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反腐倡廉工作历程，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面临的反腐倡廉形势不断变化，党中央确立的反腐倡廉方针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当时新旧两种体制转换加快，法制不健全，监督管理跟不上，消极腐败现象呈现滋生蔓延甚至泛滥的态势。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果断作出了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开展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侧重遏制正在发生的腐败现象，探索一条在不搞政治运动的条件下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新途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治本的有利条件不断成熟，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的要求。我们党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体制机制制度改革的重大措施，开展党内监督，在派出巡视组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反腐败由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上来，初步走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民主法制不断健全，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加大预防力度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机比较成熟。党的十六大认真总结13年反腐倡廉实践，进一步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把防止腐败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出发，确立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我们党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力度，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并把这一方针写入了党章，从党内根本大法上肯定了这一方针的地位和权威。党的十七大以后，我们始终坚持这一反腐倡廉方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的状况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普遍比较满意。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大体经历了从着力治标、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再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样一个实践上不断发展、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战略方针的确立，是我们党结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适应党的建设的时代要求和反腐倡廉形势的变化，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关系所作的历史选择，也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断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系统性、协调性、科学性、实效性。一是坚持标本兼治。治标和治本是反映反腐败斗争目标对象的一对范畴。腐败问题既有发生发展的外在表象，又有滋生蔓延的内在动因。“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我们既要抓紧治标，通过查办案件、纠风整治、执法监察等，清除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有效抑制腐败行为，为治本提供基础；又要更加注重治本，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逐步消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二是坚持惩防并举。惩治和预防是反映反腐败斗争手段措施的一对范畴。只有坚决惩治腐败才能为有效预防腐败创造条件，只有有效预防腐败才能巩固惩治成果。我们既要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依纪依法严惩腐败分子，以达到警示、诫勉、震慑的作用；又要坚持防范在先、关口前移，及时预判腐败现象发生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切实做到惩治于已然、防患于未然。三是坚持堵疏结合。“堵”和“疏”是反映反腐败斗争方法策略的一对范畴。治腐如同治水，既要筑牢堤坝，又要合理疏导。我们既要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切实堵塞违纪违法行为可能发生的渠道和途径；又要正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的合理诉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理顺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合法收入渠道和公平公正的晋升渠道等，使社会收入分配和干部职务调整等更好地体现劳动价值，从而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更加积极有效地引导党员干部消除心理失衡、自觉遵纪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