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治疗遇冷天就爱感冒的毛病，天越是下雪，他越是起早外出走步、推树。
彭桓武把散步练腿力、推树练臂力也当成做学问一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从不间断。他还参照中医药书籍给自已开药方抓药吃。他清楚地记得刘秉娴生前曾说过，为治脉管炎她吃了许多大剂量的药，这其实是十分有害的。彭桓武以此为戒，每次为自已开药总用那些比较温和的药，剂量也以最低为准。
半年后，他去医院复査，几乎令医院所有的医生大吃一惊：他不但活了，而且还比较健康——嘴歪眼斜及半身麻木已基本治愈，大脑更是十分的清醒。
彭桓武创造了一桩医学史上真正的奇迹！
值得骄傲的还有他的儿子彭征宇。
这时彭征宇已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深造。
一天，彭桓武去买菜时遇到中关村医院的一位大夫。大夫一见他就说：“你儿子不容易，在那种时候还能考上北大！”
“那种时候”指的正是刘秉娴病重垂危的时候。那个时候，儿子不但要管妈妈，还要管爸爸。他常被迫丢下书本去外面奔波，为这个家……彭桓武眼睛湿润了。他想：自己应当向儿子学习了。
儿子长大了！
新生的喜悦和健康的恢复使彭桓武渴望投入科学研究工作。
而一个新的时代正迈着巨人的步伐向他走来，向所有的科学工作者。
“不开会，不出国”
他们争先恐后发表自已的意见，热烈而执着地为即将成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勾画蓝图。
谁来当所长？
钱三强强调说：“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应当具有世界级高水准的科学价值观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能够高屋建瓴地出点子，领导和组织科研；他不但要精通物理学，还要融汇边缘学科的最新成果，他的思路应当活跃在学术探索的最前沿。”
众人不约而同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彭桓武。
钱三强说：“我看也非他莫属了！”
就这样，彭桓武从此受命建设理论物理研究所，为实现把我国理论物理研究推向世界水平的目标又一次上路了。
面对众望所归和中科院领导的决定，彭桓武再次出任大家伙的学术带头人。不过，他明确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出国。”
彭桓武依然还是彭桓武。他从来不愿把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在与科学无关的出头露面上。他的这一原则自然也令许多人不解，正值改革开放春风浩荡，多少人想出国、为出国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他却让出国都不出，实在令人费解。
彭桓武在1975年10月游香山时，联想世界文明和科学发展史，有感于人生60年的沧桑岁月而赋诗一首。这首《再游香山》便是他这一时期的心灵写照：叱咤风云半笑迁，年周甲子感联翩。人情世事依然远，物理天工总是鲜。分化合流察色相，来踪去迹望尘烟。香山翠柏迎红叶，胜似春光织锦毡。
彭桓武果然“不开会，不出国”，排除一切与科研无关的杂的干扰，脚踏实地地活跃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
重新投入他所热爱的理论物理研究工作，彭桓武忘掉了病痛，全力以赴为实现理论物理所在初建时确立的理想和目标。这一理想便是：把理论物理研究所建设成一个交流和综合的新型研究机构，把我国理论物理研究推向世界水平！不久，理论物理所创办自已的学术刊物，并与世界同行广泛交流，迅速及时地了解国际上重要理论物理中心的科研最新动向。从此，理论物理所的科研课题开始跻身于国际竞争的行列。
建所之初，彭桓武和同志们就约定：所长“轮流坐庄”废除终身制，任期为2年。
1980年，当理论物理所初具实力时，彭桓武递上第一份辞呈。他要把机会让给更年轻的同志。大家希望他连任，他却又递上第二份辞呈，提出不但不连任，而且“从我开始，不设名誉所长”！
大家钦佩彭桓武的民主精神从学术领域延伸到了行政领域。然而，他却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应当。早在爱尔兰，他听海特勒说起当年德、法两国理论物理截然不同的发展状况时，就立志要学习玻恩等人的民主作风，广育英才，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贡献才智。
卸任后，彭桓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凝聚态物理上。
凝聚态物理是由量子力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物理学新的巨大分支，它给材料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彭桓武了解到国内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便责无旁贷地在这块因十年动乱而荒芜了的土地上耕耘起来。
1980年，彭桓武在理论物理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与钱三强谈起我国固体理论工作分散，缺乏学术交流，应仿效粒子理论工作建立学术组织。任数理学部主任的钱三强根据彭桓武的建议，及时与几位有关的学部委员酝酿后，随即由学部召开会议成立了学部下的统计物理与凝聚态理论学术小组。彭桓武出任第一任小组长。
彭桓武联络组织起被“文革”冲散的人马，又向各有关大学做了详细的调査，亲手创建起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研究小组。1981年，在第一次全国会议上，彭桓武从凝聚态物理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邀请了交叉学科——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专家做报告。这个小组成员虽然分散在全国各地，但他们协同作战，使整个学科各方面均衡发展。他们的工作，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做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储备。
两年后，彭桓武把组长的位置传给了下一任。
1982年，我国首次试行科学基金制，彭桓武被推举为科学院数理部基金组组长。
科学基金的形式从19世纪中叶出现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灵活的资助方式、严格的同行评议，得到科学工作者们的拥护，被许多国家所采纳。彭桓武和同志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守正不阿的作风抵制着一切不良风气，使这一制度得到贯彻执行，促进了这一事业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1983年，彭桓武又担任了科学院数理学部的规划组长，为2000年中国数理科学的发展勾画蓝图……
是彭才旦武。
——个汲汲于真理、淡泊于名利的科学家。
当他所草创开拓的许多工作走上正轨后，当胜局奠定后，当开始收获成就时，他却一一辞去自己的头衔，把这些重要职一个个移交给更年轻的科学家。他总是在每一项事业基础奠定后悄然隐退了。他“功成不居”，甘愿把自己隐没在事业之中、集体之后。除了科学真理，他别无他求。
彭桓武曾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换届前夕，他上书科学院领导，谢绝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职提名。
彭桓武讳言自己，从不愿抛头露面。出国访问，宴请外宾，他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他却十分热心科研方面的公共事和学术上的组织工作。除了凝聚态小组、科学基金、学科规划等方面工作外，普及性的期刊杂志约他写科普文章，他也欣然受命，并认真按时完成。而且，在科研和组织的繁忙工作中，他还去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所讲课；“文革”后刚恢复招收研究生，他就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讲授理论物理；1982年，他主动去北京大学物理系开设分子反应动力学，介绍化学物理这门方兴未艾的交叉科学，并多次回到核工业部他当年工作过的研究所做学术报告，为后来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鼓劲加油。
在彭桓武心中，科学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拿它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无疑是对科学的亵渎，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彭桓武只关注科学本身。“科学是社会的历史的实践。”彭桓武跟踪着人类智慧向求知领域迈进，殷切地瞩目于理论成果尽快向实际应用转化。
彭桓武希望青年一代的努力富有成效。他把自已的经验告诉年轻人，“领域广阔对工作有益也很有趣。如果不能放开眼光、了解全面，只埋头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也许到死才发现这是徒劳的。目前各学科的界限在消失，理论和应用的距离在缩短。我们在探索时要彼此借鉴，应用时也要知此知彼。既能串起来，又要能深下去，这就是当前的趋势”
彭桓武念念不忘人才培养这个百年大计：“通过艰巨重要的项目锻炼队伍，把能干的人才组织起来赋予重任，通过工作培养和识别人才是最重要的措施。应用研究照样可以培养人才。重要的项目，大家合作去研究，这也是我在核科学领域工作时的体会。”
198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前夕，国家颁布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和名单，彭桓武领导和参加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荣登榜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按照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当九院理论研究所所长给彭桓武送来奖章时，他却坚决不受。
彭桓武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所长说：“不，彭公，这是国家的规定，请您一定要收下。”彭桓武略一思索，接过奖章说：“好，既然这么说，我就先收下。”话锋一转，他又说：“现在这枚奖章已经归我所有，我就有权来处理它。请您带回去，就放在研究所，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吧。”
说话间，彭桓武撕下一页日历，提笔在上面写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在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上，国家颁发给“两弹”理论设计功勋们的奖章和奖状旁，也摆放着彭桓武的这两句题词。
短短的题词虽然只有10个字，但却赫然展现在大厅中，吸引着无数参观者。每一个知道它来历的人们，无不被彭桓武的精神所感动。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们看后，都为拥有彭桓武这样的科学家而欣慰和自豪。他们无比感叹道：“这个集体一贯作贿！”
当年的理论部的主任们，不约而同地把彭桓武给他们的影响归纳为：“他的道德和文章都是第一流的。”
直到今天，这支队伍仍然保持着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许多阳光灿烂，彩旗招展。如潮的车流、如云的宾客向世人昭示这里即将举行一次盛大的集会。
果然，当日，首都各大新闻媒体竞相报道了一则消息：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颁奖大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是由香港四位企业家合资设的一个奖项。这四位企业家是：何善衡博士、梁妹据博士、何添博士和利国伟博士。
1993年6月，利国伟博士在北京见到朱铭基副总理。谈话间，他有感于国内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学者专家，一般生活都比较清苦，而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资源的分配有所限制的状况，遂决定要在鼓励科技杰出人士，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方面做些贡献，便向朱副总理提出“将成立一个专门奖励国内优秀科学家之基金”的构想。他的提议立即得到朱镕基的肯定、鼓励和支持。即日，朱镕基指示有关人员与利国伟先生磋商。四位博士同心同德，不久以信托形式在港注册成立了以四人姓氏为名的“何梁何利奖”基金，并于1995年1月颁布了第一届获奖名单。
国宾馆会议厅里喜气盈人，科学家和政府官员们精神振奋，都在等待即将报告的喜讯。
终于，主持大会的政府官员开始宣布获奖名单——
“彭桓武！”
瞬时，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81岁的彭桓武身着蓝色布衣，步履迟缓、神色不安地被这骤雨般的掌声送上领奖台。
接过“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证书和100万港元的存单，彭桓武有些不知所措。站在话筒前，面对着几十年同甘苦共命运的老同事、老战友，他想说的话很多，他要谢的人1995年，彭桓武在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颁奖会上发言也很多，他说：“在我荣幸地获得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时刻，我心潮澎湃。回顾我的科教生涯，我要对许许多多鼓励我帮助我学习和工作的亲友、老师、领导、同事、学生们表示深挚的谢意和敬意，同时也对我经历中许多美好的机遇感到庆幸。“特别显着的有以下几点：（1)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逃难时承蒙当时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我为云大理化系教员。长春有家归不得，且认昆明做家乡。（2)1949年5月，我从昆明回北平后承蒙钱三强教授邀请我参与一年后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并任我为理论物理组组长。这两件事对我当时有帮助，并对我后来发展有长远的影响。我应当向他们致谢。（3)在中国抗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时间，我有幸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处和爱尔兰国都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薛定谔所长处，与名家接触密切，继续研究，弦歌不辍。（4)在苏方撕毁协定，中国决定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初期，我就有幸参与，和新老同事一起为国尽力。像这样难逢的良好机遇怎不令人庆幸？
“美中不足是我个人不够艰苦勤奋，没有周培源先生勤能补拙的精神；我锲而不舍不够，对科学研究缺乏磨砻抵栃的精神。所以未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对这缺点，我近年来才有所认识，以后将注意改进。我愿依照何梁何利基金评选章程规定，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不少于三年，就我个人论还希望能工作更多几年。时至今日，科教兴国有广泛而切实的含义，重要又迫切。我也希望能有更好的组织工作者来帮助更多好的科技工作者，使他们能获得并利用好良好机遇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谢谢大家！”
学长加师友的王淦昌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第一届得主。他兴高采烈地向彭桓武表示祝贺。当年，彭桓武一入清华就曾听老师和高几届的学生称赞说：第一届物理系有位叫“王淦昌”的同学品学兼优、聪慧过人。彭桓武努力以这位未谋面的学长为榜样鞭策自己。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有幸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并一同参加原子弹、氢弹等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彭桓武十分敬重王淦昌的道德、才能，尤其敬佩他在自然、社会等诸多领域里表现出来的博大精深和精明强干。
王淦昌也一直视彭桓武为“良师益友”。每次学术会上做完演讲后，他都要征求彭桓武的意见；在他眼里，彭桓武既是一位“传奇人物”，更是一位严厉而公正的老师：彭桓武说“还不错”，他才有信心把文章拿去发表；彭桓武不满意，就会直面提出批评，从不客气，他也就自己把文章枪毙了。1992年5月底在国宾馆芬芳厅里，王淦昌在由许多着名科学家到会的联谊会上做科学演讲。演讲完走下讲台，王淦昌悄悄问彭桓武：“怎么样？”彭桓武说：“还不错。”王淦昌这才信心十足地把文章寄了出去。不久，这篇演讲稿发表在《现代物理知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