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湖南长沙创建华兴会后不久，武汉地区就出现了另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是张难先与胡瑛等人提倡发起成立的湖北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骨干成员有宋教仁、刘静庵、吕大森、曹亚伯、王汉、胡瑛等等，可谓人才济济。
科学补习所这些骨干，是两湖地区反清革命活动的主要领导者，有必要对其革命经历进行概述。
刘静庵（1875—1911），原名大雄，又名保罗，字敬安、敬庵，湖北潜江人。世家出身，少有志新学。1903年赴武汉加入湖北新军，次年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黎元洪的秘书，勤于操练，谨守军礼，时常在士兵中宣传民族大义。1904年6月，他与张难先等人在武昌成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并与华兴会取得联系，谋划湘鄂联合举义。科学补习所因谋响应长沙“华兴会”起义被查封时，刘静庵事先销毁文件册籍，使清吏查无实据，得免株连。他因此被逐出营，愤激之余曾参与王汉、胡瑛行刺清廷户部右侍郎铁良密谋。王汉刺杀未遂自杀后，刘静庵反清之志益坚。时美国教会圣公会在武昌青龙巷教堂内设有阅报室，名“日知会”。刘静庵结识圣公会会长胡兰亭，被邀至日知会管理事务，接受宗教洗礼，取教名“保罗”。他管理日知会后，大量购求革命书刊，定期举行报告会。
1906年3月，刘静庵发起组织革命团体，仍用“日知会”名，被推为总干事。时同盟会日本东京总部派遣湖北分会会长余诚抵鄂，以日知会会址为活动场所，刘静庵加入同盟会，与余氏紧密合作。12月，刘静庵与党人朱子龙、梁钟汉、胡瑛等密谋响应萍浏醴起义，郭尧阶告密，并诬控刘即湖南通缉在案之会党巨魁刘家运。次年1月，刘静庵在黄陂被捕，解往武昌下狱。他被拷打至1400下，肉绽见骨，几次晕死，仍坚贞不屈，堪称铮铮铁骨。清吏伪造供词，判处死刑上报，经革命党人多方援救，被改判为永远监禁。
刘静庵在狱中组织难友，以“铁血军”名义进行革命活动，虽受尽酷刑而读书不辍。所写笔记，一字不苟，并以诗励志，哀痛民生，如《新移监》一首：
向前已是惨凄极，那信惨凄更有深。
六月霜雪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月昏。
中原有土兆民痛，上帝无言百鬼狞。
最是达材须磨炼，红炉烈火炼精金。
1911年6月，刘静庵病逝狱中。
张难先(1874—1968)，谱名辉沣，又名绍良，号义痴，字难先，湖北沔阳人。他幼年读私塾，虽参加州试，因不满科举制度，携白卷出场。20岁时读《左传》中“思小惠而忘大耻”，开始萌生民族意识。1901年，他赴荆州卖画为生，两年后在向家祠堂讲学，博览群书，关注时事，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西方列强的霸道，特别是目睹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两次重大事变后，认定唯有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才能实现国家富强。1904年2月，他赴武昌，结识了革命人士宋教仁、王汉、胡瑛、刘静庵、吕大森、朱子龙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在新军中联络同志，建立革命组织，积蓄革命力量。
长沙起义失败后，张难先回到故乡，办理沔阳仙桃镇集成学校。后又参加日知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907年，他再赴武昌谋划响应萍浏醴起义，但被清政府破坏，他被迫逃到沔阳。数日后，他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解送武昌监狱。出狱后，他加入革命团体文学社，在武昌、汉川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与友人在沔阳创办“勤业蚕桑公司”。武昌起义爆发后，担任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秘书，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汉族，湖南桃源人。6岁入私塾，17岁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淡泊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萌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给他展现了一片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决心走反清革命的道路。是年8月，黄兴到武昌两湖书院就读，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1903年5月，黄兴留日回国到两湖书院发表反清言论，被清政府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宋教仁随后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长沙筹备华兴会。次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被推选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宋教仁在华兴会的活动中，初步显露出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年7月，宋教仁与刘静庵、张难先等人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以此为掩护，在新军和学校中开展革命活动。
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所补习学校，主要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科学补习所的章程标明其宗旨为“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但实际上，它是革命党人赖以聚集同志进行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的重要机构。
湖北地区刺杀铁良的任务，由王汉和胡瑛两位革命党人具体负责实施。
王汉（1883—1905），原名寿慈，字竹庵，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其父、兄、姊夫皆为当地知名文士。受家庭影响，王汉自幼学习经史，旧学扎实，他的姊夫何焜阁是本县熊太晶的弟子，与黄冈何自新、熊十力等学人交往甚密。王汉受其影响，与何、熊二人遂结成莫逆之交。他痛感清政府纲纪不振，外侮日亟，乃推崇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决意匡济时艰，探求救国之道。何焜阁往北京游历后，携回不少新学书刊，王汉读后怒发冲冠，恨不能将祸国殃民的清朝大吏逐一剃除。在这种愤世嫉俗的义愤刺激下，王汉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潮，字怒涛。
1903年春，王汉与好友熊十力同往武昌，寻求救国之道。先后结识了江陵的朱元成、潜江的刘静庵、湖南的胡瑛等人，并与他们约定，组织秘密团体，广泛联络有志之士，准备武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随时准备待机而动。当他读到邹容《革命军》一书后，渐生了革命排满思想，把自己名改为王汉，时时以“光复汉室”为念。
1904年7月，刘静庵、张难先、宋教仁、王汉、胡瑛等人在武汉发起组织科学补习所。王汉与刘静庵等革命党人引为知己。王汉与刘静庵经常抵掌纵谈，谋划革命方略。他认为，当前形势，反满革命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组织秘密团体伺机起事，一是刺杀清廷要人令敌人胆寒。王汉认为当前大规模起义的时机未到，应该致力于暗杀，以行刺方式推进革命，行事较易且效果迅速，是非常可行的反满方式。
王汉的刺杀意见，得到张难先、胡瑛等人的赞同。刘静庵起初不赞同暗杀，认为“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但随后觉得以暗杀方式推动革命形势的高涨，对唤起民众起而反满是有益的，就赞同了政治暗杀。科学补习所的同志秘密进行筹备。
黄兴筹划长沙起义时，何自新负责赴荆州、宜昌一带联络会党准备起事，王汉则与胡瑛一起负责革命党人的军械供应。不料湖南党人行事不密，被官府侦知，起义流产，科学补习所也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禁。王汉与胡瑛急忙将所筹枪械运至鹦鹉洲藏匿，然后隐匿密室，躲避清政府的搜捕。
隐归蕲水故里的王汉，虽然行踪稍敛，但意气仍然豪迈自若，不曾因挫生畏。他在家里写诗作文，抒发为国献身之志。如“人生历尽许多艰，方能打破生死关。今朝一死乃真死，非比往昔徒空言”、“居恒每日摸头颈，要为中华受一刀”等等，苦苦寻找刺杀清廷要人的时机。
恰当此时，王汉等人侦知铁良以钦差大臣身份南下考察，已历江、浙、皖、赣、湘而方抵鄂。他向刘静庵、胡瑛说道：“革命空气何其岑寂，而天下之祸已亟，士大夫犹昏昏然无所知觉，如之奈何！今清廷重臣南下，将以百姓为奴，猜疑防范之心，无时或竟。我欲拼却一身，刺杀此僚，如何？”
未等刘静庵回答，年轻的胡瑛慨然答应：“好，我愿与你同去！”
胡瑛（1886—1933），原名祖懋，字敬吾，后改名瑛，字经武，号宗琬。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湖南桃源。1903年入长沙经政学堂读书，在黄兴等人影响下倾向反清革命，并与革命同志结党暗杀劣绅王先谦未遂，被开除学籍。他得到曹亚伯之助，逃赴武昌，经黄兴介绍到武昌新军第八镇当兵。1904年2月，年仅18岁的胡瑛参加了黄兴、宋教仁等人组建的华兴会，成为该会最年轻的骨干分子。7月，参加了刘静庵、张难先等人在武汉发起的科学补习所，被选为总干事。他与同乡宋教仁、覃振一起，被称为“桃源三杰”。
鉴于刘静庵体弱多病，王汉决定与胡瑛一起担负此项刺杀铁良的使命。他们最初设想在铁良必经的路上埋置炸弹，但没有成功。
他们转而设想，等铁良到达汉口时，打通地方军警关节，混杂在欢迎的队伍中，对铁良予以枪击。
但这个谋杀计划，立即遭到刘静庵的坚决阻止。
刘静庵分析道：“君居武昌日久，人多识君面目，此事成功与否，清兵必指名索捕，岂不累及亲属？”
他认为，在湖北实施刺杀，将会影响未来在武昌起事的大局，故建议在省外对铁良进行刺杀。
王汉也担心自己家人受到牵连，故与胡瑛商议，决定先赴火车必经的河南彰德（今安阳），等候铁良北上，在此地将其刺杀。
这样，王汉与胡瑛二人携带鹦鹉洲所藏的手枪，匆匆北上，赶赴河南彰德预备行刺。
离开武汉北上之前，王汉与新婚不足一个月的妻子高氏道别。他说：“夫妻原以恩义结合，君无负我，而我将以老母累君，若何？”高氏不知此行即为永诀，以尽心侍奉相答。王汉大为感动，更不忍相告，只好留诗作别，慷慨出走。王汉给妻子的离别诗云：
人生历尽许多艰，方能打破生死关。
今朝一死乃真死，非比往昔徒空言。
未知此去何时会，生死悠悠一寸心。
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
王汉谋刺未遂死后，其妻高氏未背誓言，虽无子嗣，然侍奉高堂，终以苦节终老。
1905年2月中旬，王汉与胡瑛二人抱着必死的决心，由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上车北上。
王汉行前发誓：“不杀此贼，誓不回鄂！”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王汉与胡瑛两人到达河南彰德后，立即进行了布置。但他们等候了数日，仍然没有等到铁良的专车，年幼的胡瑛渐生退却之意。
王汉道：“我一人拼命即可，并不想累君俱死。君可别觅客栈，待我死后，为我收尸，并将我之死状遍告武昌同志，足矣。”
于是，王汉独自承担起刺杀使命。
铁良的专车很快到了彰德。他下车巡视了彰德新军。巡察之事已完，铁良将乘车继续北上，彰德的官吏殷勤相送，军警百十人列队警戒。王汉让胡瑛在外边接应，自己则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进了火车站。
王汉看见铁良从身旁走过，便欲举枪射击。由于担心在人群密集处行刺会伤及无辜，他遂等待铁良上轿后，才连开三枪。
然而，因为他不谙射术，竟然连发不中，只伤到铁良随从一人。
人群顿时大乱，铁良的护卫闻讯围追而来，王汉匆匆逃出人群。清兵护卫四面合围，王汉自知难以脱险，遂开枪自杀，但未致命。
眼见清兵护卫越追越近，不愿被捕的王汉愤恨叹息道：“没有杀死铁良，我还有何颜再回家乡！”乃纵身跳入道旁的一口水井中，当场自杀身亡。时年仅22岁。
大惊失色的铁良，严令彰德知府追究刺杀之事。
彰德知府从水井中打捞出王汉的尸体，得到了王汉临终前所撰写的绝命书数千言，立即交给铁良。铁良等人阅读了王汉的绝命书之后，乃知王汉刺杀是为了排满除奸，愿以身殉，为天下倡。他此时才明白，这次刺杀是革命党人所为，非彰德地方官吏之罪责。
铁良惊慌失措，赶紧收回成命，连夜乘车北上，回京避难。
胡瑛听说王汉刺杀未遂自杀的消息后，立即假扮成商人模样，与彰德士绅进行交涉，辗转保释出王汉的尸体，草葬于当地。事后，胡瑛回到武汉，将王汉英勇牺牲的情况报告给在汉的革命党人。
众人听说后悲恸万分，情绪激昂，决定成立日知会，为王汉复仇，继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王汉的挚友熊十力、何自新等人也先后参加了日知会，投入到反满革命的时代洪流中。
与王汉一道刺杀铁良的胡瑛，随后东渡日本求学，在留学生报刊上宣传王汉壮举，引起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响。二百余名留学生在东京玉川亭，为王汉烈士举办追悼大会，宣传他的刺杀壮举。
这次追悼会之后，革命党的许多敢死之士，乃萌生报燕之心。他们从个体的暗杀进而发展为有组织的政治暗杀，相继产生了北方暗杀团、光复会、支那暗杀团之类的秘密组织，出现了一批具有理论素养的暗杀主义者。吴樾、刘师复、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汪精卫、彭家珍等人，都多少受到王汉刺杀铁良义举的影响。
王汉刺杀铁良的事迹在当时被国内报纸介绍，江苏某报甚至因此而遭查禁，后遂无人敢说，故国内民众反倒多不知王汉其人。民国成立后，章太炎提出表彰先烈，并随手列出名单，王汉为第一人。此事虽见于报端，然北京政府的表彰之事却迟迟未行。
王汉的堂兄王子书，专为表彰王汉之事，访王汉的好友熊十力于武昌。时熊氏为湖北军政府秘书，欣然草拟呈文，请命于黎元洪，要求表彰王汉，优恤烈属，并行文于彰德，查明墓地，立碑为记或迁棺武昌举行公葬。但此事当时并没有办成。
熊十力哀悯王汉的遭遇，恐其事湮没不闻，乃撰《王汉传》，称赞其刺杀义举：
王怒涛之精神与功德，皆从易学中得来。两湖学者，如王圻水、谭浏阳皆以身命实践其所学，昭然与日月争光矣。
再说在这次革命党人暗杀中漏网的钦差大臣铁良，因南下秘密使命完成得非常圆满，回京后得到了清政府的重用。1906年9月，清政府改革官制，兵部改为陆军部，练兵处亦并入，铁良任陆军部尚书。随后，清廷将北洋六镇中的一、三、五、六镇都划归铁良掌握，他在军事方面的地位日益重要。1908年底，清政府设立禁卫军，以贝勒载涛和铁良为训练禁卫军大臣。摄政王载沣欲将兵权收归满族亲贵掌握，先以“足疾”为名罢斥了袁世凯，随后又免去铁良陆军部尚书之职，以荫昌代替。
1910年8月，铁良调任江宁将军。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组成江浙联军攻打南京，铁良避匿日本兵舰上，从南京回到上海，只身逃回北京。良弼、载涛等皇族亲贵组织宗社党，刚刚逃回北京的铁良也参加了。1912年1月，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毙后，宗社党遭到沉重的打击。2月12日，清政府被迫颁布退位诏书后，铁良在恐慌中携眷匆匆逃出京城，避寓天津租界。民国建立后，铁良频繁往来于青岛、大连、天津、日本之间，进行满洲复国活动。1938年，铁良在天津租界寓居内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