看见了他枕头边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便随手拿下来翻了翻。
那是一本开明书店出版的小说《家》。对文学所知甚少的沈福天当然不知道，当时这本小说正在中国的年轻读者中间风靡一时。
他好奇地看了几页，也许是因为小说描写的人物和生活环境离他很近，平素很少读小说的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使他欲罢不能。整整一天，他都在读小说，连午饭也忘了去吃，当晚上甄垠年回宿舍时，他觉得自己已经跟小说中的人物难舍难分了。
见甄垠年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走进来，正捧着小说在看的沈福天有点儿不好意思，赶紧合上书，放回甄垠年的床上。但甄垠年摆了摆手说：“没关系，你看吧。我已经看过两遍了。”说完，就挨着他在床头坐了下来，低垂着脑袋，半晌没吭声。
沈福天瞟了他一眼，见他脸色阴郁，像笼罩着一层乌云。
他有些诧异，忍不住问：“你是怎么了，家里出啥子事了吗？”
甄垠年摇了摇头，说：“鲁迅先生逝世了。”说着，他将一直拿在手里的那份报纸递给了沈福天。
那是一份头天的《新民报》，上面刊登着一条醒目的黑框新闻：
名作家鲁迅（即周树人氏）十九日晨五时二十五分在沪逝世。鲁病肺良久，经调养渐愈，本拟赴日本休养，殊料因受风寒，急遽转恶，虽经日医须藤诊治，仍难救复，终至十八日寒热大作，继而折命，享年五十六岁。时仅伊及鲁迅之弟周建人及日籍看护等三人在侧。
今日午后，鲁迅遗体已移至万国公墓入殓。文艺界往吊者甚多，由蔡元培、宋庆龄、茅盾、内山完造、史沫德等组成治丧委员会。治丧处由黄源、胡愈之负责，定二十日晨九时起，到二十一日午后二十止，为各界瞻仰遗容时间，二十一日午后三时大殓，二十二日晨十时运万国公墓安葬。
甄垠年说：“今天下午，我在殡仪馆门口还看见了巴金。他站在为鲁迅先生守灵的人当中……”
巴金就是沈福天正在看的小说《家》的作者。书的扉页上还有一张巴金的照片。
难怪他一大早就起床离开学校的，原来是到万国殡仪馆去了。沈福天想。上中学时，他就接触过鲁迅的作品，那个后来到武昌中华大学任教的国文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给他们朗诵过鲁迅的散文《秋夜》，其中一段文字在他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眨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小时候的沈福天经常在沈家老屋的庭院里玩耍，他眼里的天空，也是“奇怪而高”，跟鲁迅的描写竟然如此相似。
现在，鲁迅逝世了，他心里也感到有几分难过。
正是这种相近的感受，还有那本尚未读完的小说，使沈福天觉得，他和甄垠年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但这时沈福天也还谈不上多么了解甄垠年，只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并非以前想象的那样玩世不恭，分明有着自己独立的一个精神世界。对于他真实的生活情形究竟是什么样的，还不清楚。
其实，甄垠年的所谓“豪门子弟”，只不过一个徒有其名的身份，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了。自从几年前他的生母搬回苏北老家居住，父亲甄超然带着二夫人和小女儿可昕离开位于南京中山东路的那座旧宅，迁居上海之后，他就自觉跟这个家庭没有多少情感上的联系了。
同样出身于苏北富商之家的生母薛氏跟甄超然的第二房夫人程氏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程氏是苏州人，父亲是苏州一家大蚕丝厂的老板，虽然称不上花容月貌，可终究比薛氏年轻许多，颇为妖冶媚人，自然容易获得甄超然的喜欢。相对尖酸刻薄、巧于心计的程氏，薛氏就显得宽厚大度得多。但即便如此，程氏仍然在一些明显理亏的芝麻小事上锱铢必较、得理不让人，很长一段时间让甄超然在两房夫人之间显得进退不是，左右为难。
这样一种家庭氛围，势必也会给甄士年和甄垠年兄弟二人的心理上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尤其在甄士年从家里不辞而别，去了法国之后，甄垠年心头的阴影便更为加重了。直至父亲决定全家迁往上海时，母亲薛氏主动提出回苏北老家居住，备感孤单的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家庭的惟一纽带似乎也戛然中断了。
剩下的只是他和父亲或许还有小妹可昕之间的亲情。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他或许也像哥哥那样，早就离开这个家了。
实际上，在江大的整个读书期间，除了偶尔回家去看看父亲和小妹，甄垠年的确很少回那个他总共也没踏进去过几次的“甄公馆”。每次寒暑假，他也是回淮北老家跟生母薛氏一起度过的。
这些情况，都是沈福天后来慢慢才知道的。那时候，他们已经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了。
§§§第六节
武汉大学坐落在武昌北郊的珞珈山，与东湖比邻。珞珈山原来叫罗家山。传说楚王巡游时，曾经在此处落驾，便改名为落驾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人闻一多留洋归国，被聘任为武大文学院院长，一日清晨，闻一多从寓所出来散步。其时，晨曦初展，东边的天空露出鱼肚白，苍翠的山峦在青白的晨光里显得格外秀雅、端庄，一忽儿，天更亮了，万朵红霞从山背后升起，将山头衬托得更加绚丽、庄严。这不就是一尊佛吗？闻一多看得入神了，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诗意。此时，一个做晨扫的校工正清扫到他的面前，闻一多问，这座山叫什么山？校工说，落驾山。闻一多沉吟了一会儿，笑着对校工说：何不叫珞珈呢？并不厌其烦地对校工解释：珞珈在佛教中，是观音的住地，佛经中全名为“补怛珞珈”。补怛珞珈山本在南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人们纷纷在中国为观音寻找住处，找到的地方也叫“补怛珞珈”。梵音翻译，由繁变简，由音到义，于是“普陀”、“珞珈”等名字都出来了。校工听得糊里糊涂，在他听来，“落驾”和“珞珈”都是一回事，但面前这位斯斯文文的先生像在课堂里授课那样认真讲解，倒是让他觉得怪有趣的，也就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闻一多原本也是兴致所至，可时隔不久，他在给报纸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把“落驾”写成了“珞珈”，这样一来，落驾山便不知不觉地改成珞珈山了。
甄垠年刚到武大，就喜欢上这所环境幽美的学校了。按说，国内外不少校园环境并不亚于武大的大学他都见识过，有的依山，有的傍水，二者占其一，也足可令整个校园熠熠生辉了；可武大既傍水，又坐拥了这么一座名山，可谓享尽大自然的恩惠了，即使在全世界也不多见。他不得不佩服把校址选在此处的人独具慧眼。
其实，武大能拥有今日这样得天独厚的校园环境，还得感谢地质学家李四光。当初，武大筹建新校园时，李四光是筹建委员会主任。据说，他骑个小毛驴，在东湖边转悠了许多日子，最终提出将东湖边的好几座山包括珞珈山、狮子山、侧船山都囊括在武汉大学校园之内。那时候，这几座山杂草丛生，乱坟遍布，荒无人烟。校筹委会不少人都对这个提议表示疑惑，但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
从此以后，珞珈山不仅成为了武大的象征，而且变成了一个人文荟萃的名胜。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指挥的中心。蒋介石、周恩来和郭沫若那时都在武汉，就住在珞珈山半山腰的几栋小别墅里。政军界要员离开武汉后，这些别墅就成了武大名教授们的住宅。甄垠年到武大后不久，有一天，他在同事的陪同下爬山游玩，经过这片别墅时，同事指着离他们最近的一栋别墅说，喏，黄侃先生就住在那儿。
从荒凉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一下子置身到满目葱茏、气候宜人的珞珈山麓，甄垠年的心情和身体渐渐变得安适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