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实质上没有对统治者造成威胁，对于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文化对于他的统治有利，如汉朝就选择了儒家学说来加强统治。唐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来提倡利用佛教，到唐代武宗时，针对儒家学说的衰落和佛道的蔓延，又进行了灭佛活动。而伊斯兰教不加入思想界和宗教界意识形态的纷争，不主动反佛道，对孔子表示尊重，所以，伊斯兰教一般被统治者所容忍，这也是伊斯兰文化得以长期继存的重要原因。
文化的整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吸收、融合，回族作为伊斯兰文化的载体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融进了许多伊斯兰文化，这主要体现在回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上。
在政治上，回族的贡献是卓越的，如元代的赛典赤·瞻思丁·乌马儿政绩卓著，被当时称道，至今仍被人们追怀不已；明朝屡立战功、成为明朝开国功臣的常遇春、沐英等；还有敢于怒骂皇帝的海瑞等等名载史册的人物。
在经济上回族显示了善于理财、长于经商的才干，为历代中国王朝的经济做出贡献。
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也不胜枚举。在天文历算方面，回族先民不断完善和发展了中国天文历算学，他们带来了大批天文历算“回回书籍”，在回回天文历算的影响下，郭守敬经过努力，推出了中国一部精确的历法《授时历》。元代回回先民天文学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清两代。
回族在中国医药学方面也有很大贡献，首先他们引进了许多阿拉伯药材，如乳香、没药、阿魏等。还有药方，如波斯医方“悸散汤”，阿拉伯医方“补骨脂方”。其次，许多回回医药家在中国定居后的医疗实践，他们都曾以高超的医术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尊敬。
在军事方面，元代回回先民为发展中国的兵器事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建筑方面，中国回回创建了数以万计的清真寺、道堂、陵园、拱北等建筑，这些建筑丰富了中国的建筑，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造船、航海方面，回回先民的功勋更是卓著，如举世闻名的中国航海家郑和，就是出生于回族家庭。
不仅历史上回族著名人士对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千千万万普通的回回先民默默地为中国的文化做出的贡献也同样不可泯灭，而现在又有无数的回族儿女为中国的振兴、中国的腾飞在各行各业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整合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占据了绝对优势，这在东南沿海地区更明显，但伊斯兰文化也没有消失殆尽，这也是伊斯兰文化生命力极强的体现。在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环境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伊斯兰文化在中国范围内，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无疑将会得到应有的发展。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 1995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 1996年第1期转载；《新华文摘》 1995年目录索引收录。
流动：贫困村民寻求生存的行为
冯世平
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随着中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但由于流出者以往所赖以生存或生活的村庄与家庭不同，因而其“何以流出” 与“得以流出” 的因素也就存在着差异。地处中国西北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贫困村民在人与自然的长期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存行为模式，即：天旱了（遭灾了），救济＋打工（外出） ＝吃饭；天不旱（不遭灾），干农活＋打工（外出） ＝吃饭＋零用（即有零花钱）。他们的外出流动正是由“混一口饭吃” 与“挣点零花钱” 这种低限度的生存需求为原动力的。我们在甘肃省陇县北村进行的入户访谈证明了这一点。
一、受时代影响的流动状况
（一） 人口流动简史
在1949年以前，北村农民因生活所迫，有外出零星讨饭的，但因交通不便，所去之地基本上在邻近各县；到1953年，陇海铁路通车，始有少量人到远处谋生；在1959－1961年间，因出现饥荒，部分农民逃荒到了新疆、陕西、黑龙江等地，也有用毛毡、衣服等去陕西换粮食的，但由于当时政策不允许，各乡又都有拘留所，流动者随时都有被遣返的可能，因而人数不多；1962年农村实行“三自一包” 的政策，村民去陕西做生意或换粮者很多；1964年，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消市场，村民出外做生意或换粮者锐减；1971－1979年，省城兰州各大工厂招工，村里部分年青人应招而去，但人数并不多。自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该村人口流动的数目才逐渐增多。特别是从1981年开始，流动人口的数量急剧增加，流动地域也不断扩大。与农民自发流出相并行的则是农民合同工的出现。有组织的农民合同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出现了，但数量一直不多，每年只有零星几个。其所从事的行业主要在铁路与煤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化时期，谁能出去做合同工，是由大队、生产队决定的，这些人大部分已转正并留在当地。大规模有组织的农民合同工的出现始于1983年，是由县、乡政府统筹安排的。
（二） 人口流动现状
1994年，北村全村480户人家中有65.83%的农户家中有村外流动或村内行业转移 （从事非农业） 人口，其流动人口总数达408人（包括在村内兼营非农业的115名转移者）。这408名流动者就其年龄结构而言，18～25岁者最多，占35.29%，其中，年龄最小者16岁，最大者61岁；就其性别构成而言，男性占74.51%，女性占25.49%，男性多于女性；就其文化程度构成而言，初中文化程度者最多，占38.72%；就其流向而言，在乡内流动的占65.20%，在乡外县内流动的占14.46%，在县外省内流动的占7.35%，在省外流动的占12.99%。其中，乡内主要集中在乡镇企业、乡村集市等；县内主要集中在本县县城；省内主要集中在省城兰州及酒泉、玉门、金昌等地；省外则分布在新疆、杭州、北京、陕西、内蒙古、广州等地，其中尤以新疆、杭州、北京三地为多。就流出者的流出方式而言，由政府组织的流出与农民自找门路的流出均存在，但由县、乡政府（特别是劳务输出机构） 组织出去者比农民自找门路出去者要少，其中前者占流出者的35.21%，后者则占64.79%。就流出者所在单位的行业而言，主要集中在工业、商饮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中。其中，在工业行业中的占41.18%，在商饮服务业中的占31.13%，在建筑业中的占15.20%，在运输业中的占8.33%，在其他非农行业中的占4.17%。
从北村人口流动的历史不难看出，村民们的流动总是伴随着饥饿与生活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来人口流动数量的多少却与社会政策变迁是相互联系的。如1962年实行“三自一包”、开放市场时，流动人口数量增多；1964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流动人口就锐减。1979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80年代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广大农民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提供了有利机会。另外。以前农民遇到灾年，国家均拨大量的救济款，救济面较大，农民也就靠救济过日子；但现在提倡生产自救，国家的救济款明显减少，且“救济粮款的发放对象是各村所掌握的民政特困户和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特困户”、“一般困难户所缺口粮，通过积极组织群众亲邻相帮、劳务输出等形式自救解决”，这也导致部分农民以打工或干临时工来补贴生活的不足。
二、无心苦恋的自然环境
（一） 气候干旱多灾，农业收成无保障
北村地处陇县降水量最少的北部半干旱区，年降水量仅有420～450毫米，而且冬春初夏相对少雨，降水量多在7～9月（占全年降水的55%），造成了农、林、牧业需水与供水之间的盈缺矛盾。同时，由于植被差，土壤蒸发量大，致使自然降水的利用率很低，常有干旱发生。干旱以春旱频率最大（占历年的50%），平均两年一遇。个别年份甚至出现春夏连旱，伏秋连旱，一年四季大旱。虽然马河引水工程解决了该村的人畜饮水问题，但无力灌溉农田。村中既无河流通过，又无湖泊，地下水水质差也不利于灌溉。因此，一遇天旱，粮食便大幅度减产，农民便要买粮或靠救济粮维持生存。1994年，北村遇到旱灾，与1993年未遇旱灾时相比，其粮食作物单产减产20% （玉米） ～32．09% （糜子），土豆、油料、中药材等也大幅度减产。不仅如此，北村还位于陇县冰雹三大入境线之一的通安驿———武山线上，易遭雹灾。1994年8月25日22时左右，北村遭受雹灾。冰雹直径10．20毫米，持续时间达35分钟。农作物5～8成受损，受灾面积达400亩。其中，糜子200亩、谷子100亩、荞麦50亩、高粱50亩。
（二） 土地相对贫瘠，人地关系紧张
北村的耕地土壤属黄绵土，虽宜种植多种农作物，但因受干热气候的影响，养分及水分的含量均低，土壤有机质矿化率却高，难于积蓄，特别是有机质的全氮含量较自然土壤低，属低产土壤。加之北村的耕地山地多而川地少，在6620亩耕地中，有82.87%的耕地是贫瘠的山地。由于地贫产量低，在历史上人们便形成了广种薄收，以多种几亩地来弥补产量低的不足。但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加之北村地理位置特殊（位于陇海线上且在乡政府所在地），修铁路公路、建乡镇企业等均要占地，这使北村耕地面积的绝对数不断减少。而与此同时，由于婚嫁、生育等原因，该村的人口急剧增加，由此便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局面。耕地的减少使农民向村集体要地的希望降低，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家庭。而人口流出既能解决流出者本人的吃饭问题，又能缓解家人对土地的需求，村里也并不因该户有人员流出而收回流出者的地，这就等于增加了该户的耕地，农民自然选择了这一两全齐美的方式。在我们所调查的35户农户中，人均耕地2.27亩，低于该村人均耕地3.19亩的水平。人员流出后，这些农家的人均耕地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总之，干旱多灾加上贫瘠的土地，使北村农民不仅在受灾年份地里的粮食收获无保障（有可能连籽种都收不回来），而且在正常年景下的粮食产量也不太高（一般小麦亩产94.95公斤）。这使“靠天吃饭” 的思想在北村村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这种共识下，村民们由于年龄、文化及观念的不同，其生存观念也有所不同。大多数老人安于现状，眷恋着土地，坚信“镰枷一响三富汉” （即只要种地，就会有吃的、烧的、填〈炕〉 的，就会富起来）。他们请来了雪山太子，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尽管这种做法在1949年以后中断了，但80年代以后，人们又将它重新请了出来）。大多数年轻人则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失望情绪。他们虽不愿像父辈、祖辈那样“靠天吃饭”，但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也无可奈何。一旦有机会，他们便欲乘风离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上天不给这个缘，何必苦相恋”。而大多数中年人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他们既不像父辈、祖辈那样非农不做，对故土须庾难离；但也不像子辈那样不愿务农而一心离去。他们是既工亦农，既离又不离，表现出了做工与务农的双重性与归离时间的双重季节性。
三、难以满足的低限度需求
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北村农民的生存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主食结构变化，粮食不够吃在北村，农户粮食不够吃，是指小麦不够吃。在我们调查的35户农户中，除因流动而不在家生产、吃饭者外，人均生产小麦155.61公斤，人均消费247.7公斤，两者逆差92.1公斤；若将外出者也算在内，那么人均产小麦仅有134.7公斤，而人均消费则要增至262.3公斤，两者逆差127.30公斤，这还不算用小麦交的公购粮。但若以消费小麦为主，并辅之以杂粮的话，那么，在正常年景下，北村农民的粮食是够吃的。如在上述35户中，除流动在外不在家吃饭者外，人均产粮402.78公斤，人均消费247.70公斤，两者顺差155.09公斤。
若包括外出打工者在内，人均产量则减为348.8公斤，而与人均262.3公斤的消费而言，两者顺差也为86.5公斤。但这种细粮与杂粮相混的饮食结构在北村已不占主导地位，人们已经或正在把小麦、大米够不够吃作为衡量粮食够吃与否的标准了。
（二） 农业收入低下，农户入不敷出
在北村，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这里的农业收入指种植业收入） 入不敷出，不能够解决家庭日常支出所需的全部资金。在被访的35户农户中，农业收入仅占其家庭总收入的22.49%。1993年，35户农户户均农业收入为l403.6元，而农户户均日常开支为3103.37元，两者逆差1700.77元。这还不包括人情及学生的学杂费，如果加上这两项，两者的差距会更大。农户为了弥补这种差距，就不得不在当地从事其他行业或向异地寻求补贴。从另一个角度讲，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农民在地里辛苦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这也促使人们不愿意在地里多投入，而愿弃地另谋出路。在被访的21户农户中（35户中其余14户因信息不明而未计入），1993年将278亩承包地里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土豆、谷子、胡麻、油菜等按当年市场价格折算后，共得农业收入32760元，平均每亩117.84元。但若除去每亩16.56元的化肥、农药投入，1.5元的土地承包费，0.40元的农林特产税，农民每亩实得收入99.38元。这还不算各种籽种、人力、畜力及各种按人分摊的费用。这就是说，农民在正常年景下，一年从一亩地中得到的收入最多不超过百元。
四、易于流动的地理位置
北村地处乡政府所在地，乡村集贸市场为该村的上街、下街两社区所环绕，陇海铁路也自村中穿行而过。这样的地理位置为北村村民的就业转移与流动创造了便利条件。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信息灵、行动快。北村是乡政府所在地，乡政府所张贴的打工启事、广告等，北村的村民可比其他村的村民先看到或听到。这就为其把握时机，选择较好的就业机会提供了便利条件。（2） 在乡镇企业就业容易。北村地处乡政府，该乡的乡镇企业大多离北村较近，有的甚至占的就是北村的地，这就为北村的部分劳力进人乡镇企业创造了条件。1994年，云田乡有9个乡镇企业，这9个企业共吸收北村的劳动力9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