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李白、杜甫这些人都是瞎编的，根本没这人。美国也是瞎编的，没有美国。我问日本呢？他说日本有，日本人端刺刀专扎中国人肚子，后来赵薇拿他们国家的军旗当裙子。他问我，这算爱国不？就顶算污蔑日本了。
阿斯汗认为，人养狗属于孝敬。他说：人肯定要孝敬一样东西，孝敬花，孝敬围棋与象棋，孝敬狗，孝敬猫，孝敬房子或电视。我问，你孝敬你妈不？他回答：“不！我妈尽说我。”我感到阿斯汗说孝敬的那些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说孝敬的人。如林太乙说的，人就是“狗的走狗”。
阿氏说，咱们什么时候上月球啊？
他说，人吃饭而拉屎是错误行为，应该吃屎而拉饭。我说，你拉那个饭一般人也不敢吃。
阿斯汗愿意当坏蛋，“当坏蛋多好，想干啥干啥”。我忽悟，文艺作品塑造坏蛋，实为倾吐潜意识中另一半愿望——“想干啥干啥”。后来，阿斯汗将坏蛋改为“腐败分子”，说“当腐败分子多好，想干啥干啥”。他爸说：“当腐败分子就得好好学习，现在的腐败分子哪个人不是大学生？不是大学生就当不上大官，当不上大官就没法腐败，明白这个道理了吗？”阿斯汗诺诺。一提学习，我估计他已经不想当腐败分子了。
阿斯汗问：“咱们这块儿算中国吗？”我听后吓了一跳，“算呀！”阿斯汗说：“那电视咋老不提咱们这块儿？我以为中国不要咱们了。”我听了此话很难过。吾乡贫困，上不了电视。阿斯汗说：“电视老提北京、上海和深圳，为什么不提赤峰呢？”我觉得央视无论如何一定要提一提赤峰，好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老阿还说，对付沙尘暴的方法是，在北京和赤峰两地各安100个鼓风机，把沙尘吹回去。若不够，各安200个。他还说，以后谁的沙子谁负责，吹过来以后弄回去。
阿斯汗见电视里男女接吻，说“最好含一片药，特苦，用舌头塞到那个人嘴里”。
他说：“说彗星撞地球，咋还不撞呢？我都着急了。”
问：男女和女人有什么区别？阿斯汗答：晚上打麻将喝酒的是男的，做饭看电视的是女的。
问：别的区别呢？答：男的穿西服，女的戴乳罩。
阿斯汗说：“文化大革命”好。问：为什么？答：不上学。上学也不上课。上课也不考试。
他说，“过年放焰火没意思，应该放原子弹。原子弹声大，亮，有蘑菇云，多好看。”
阿斯汗说：“应该把公园的狼放出来，把老师关进去。”
阿斯汗提议：“咱们国家为什么没有国王？国王多好听。”
他还提议：“家长联名写信，让政府取消小学和中学，直接上大学得了。”
他说：“离婚肯定是挺好的事，在一家住腻歪了，上别人家住住，不挺好吗？”
他还说：“为什么听不到老虎吃人的事啦？老虎都干嘛呢？狼为什么不吃人啦？真没意思。”
阿斯汗认为，每家的自来水龙头应该分成可乐、白酒、啤酒、芬达、露露。“一拧就哗哗的，收费呗。”他说。
阿斯汗希望科学家通过转基因工程“把马变成小猫那么大，蚂蚁变成狗那么大，金鱼变成轮船那么大”。
阿斯汗认为布什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是“抓几个外星人，看看他们长什么样”。
阿斯汗觉得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全世界的饮料都应该免费，吃水果，看电影和打游戏机也应该免费”。
他说“考试第一名金钱奖励，不及格罚款——这些钱都由老师出”。
在谈到农村问题时，阿斯汗指出：“农村多好啊，我最恨我妈没把我生到农村。农村有驴、马、羊、还有大公鸡，不费劲就失学啦。城市真没意思。”
3
我外甥阿斯汗信奉弱肉强食的道理，即天下英雄，在乎谁能吃掉谁。狮子所以比狼英雄，是因为它能吃掉狼，而不在于狮子长了一个乱发纷披的大脑袋。当然，狮子食谱上是否有狼肉这道菜，就不必细究了。阿斯汗四岁，心里想的全是动物们，核心问题是谁吃掉谁。从另一种角度观察，阿斯汗做的是生物学家的工作，他把所知的动物悉排为谁吃谁，是一条自然界的食物链。因此，他在看画报上的动物时，尤其留心其嘴与牙齿——英雄的根据。
不幸的是，阿斯汗把这条定律拿到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这是过去所批判过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譬如，他多次比较我和他父亲究竟谁更厉害些，并观察我们吃饭时，特别是吃肉时的姿势和表情。我很替他惋惜，其理论水准只停留在进化论上面，而不懂阶级斗争学说。这是自然界与社会进步的不同的定律。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他对乃父渐渐起了敬意。原因很简单，他爹一日将一条蛇煲熟吃掉了。阿斯汗从此上百遍地景仰他爸：“爸爸，你敢吃蛇吗？”他爸微笑答云：“敢。”阿斯汗便欢喜地大笑四顾。
还有一次，他爸为阿斯汗表演了一次吃虾。虾，在阿斯汗看来是虫子之辈，爪牙较多因而可怕，但他爸两三下扯裂虾腿吞下。阿斯汗眼里冒出惊喜目光，大叫：“爸爸，你还能吃虫子吗！”他爸答得仍简洁：“能。”
有了这两次事之后，父亲在阿斯汗的心中高大完美无比，他以为自己的父亲无物不可吃了，便喜欢追随其后走来走去。偶尔，他父亲也答应阿斯汗的一些请求，譬如不吃小白兔与黄鹂等。
昨日，他们父子聊天，阿斯汗又以“你能吃什么？”开头，说过了蛇与虫子之后，他突然问道：
“爸爸，你敢吃警察肉吗？”
他爸很尴尬，连说不敢。因为我是警察，而且穿着警装坐在阿斯汗身边，这分明是威胁。我狠狠地瞪了阿斯汗一眼。今早，我听他爸小声教导儿子“以后不能说吃警察肉，不文明”。
寻找鲍尔吉
鲍尔吉是我的蒙古姓氏，在《元朝秘史》的汉译本中被写作孛儿只斤。这个姓平常不用，因为在汉人居多数的城市，使用这么复杂的姓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解释，太累。
发表作品时，我偶尔标上姓，使之成为“鲍尔吉·原野”，老权赵健雄说这叫“蒙汉合璧”。在作品上注姓，表示不去掠其它“原野”之美。其它深意是没有的。
但这也遇到过麻烦。
我的一首名叫《乡音》的诗被国内一家用英文印行的刊物选择，给了一点稿费。事先我不知这是稿费，这是一份某银行的通知，告我凭此去一家较远的分理处取钱。
我知道某银行是一家与外币有涉的金融机构，美元什么的。我并未兴奋，没干过和美元有关的事，怎能和它相亲呢？
到了地方，拿凭证一看是稿费六元。支这稿费约需十来道手续。如要买一个铜牌再去换等等，每道手续都依次排队。在这些排队的人中，大多是企业和个体户提备用金的，六元钱肯定是最少的数目。
当那位小姐把铜牌清脆地掷来时，我见她掩口一笑。我猜想，咸亨酒店里的人笑孔乙已，大约就是这样的笑法。
临了，到了取款的时候。
“那个人是谁？”我急忙回头瞅，不知付款小姐在说什么。
她提高了声音：“鲍尔吉是谁？”
“鲍尔吉是我呀。”我和蔼地回答。小姐和我隔着钢管焊的为了防止抢钱的栅栏，而且大理石的台面也有一米宽。
“那原野又是谁？”她用圆珠笔杆敲着台面，案例出现了。
“我就是原野。”
“你，到底叫什么？”她镇定质问。
排队的人，目光已经转向我。我不是电影演员，很难在这么多人的逼视下保持气定神闲。
我虚弱地解释，原野是我的名字，而鲍尔吉……等等，但没提《元朝秘史》与孛儿只斤。
她笑了，向同事问：“你听说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同事轻蔑地摇摇头。她又问栅栏外排队的人：“你们听说有姓鲍尔吉的人吗？”她用那化妆品抹得很好看的脸上，已经露出戳穿骗局后的喜悦。
我有些被激怒了，但念她无知，忍住。子曰，“不知者不愠。”我告诉她：“我是蒙古人，姓这个姓。”
她的同事告诫我：“就算你姓复姓，顶多姓到欧阳和诸葛这种程度，鲍尔吉？哼！”
这一位并不无知，并且戴一条蓝珠石项链。她知道复姓，但竟提到“姓到”这样的限制。汉人的倨傲，如果我是泰戈尔，那么“罗宾德拉纳特”这个姓定会使她们目眦尽裂了。
我不想当着那么多人和她们争辩或进行更可笑的学术性讨论，为了六元钱不值得。我仍耐心解释。
“在欧阳之外，不是还有罗纳德·里根吗？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
众人笑了，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卖弄学问。有人说：“他肯定念过大学。”而银行小姐向我投来明确的侮慢的眼神。
原来中国人不配姓复杂的姓氏。这与阿Q想恢复自己的赵姓而不可得一样。
“你说怎么办呢？”我尽量悠闲地问那小姐。
“你要证明鲍尔吉是你。”她手拿着我的工作证和身份证，“但这已经不可能了，这上面写的都是原野。所以，你要把鲍尔吉找来，和他一同领款。”
为了六元钱去找鲍尔吉。我想起一句歌词：“为了一块牛排出卖巴黎。”
鲍尔吉，你在哪里？我怅然离开取款台，在心底呼唤。
对任何人来说，为了六元钱罹此磨难，就应该罢手了。但我如看电影一样，想知道此事是怎样一个结局。
我站在门口观察。
我发现一个面相善良的人，上前叙说我的处境，简言之，请他充任鲍尔吉。
“这怎么行？”他瞪着眼睛，原本善良的人瞪起眼睛也不善良。我忽悟，这种作弊的事不能选择好人。
我又找到一个衣冠不整如无赖的人，约二十多岁。谈过之后，他狡猾地问：“这事好办，你给多少钱？”
多少钱？这事不能超过六元钱。我告诉他“三元钱”。
“三元？”他简直想咬我一口，“你那笔款多少钱？”
“六元。”我给他看提款单。
他笑着看我的脸，那目光在我眼睛鼻子之间滑行。用目光蹂躏别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提一提后裤腰，问：“你是知识分子吗？”在“知识分子”这个词里，他的语调充满了恶毒的揶揄。
“我是你爹。”我告诉他。
他要动手，这从肩上可以看出来，《武当拳法》曰：“挥掌者其肩先动。”我上前掐住他的两腮，酸痛是难免的了。我把他的嘴捏成喇叭花一般，里边洞黑，黄牙森然。
我一推，他踉跄而去。
他是那种在社会底层游荡的人，我后悔了，怎么能找这样的人担任鲍尔吉呢？凡吾鲍尔吉氏，乃贵族血统，铁木真即是此氏中人，当然又是我们的先祖。
最次也是找一个电大毕业的，这是我对新鲍尔吉的要求。
不好找，我只得打电话给附近的一位朋友，请他襄助。他叫刘红草，在某机关当科长。
我道出原委，他摇头。“六元钱，嗨。我给你十元，算了！”
我表示此事如何如何，他迟疑地俯就了。
中国银行分理处，人已稀少。我们来到付款台。“他就是鲍尔吉。”
我骄矜地向小姐介绍，像推荐一件珍宝。
“是，就是。”刘红草点头。
“工作证。”小姐扔一句。
刘红草假装找工作证。“哎呀，忘带了。”
“回去取。”小姐连头都不抬了。
“嗨，六元钱。”我恳求她，“开开面吧。”
小姐有点通融的意思：“拿名章也行。”
“快拿名章。”我指示刘红草。他又上下假装找。
“小姐，你看没带名章。“
小姐坚拒。
我问：“那一会儿拿来名章，他还用来吗？”
“随便。”
出门，我和刘红草握别，感谢大力支持。我独自找一个刻章的老头。
“鲍尔吉是啥玩意儿？”刻章的老头茫然发问。
“什么啥玩意儿？”我恶狠狠地说，“这是姓！”
“姓？”老头更茫然，“我刻了一辈子名章……”
又来了，我只好安抚：“刻吧刻吧……”
刻好了，牛角名章，十元。
“十元？我最多出六元。”
“八元。”
“六元。”
“七元，少一分不行。”
“七元就赔了。”
“赔了？”老头从花镜上方看我，“什么赔了？”
我的事情无人可解释。我拿着名章取出了按惯例应该在邮局汇来的稿费。
我看到结局了。主要的，当我手攥着“鲍尔吉”的名章时，便不惮来自各方的质询了，可以雄视四方。
来，把手给我
那一年，春节还没到，我故乡的小城家家准备年货。有人拎着山珍海味匆匆进门，有人拎着空兜子匆匆出门。到了腊月廿三的晚上，人称小年，我们一家人围桌大啖囤积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有人敲门。
小年一般无访客。开门，一位60多岁的宽脸大汉站立，像门框镶的一幅画。他笑而沉静，胡茬重，如同说“看你们能不能认出我，看你们在吃什么？”
“哟！”我爸如梦方醒，“白长岁！”
我妈同时喊：“白长岁！”像抢答。
我把手里的筷子放下，想——从他胡子、带笑意的细长眼睛和摔跤手的身态想起，他叫白长岁，我爸的战友。
“快进屋，进屋……”我父母迎进他，大喜过望。白长岁矜持地搓搓鞋底，掸掸衣服，进屋坐下。
“哎呀，二十年没见面了。”我爸说。
“二十多年了。”我妈予以纠正。
这事是这样。辽沈战役攻打长春的时候，白长岁在战场上救过我爸一命，他们是四野的骑兵。而文革中，他们有些战友被打死或自杀了。经历两大劫难的战友相遇，均有隔世之感。他们上次见面是在沈阳，我也在。
我爸述说，我妈伴以泪水，白长岁吃肉喝酒，不抬眼帘。父母说完，白长岁也吃饱了，解开裤带并咧开大嘴笑，露出坚固的牙齿。
“我这次来，”白长岁用下巴指我，“来看他。”
父母目光转向我，极为惊讶，我更惊讶。我当时廿五六岁，刚刚结婚，别无业绩，白长岁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什么？面对父母催问的目光，我却什么都回答不出来。
白长岁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是他和我的合影，我家也有。照片上，我们俩长得特别相像。我十来岁，他四十多岁。他说：“我老了，想念好多人。除了去世的，我打算见所有我想见的人。我去过云南、青海。在你家停一下之后，到北京的女儿家过年。”
我爸不解：“你绕这么大的弯儿，就为看我儿子？”
“难道不行吗？”白长岁反问。
“怎么不行？行。”我爸给他斟酒。
大家还是困惑。白长岁千里迢迢看我，中间应该有一些故事缘由。
白长岁对大家的疑惑幸灾乐祸，展开第二轮吃喝。白长岁是阿凡提式的人物。他曾把师长的土霉素药粉倒掉，在胶囊里放进烟灰。他给战马梳小辫、扎红头绳等等。我父母几乎迫切地等他开口，他却若无其事地啃鸡爪子，把炒黄豆一粒一粒丢入嘴里嚼，最后捧起铝盆喝白菜豆腐汤，说：“你们这些人脑袋不开窍。”
“开什么窍？”我爸终于等到他说话。
“七○年，”白长岁说：“咱们在沈阳的大西客栈一起住了半年，你在陆军总院治腰病，我治腿，文革打伤的。我和你儿子天天在一起。我讲故事，他背诗。我们俩一起上动物园，一起吃糖葫芦，一起参加拥护西哈努克的游行。后来我想，他长得和我这么像是为什么呢？时不时拿照片瞧瞧，琢磨这孩子现在长什么样啦？昨天早上一醒，我决定到你们家看看，这就来了。”
我父母哈哈大笑，心里还是没太搞明白。白长岁从帆布兜子里掏出一把银锁、一小块麝香和奶豆腐黄油给我，竟没给我爸什么礼物。后来，他们谈至深夜。第二天，白长岁坐四点钟的火车赴北京。
他走后，我父母说白长岁这个人滑稽。而我想起这件事，有时发笑，有时感动，觉出人与人之间确乎存在一种不需要理由的想念，不一定和年龄、经历、性别甚至血缘相关。我没参加过长春围困战，也没在战壕里和他分吃豆饼，但白长岁爱我超过爱我爸，貌似滑稽，实则真切。好比说，一个人如果是一株树，所念者不单纯是土壤、水分和阳光。如果我是树，也想念在我身上落过的小鸟儿，想念风和一去不返的流云。人与人的亲善，并不一定是你对我好，我生感谢，孜孜于施与报。放开眼界看，岁月中那么多温暖的眼神都值得记忆并怀想。我帮过白长岁什么？他在一九四八年就是骑兵连长，我帮不上他。今夕何夕，却来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