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流程图可以看出，第一，草原第二性生产能力的形成，不仅要经过许多转化阶段，而且在各个转化阶段存在复杂的反馈机制。可食牧草及其采食量是形成草原第二性生产能力的物质基础。流程图表明，在草地面积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可食牧草量取决于单位面积产草量的多少，而采食牧草量不仅与可食牧草总量有关，而且同可食牧草的理论最大生长积累量（即相当于理论载畜量） 与实际系统的生长积累量（相当于实际家畜饲养量） 的比率有关。就单位面积产草量而言，除与天气条件、人工管理等因素有关外，在流图中，还与可食牧草的荒弃率（转化为土壤有机质）、采食牧草的不可消化物质（排泄进入土壤），以及实际家畜生长量与理论生长量的比率（是否超载过牧） 等因素密切相关。上述这些复杂的促进或抑制关系，用以下的简化因果关系图表示出来，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从计算草原第二性生产能力的最终指标体系看，影响生产能力大小的因素，还有死亡率、出栏率、屠宰率、毛生长率等许多变量。而这些可变量的大小，又为各自所在的反馈回路所决定。
第二，草原第二性生产能力具有可变性。草原生态系统不仅有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流动，而且其物流和能流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因此，草原第二性生产能力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特别是上述多种信息反馈的综合作用，使这种动态化的特征更加明显。而一旦掌握这些信息反馈的规律，将有助于对草原第二性生产能力变化的理论预见，并为人工调控决策的实施及其后果的把握，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
由此可见，《评定》 是从理论与静态方法阐述了草原第二性生产能力的评定问题，而系统动力学则是从描述人们对草原生态系统的认识程度出发，揭示内部结构间的各种联系，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模拟，从而展示草原第二性生产能力的形成过程及其动态变化趋势．系统动力学的建模过程，与人们的思维过程保持了一致性，使研究的问题通过内部结构的刻画而明朗化，并完成了人脑思维所不能完成的模拟实验。通过草原第二性生产能力评定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可食牧草到取得可用畜产品，不仅要经过许多转化阶，而且由于草原生态系统的信息反馈，使得转化机制比较复杂，转化效率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
我国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长足发展。今后，及时与当代先进的科学方法论巧妙地结合，发挥不同学科结合的互补优势，建立必要而规范的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动力学模型，将有助于我国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理论与应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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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活大中型企业的三点思考
吴江周兴维
围绕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存在着三大难题：一是企业管理主体难以明确并人格化；二是管理水平低下，经济效益差；三是普遍缺乏更新机制和积累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第二轮） 承包能否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仍是未定之数。为了长远的发展目标，也为了避免付出过多的代价和徒劳的努力，人们有充分理由把目光投向企业改革的前沿阵地。审视这个开阔地上的三个赫然目标，厂长（经理）、所有者和政府角色。
一、厂长（经理） 是什么
我国国有企业的厂长在行政上，是政府命官，而在利益分配上，他们又与职工“同饮一江水”，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含混的身份使得厂长经理难以同时处理好三方面的利益关系，也难以同时代表存在着差别和冲突的不同利益主体。
从法律关系看，厂长经理角色的模糊是因为财产关系的模糊，宪法规定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国家即政府所有。厂长作为“命官” 代表政府时，就很难同时又充分代表企业职工利益，财产归属只是一个法学问题，而财产具体地归谁经营使用和支配才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由法律形式规定属全民所有的财产，内容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经济单位来经营使用的。一旦这些经济单位之间发生经营使用权的让渡，就有一个价格问题。让渡，也就是通过价格形式来实现的买卖，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利益关系问题。这就是说，一定形式的所有制或财产关系，不过是一定物质利益关系的支撑点罢了。财产如果不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与生产经营的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就不构成经济流程和社会财富。就没有丝毫的社会经济意义。我国经济为什么会长期表现出高成本低效益的状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缺乏财产的合理组织形式。企业或厂商是一种所有制组织，它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生产、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从中取得利润。而生产诸要素在其共同创造的效用中，会按社会规律分别取得他们的报酬，实现不同所有者的经济利益。严格地讲，现行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并不是一种所有制组织，而只是某种“业务机构”或“技术组织”，即只是执行生产管理的操作。这就导致利益机制紊乱，从而模糊所有者角色，并使其权力和职能关系也随之模糊，最终表现为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劣化和效率低下。
要把各项资源高效地组织起来从事商品生产。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固然重要，但更主要的还是要依靠企业、企业家和市场。一方面，改革应激活企业家，把他们拉进企业利益圈，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力和自由；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运行并不以私有财产的独立存在为前提。企业只有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用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成果。实现利润最大化。换言之，微观利益的多元化和不同利益主体的并行，始终是社会化商品生产和现代经济持续迅猛发展的基础。当这些利益关系外化为各种一定形式的所有制时，要使厂长角色在经济关系上人格化，就必须明确利益关系的网上纽结。
二、谁是所有者
但在现行体制下，由于利益关系模糊，存在着所有者角色模糊的缺陷，因而在经济活动中就生出许多弊端。例如，在债务债权的诉讼中，企业往往既是“被告”，又是“原告”（所谓“三角债” 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经济活动的内在机制是一种利益机制，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植根于此。人们喜欢把短期化、消费膨胀、缺乏积累意识、忧患投资饥渴症又忽视投资效果等归结为企业行为不端，但企业行为为什么会不端？原因就在于作为物质利益支撑点的财产关系不清，因而这种所谓的行为不端只是一种外在的行为不端。全民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归国家，企业若将日益增多的自有资金用作生产性投入，无异于放弃自己的权益。因此，企业在安排其综合资产的存量组合与流量运动时。就总是力求在自有资金之外去争取新投资，短期经营甚至掠夺经营确实危害长远发展，但光靠“政策放宽” 和“觉悟提高” 是不能解决好的。
企业作为一种所有制组织，其内外的责任和义务是多方面的。而单一的国家所有却使这些责任和义务变成了单方面的事，即只是企业向国家负责和承担义务，政府却难以具备契约关系中的对等角色。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现象即由此产生。交换和增殖是商品经济最显著最基本的两个特点。但是，要交换，企业就必须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要增殖，企业就必须努力降低成本。可是在单一的国有制条件下，企业的自主权是政府“放” 和“扩” 的，政府当然也就可以对此“收” 和“缩”，因而这种自主权是摇摆不定的，企业当然也就无法成为市场主体。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往往以对企业“加捆缩绑” 作为治理整顿的主要措施，这时企业甚至很难将其闲置资产酌价转让，从而在微观上造成成本费用上升，宏观上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困难。我们的大多数厂长经理事实上还只是站在企业利益圈之外来进行经营管理。现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并未全面解决“责、权、利、效” 的问题，而只是解决了一个“责” 的问题。要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一代企业家，就必须正视经济责任制的核算即“利” 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根本解决企业活力问题，而澄清财产关系明确所有者角色则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不能只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财产是全社会公共占有的，可以看成是社会层次的联合劳动，而具体的生产条件和“人” 的因素，则分属不同的经济单位经营使用。这就意味着，社会财产实际上具有众多不同的所有者群体，政府、企业、集体和股权式经营等等，都可以充当公有制角色，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丰富而生动的内涵。虽然所有制与经营权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分离，但实际上不能彻底分开，因为经营权本身就构成所有权的一个内容，社会主义企业必须有它自己的所有权，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法人，而厂长经理就是它的法定代表人。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出发点来讨论三、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双重角色在传统体制下，我国政府历来是以行政机关和资产所有者双重身份来与企业发生权力和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取代了市场，企业被绑在行政计划的马车上而成为附庸，供给的主体丧失了活力与效率，供求脱节，便出现了“短缺” 和“疲软” 问题，透过短缺和疲软我们可以看到：（1） 政府以所有者身份直接干预企业，效果是不好的，它混淆了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2） 短缺和疲软为从传统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转变提供了巨大契机；（3） 短缺和疲软又为退回到传统体制提供了一个“经济基础”，因为松动长期严格和具体的行政控制。会在一定时期造成生产要素的匮乏，甚至可能把它归咎于改革，从而改回去。收上来，统起来。而一旦如此，就堵塞了商品经济宏观问题的提出，如何通过供求分析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成了空话。可见，市场机制被频繁的行政力量所阉割，乃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因此，完成体制转换就必须在实践上明确区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两种职能。
现代工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所有权与管理分开的趋势，政府作为公有制的代表。只要能从企业获得利润，国有制就在经济上得到了实现。当然，这个利润并不是一个“死收入”，它是由企业的营销状况和社会资产的平均利润决定的。改革，一方面要在企业的经营机制中确立“利润———国家” 的利益归属关系，做到一户一利。这样，既可保证国有制在经济上不会悬空，避免吃公有制老本的弊端，也可使企业有合理留利，以增强企业自我积累和发展机制。同时，这也有利于企业从行政枷锁中解放出来。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国家公务员与经济人都是两个截然分开的范畴。厂长经理在企业的经营中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商品社会中法制规范下的礼尚往来等经济行为，对他们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在政府以双重身份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时，厂长经理作为政府官员，也就具有双重身份，这无疑是影响企业搞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行政机关，具有向收入征税的权力，它对于所有经济单位都是统一的、平等的，不能搞一户一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税收虽然是实现政府职能的物质基础，但如果改革能确认投资主体的转变（即确认企业的法人所有权），企业和公民可以进行投资活动，国家税收就无须包括生产、经营和开发性费用。确切地说，税收是对国民财富的分配，因此应确立以“所得税” 为主体的税制。其特点在于它不是从价计征，而是在划定计税成本范围的基础上，依所得额大小分别适用不同税率。超额累进，多得多征，少得可征，无得不征，自动调节。因此，它也无须控制企业成本，更不必因供求变动和价格变动去反复调整税率。这就为搞活企业创造了又一个条件。实行“利税分流”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产权不明确，利税分流会使国家的“大头” 拿走得更多，使企业无力积累和改造） 短期内也许还无法推开，但随着企业产权约束机制和自主权的逐步落实，这条路子却是必然要走，必须要走的。
原载《开发研究》 1993年第4期，《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亚欧大陆桥对甘肃经济发展的影响
周述实
1990年9月，北疆铁路与苏联的铁路干线在边境的阿拉山口接轨。至此，东起我国连云港，途经中亚、东欧、西欧，西至荷兰鹿特丹港的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这一新的大陆桥于1992年投入运营以后，使地处内陆的我国西北地区，形成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从而对其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我国的陇海——兰新———北疆铁路为东段的亚欧大陆桥，在今后的运行过程中，将给甘肃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提出新的要求：
一、对甘肃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的机遇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