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仍沿用传统形式创作的画家，以“国画大师”的名声而为我们耳熟能详。在这个时期，画家所面临的环境远比他们的前辈更复杂，尽管在学术领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呼声不乏响应者，“中国画家”却需要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不断侵蚀、传统文化越来越不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出于对自清代“四王”以来泥古守旧之风的厌恶，一部分画月落呜啼霜满天家试图从文人画以外的其他美术遗产，如敦煌壁画、宫廷的工笔重彩和民间艺术中汲取灵感，创立新风，但是所有这些尝试均无法成为“中国画”的主流。文人画的理念和形式，事实上已成为决定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国学”——即孔孟老庄之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戴上“国画”这顶桂冠，它也随着国学的兴衰而几经沉浮。20世纪上半纪，中国经历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亡、军阀混战、民国的建立、抗日战争、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尽管这半个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却诞生了一大批国画大师。这些画家的作品虽然和现代思潮、现代审美理想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距离，但他们表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也不同程度地渗透了现代人的情感心理。身处这样的时代，他们不约而同以完成传统绘画的创造性转化为己任，融会古今，同时正视一切外来和现时价值观的挑战，付出了更强的毅力和更大的决心，而真正做到了自成一家，不致被扔进无限风光图废纸堆。
来自湖南的齐白石（1863—1957年）使我们想到元代的王冕和“扬州八怪”的金农，他们确实是齐白石欣赏的文人画家，他崇拜的前人还包括徐渭、石涛、朱耷、“扬州八怪”中的李觯以及“海派”的吴昌硕，但更关键的是他在乡下曾经作为木匠的经历，这种经历赋予他其他人很难具备的民间艺术家的灵性。齐白石作画极为勤奋，是一位长寿的画家。有评论家指出，他年近70岁时，才完成其天赋的乡村诗人式灵感与文人画风格的完美结合。他的画既属于文人画体系，又不完全是文人画，尤其来自乡间池塘原野的生命气息，取代了通常文人画那种陈腐的“书卷气”。齐白石晚年的大写意，与其说是狂放的，不如说是质朴的，早年“齐木匠”的天真率意仍蕴含其中，举凡乡间所见所闻，蛙声蝉鸣、农作物、仔鸡蚱蜢以至生活日用品，皆成为他的绘画素材，如《玉米蜻蜓》、《蛙声十里》，都是典型的齐白石式文人画佳作。在画风上，一般文人多追求清淡秀逸，齐白石却是红花墨叶，视觉感受淋漓而明快。
黄宾虹（1865—1955年）同是一位“早学晚熟”的大师，尽管他与齐白石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画家。黄宾虹具有高深学养，秉持近似于“四王”那样的治学精神，他几乎将整个青、壮年时期用于对古画的研究和临写，契而不舍；同时恢复了宋、元时期的画家对自然的探索态度，他壮游山河，终于在年近八旬时完成了笔墨上的“变法”，创造了浑润华滋、古朴苍劲、厚重沉郁的“宾虹山水”，成为难以企及的绘画泰斗。
还有两位天才型的大师潘天寿（1897—1971年）和傅抱石（1904—1965年）。对于潘天寿的画，王伯敏评论说：“论评艺术品，民国期间，常有人以‘厚、重、大’为品评标准。若以此而论，潘天寿的画，正可谓‘厚、重、大’，尤其是‘大’，时人无有出其右者。即使他画小品，也有评者以为‘小中见大’，这个‘大’，还不在于画幅的大小，而在于他的‘强其骨’，在于他的毫端有‘力’、有‘气’和有‘势’。“强其骨，虚其心”是老子的思想，意思是既要有健全强悍的骨骼或坚韧的“骨气”，又要虚怀若谷，追求空灵的心境。
潘天寿的气质中有农民的朴厚，他的学养却完全是文人的。他融南北宗于一，突破明清以来花鸟画清丽柔美的风范，创造了奇险雄劲的风格，其画以花鸟、竹石为母题，其强悍的架构足与硬材质雕塑相匹敌，却往往展现出清新旷达、仿佛包裹着晨雾的境界。傅抱石是石涛的热烈崇拜者，以至将原名“瑞麟”改为“抱石”。他平时嗜酒，酒后舞笔挥墨，是一位极具诗人气质和浪漫性情的艺术家。他曾赴日本学习西画，善于用色彩和调性控制画面气氛，所作山水潇洒奔放，酣畅淋漓；人物画竟越过自宋代以降萎靡不振的风度，直追远古画圣顾恺之，用几乎失传的“高古游丝描”法，绘《九歌》、《丽人行》，极为洒脱，古雅而高贵。
潘天寿、傅抱石的绘画，主旨上虽然仍体现文人画的理念，却为“现代中国画”开辟了道路。现代“中国画”
留洋的画家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等人来华传教，把欧洲油画作品带进中慧贤皇贵妃像国。利玛窦献给明神宗（1573—1619年在位）的礼品中，就有油画绘制的天主像、圣母像等。这种精细逼真的绘画，使中国画家感到惊异，但并未给予较高的艺术评价，也没有中国画家追随这种画法。到清朝初年，有许多擅长油画的欧洲传教士来华，并在宫廷供职。其中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S．J．，1688—1766年）、潘廷章（Joseph Panzi，1733—1812年），法国人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1702—1768年）等。他们是中国宫廷内第一批外籍画师，曾受命绘制过多幅油画肖像。乾隆帝弘历曾命宫中选少年奴仆，随洋人学油画技法。现存满族画家五德的纸本油彩山水画，便是这一时期中国画家的油画作品。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较前频繁，《幽谷图》西方的宗教绘画和商业性绘画更多地进入中国，西方绘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也较前显著。但真正掌握西方绘画技法的中国画家，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同治年间（1862—1874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设立孤儿院，向收养的孤儿传授各种技艺，其中的图画馆传授西方绘画技术。孤儿长大离院，把油画技法带到社会。清末民初活跃于上海的周湘、张聿光、徐咏青等人，都出自土山湾孤儿院图画馆。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文人到了欧洲各国，亲眼看到西欧画家的精心杰构。清晚期曾出使过英、法、意、比等国的薛福成（1838—1894年）1890年在巴黎参观蜡人馆和油画院后撰写的《巴黎观油画记》被广为传诵，近代思想家康有为（1858—1927年）也撰文《意大利游记》，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国知识界通过他们优美的诗文，初次了解到与中国传统绘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绘画。
对新的绘画样式产生兴趣的中国画家，往往从摹绘油画印刷品入手，并使用各种代用颜料、油料，绘制基本上是中国传统风格的油画作品。直到出洋学画的青年陆续回国，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最早出国学习油画的广东画家李铁夫（1869—1952年），于1887年到美国，曾受业于沙金（J．S．Sargent，1856—1925年）。最早到日本学画的李叔同（1880—1942年），于1910年学成回国，随即在天津、杭州和南京从事美术教学，他首倡石膏模型和人体写生，并在学校中组织洋画研究会。
辛亥革命以后，出国学画的人渐多，他们的去向主要是欧美和日本。较早去欧、美学画的有李毅士、冯钢百、吴法鼎、李超士、方君璧等人，后又有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周碧初、庞薰琹、颜文梁、常书鸿、吕斯百、吴作人、唐一禾、周方白、吴冠中、吴大羽、赵无极、朱德群等。中国留学生初到西欧时，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已在画坛取得稳固地位，学院派古典主义虽有人支撑，但其影响已趋式微。留欧的李毅士、吴法鼎、李超士、徐悲鸿、颜文梁、常书鸿等人，提倡古典的写实主义美术。在日本，以黑田清辉（1866—1924年）为代表的新进画家，已经以印象主义的艺术观念改变了日本美术教育的内容。赴日学画的留学生有王悦之、陈抱一、胡根天、俞寄凡、丰子恺、陈之佛、傅抱石、王济远、关良、许幸之、倪贻德、卫天霖、王式廓等人。由于日本不像法国那样具有深厚的油画艺术传统，所以留日画家在艺术上普遍倾向于印象主义以后各流派。留学生归国后，通常都以美术教学为职业，通过所在的学校，传播自己的艺术思想和绘画技法。
徐悲鸿（1895—1953年）、刘海粟（1896—1994年）、林风眠（1900—1990年）这三位曾留学海外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既是杰出的油画家，也是20世纪的中国画大师，对中国现代绘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1912年，17岁的刘海粟在上海创办图画美术院，1919年将其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正规美术学校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第一所高等美术学院杭州国立艺术院，以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私立苏州美术专箫声科学校等相继成立，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和颜文梁（1893—1988年）曾主持这些学校的教学，他们不同的艺术主张，使这些学校的教学各具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