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清代前期，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仍然过着游牧生活。如准噶尔部，在清统一前期一切日常生活资料都来自畜牧业，牧民过着“饥食其肉，渴饮其酪，寒衣其皮，驰驱资其用”的牧业生活，手工业没有从牧业中分离出来，生活用品只有自己用马鬓做线，马尾做弓弦，羊皮做奶桷、奶壶；用羊毛制成“锡尔德克”（一种长方形坐褥），绝大部分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必须通过交换从内地获得。乾隆时期归附清政府的哈萨克，经济主要是畜牧业，“其地无城郭屋宇之定居，不艺五谷，毡帐为家，游牧为业”，“以驼马牛羊为馔，马为酒，器用皆以木为之”，“最喜中国之瓷器、茶叶、杂色布步及片金倭、缎之属，得之宝贵”。青海蒙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大抵如此。西北地区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北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清初，西北少数民族经济相对落后，不仅使这些地区与西北农业经济区的差距加大，而且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同内地特别是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更大。
基于上述原因，西北地区手工业的发展无论是种类还是规模都远远落后于内地，独立经营手工业的作坊，在西北地区尚不多见，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手工业几无决策，仅仅获得发展的少数手工业，大多属于家庭手工业的范畴，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多为官府手工业，产品并非商品，手工业者也是不自由的，人们所穿衣着，主要是农民家里在农耕空闲时间，用自己纺织的毛褐或麻布所作，甚至生产所需农具，有的也是农民自己生产的。这样，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西北地区手工制造业已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我们注意到，清代前期，在西北市场上所出售的手工产品，绝大部分是商人从内地手工业较发达的地区长途贩运来的，而西北地区运往内地的物资几乎都是未经加工的原材料，这样西北地区就成为内地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的输出地，这种格局，对西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现象。
三
清代前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以私人资本独立经营的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已经产生，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已出现，而西北地区则处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社会分工仅仅是农牧之间的自然分工，人民生活还很贫困，在此条件下，西北地区的商品交换就不能不受抑制而落后于内地。清代前期，西北市场上本地商人多为小商小贩，“行商坐贾，几遍圜阓，虽乡村小堡，亦多有焉”，但这些商贩的活动，“不过屯贱买贵，谋蝇头之利，以补日用之需”，手握重金的富商大贾为数不多。而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商人大多为山、陕、鲁、豫、江浙一带的商人，这些商人的利润又大部分转移到内地，商业资本的发展未能导致自然经济的分解。
西北地区活动的富商大贾，多来自内地，面对鄙视商人，视经商为贱业的社会传统，他们不是形成一种力量去改变这种传统，而是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封建政治的庇护下，缺乏独立人格，雍正年间，清军北、西两路出兵新疆，北路军粮由山西商人范氏负责承运，雍正十一年，范氏陆续运往科布多的粮食达8万石，其手下有许多商人承揽运送粮食和贩回牲畜、皮革等生意，他们实际属于皇商。有的大盐商和茶商更是依靠清政府的盐引与茶引政策，获得一定的经营权，进行垄断贸易，以获厚利。总之，他们无一不依附于封建政治势力，在政府的限制下活动求利，当他们获得一定的利润，从而致富以后，或投资于土地，成为地主，或供子弟读书做官，以改变商人的身份，或直接通过捐纳，跻入士绅阶层。正由于此，西北地区活动商人，始终处于分离状态而难以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这自然就谈不上对封建经济的瓦解了。
清代前期，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内地商人，通过乡土地域关系结成“商帮”，这种商帮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各帮分割市场及行业，帮与帮之间互不来往，各自排斥对手染指其中，不仅帮内防止竞争，而且各帮之间的竞争也受到抑制。在商帮内部，这种以乡土关系结成的商帮，各自之间并不是平等独立的，温情脉脉的乡土关系背后，隐藏着十分残酷的剥削关系。故清代前期，大批商帮的活动，虽然对西北地区的商业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其本身的封建性，又阻碍了商业的继续发展。
不仅如此，清代前期，清政府还对西北商业活动进行种种限制。如，清政府严禁内地民人前往南疆少数民族地区垦荒种地，虽然允许内地商人前往该地经商，但它在肃州、托克逊等地设关建卡加以控制，内地商人出关时要领取路票，时间也有限制，绝不许在维族地区定居。清政府原则上并不禁止当地维吾尔商人赴查外贸易，但一般来说清政府只允许当地商人去附近山区贸易，更远的地方是严厉禁止的。对清哈贸易，清政府也严密垄断，清政府不准哈萨克族商人到喀尔喀、乌梁海辖境贸易，更不准汉族商人私自同哈族贸易。
这些限制政策，使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缓慢停滞。
四
清政府在新疆、青海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使这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纳入了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发展轨道。它打破了民族间的政治壁垒，增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沟通了西北边疆地区同中原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清政府在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年班朝觐制度，联络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不失为一项成功之策。
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对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制约。清政府虽然对少数民族上层加以笼络，但仍然采取隔离、牵制等手段，加以防范和猜忌。清政府在南疆维吾尔地区制造回、汉城并立，规定经政府批准前往南疆经商之人，只准居住于汉城。同样，除了朝觐的伯克之外，不准维吾尔人进入内地。清政府在青海蒙古中实行盟旗制度，但又划定各旗牧地，不得互相统属，不得私自往来，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清政府在青藏地区实行利用和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教派的政策，密切了藏区同中央政府的关系，然而，随着藏传佛教势力的发展和佛教寺院的日渐增多，在藏区出现了许多不事生产和生活的僧侣，形成了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使藏区人口逐渐减少，等等。这些政策对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五
清代前期，由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男耕女织、重本抑末仍然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如兰州府“民俗质朴，尚武务农”，“敬鬼神，畏法令，崇气节，忌脂韦，板屋韦服，乐与俗同”，“民多愿悫，尚俭朴，喜耕织，不鹜商贾技艺，士质直醇谨，不事旷达，不修华饰”。西宁府，俗崇“释教，士业儒术，人专孽牧，竞习弯弓，衣被毳毛。
飨饔湩酥”，“民勤俭，士谨愿，得淳朴遗意”。宁夏府，“人性勇悍，以耕猎为生”。
等等，不一而足。这种被历代志书称赞为“民风淳朴，依然古风，亦耕亦织，重本抑末”的生活方式，直到清代前期也并未改变多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清代前期西北地区落后的实质是文化落后。
西北地区自然条件复杂，造成西北交通不便，而交通不便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除了几条主要的交通干线外，西北地区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个村庄就是一个世界，人们很少往来，有的甚至一个县就有好几种方言，有的人终生未走出自己生长的地方，各地的联系主要靠双腿和毛驴，形成互相分割，互不联系，闭塞落后的局面。自然经济使人们不重视交通，而交通不便又反过来巩固了自然经济，各地间的联系很少，极大制约了西北经济的发展。
以上仅仅是我们对清政府开发西北决策进行的几点粗浅的思考，还有许多方面没有涉及，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我们认为，这几方面的思考对我们今日制定开发西北决策还是有启发的。
北宋时期“钱荒” 现象的经济考察
姚兆余
在北宋，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主要有铜钱、铁钱、纸币和白银四种形态，其中铜钱是流通领域中主要的法定货币，因而宋人有关钱荒的议论，大多是以铜钱匮乏为内容，似乎钱荒是由于流通中铜钱的相对不足而引起的。史载，太宗初年“铜钱已竭”，真宗时理财大臣仍以“钱货未多” 为患，至北宋中后期，钱荒现象越来越严重，“比年公私上下。
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今都内之藏，既不闻于贯朽，而民间乏匮时，或谓钱荒”。尽管北宋统治者在货币铸造发行、货币管理、货币流通等环节采取过很多积极的对策，但自始至终没有摆脱钱荒的困扰。那么钱荒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稽诸史籍，我们可以看到：北宋经济思想家们大都把钱荒归咎于销钱和铜钱外流。在北宋，由于国家对铜材的采冶和使用都实行垄断，造成生活用铜的匮缺，“销钱为器” 现象十分严重，“销钱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熙丰变法时开放铜禁，允许民间铸造和使用铜制品，“销钱为器者利至十倍”。大量铜钱被销熔的结果，必然是流通中铜钱的减少，这就为宋人分析钱荒提供了一个视角。其次，北宋在官方对外贸易和民间走私渠道中，铜钱也大量地外流，“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归，……钱乃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因而铜钱外流便被解释为钱荒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销钱和铜钱外流，造成了流通中货币总量的相对减少，激化了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时钱重物轻、通货不足的钱荒局面，然而这只是从货币流通领域的外部环境考察钱荒的产生，忽视了货币形态和货币总量决定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内在的规律。
再者，熙丰变法要求部分赋役以货币方式来征收，新法反对派视其为钱荒的直接原因。他们认为“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其实，青苗法并没有强求农民在归还贷款时一定要用现金交纳，而且青苗钱的征收与夏秋两税交纳的时间基本上一致，这只是造成纳税季节短时期内的钱币相对紧缺，而不会导致钱荒的持续存在。募役法要求纳钱代役，这笔钱仍用于募役，并没有减少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总量，因而部分赋役货币化并不是钱荒产生的直接原因，充其量只能加剧某一时期的货币紧缺。那么究竟如何认识北宋的钱荒问题呢？根据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理论，我们研究货币流通时，“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货币在买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且是的”。具体地说，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即货币必要量=商品价格总额／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假若商品继续增加，即商品价格总额继续增加，而货币流通速度，即同一次货币的流通次数不变，或竟减少，则货币的绝对数量的增加，跟不上商品价格总额的增加，那么社会上就会明显感到货币的紧缺。在北宋货币经济的环境中，货币总量主要包括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各种实物货币、称量货币（即铜钱、铁钱、白银） 和符号货币（纸币），而不是特指流通中铜钱的总量。基于上述理论我们认为，北宋的钱荒同题，直接根源于社会经济发展与流通中货币总量不足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则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相应的货币形态之间的矛盾。唐宋时期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货币形态由贱金属铸币向贵金属货币转换，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的扩大与货币紧缺的矛盾，而北宋特殊的历史环境使这种转换未能顺利完成，于是在流通领域中出现货币价值总量相对不足的危机，钱荒就是这种危机的外在表现。对此，我们试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赋税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流通中货币总量相应的增加
（一） 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货币的需求量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生产。商业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要求有相应的货币、货币流通来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北宋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首先，扩散性、开放性的市场体制逐渐形成。就其扩散性而言，唐中叶以前，诸大小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性的政治中心。唐中叶以后，以货币支付为主要内容的两税法，无情地把广大农民卷进商品交换的市场中，“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在这种新的经济浪潮的推动下，适合小商品交换的草市、墟市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北宋时江南、四川等发达的经济区，这种集市的数量逐渐增加，它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由城市向农村渗透，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就其开放性而言，主要表现为市场管理制度的变化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唐中叶以前，市场交易的时间和空间都有着严格的限制，“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不仅保持着传统的日中而市、日落而散的办法，而且坊市俨然有别，坊内禁止任何商业活动。唐中叶至北宋这种制度逐渐被突破。唐末，长安、扬州、成都相继出现夜市，商品交易也由市延伸到坊。
北宋时，商业贸易活动已不再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市场与官署、居民区混而为一，坊市遗迹荡然无存。在对外贸易方面，唐朝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 与西亚、欧洲之间的陆路贸易，东南海道贸易所占的比重还不很大。北宋时，西北商道因西夏政权的阻碍而中断，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东南海道的贸易兴盛起来，北宋政府先后在广州（971年）、明州 （992年）、杭州 （989年）、泉州 （1087年）、秀州、密州 （1088年） 等地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宋初市舶收入总计达三十至五十万贯，占总税收的百分之二、三。
其次，唐宋工商税数量也直线增长。唐代的商税，初时并未独立，“两税法” 施行时，规定“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宋代税率也大致如此，据《宋史·食货志》 记载“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三十。居者市鬻，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三十”。关于唐代商税总量，我们已无从稽考，但北宋商税的数量，可以从史籍中窥知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