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樾在《暗杀时代》中预言，伴随着刺杀五大臣的隆隆爆炸声，革命的暗杀时代到来了，政治性的暗杀必然推动民众的觉醒，推进反清革命的起义时代的来临。
吴樾这个预言，很快变成了现实，革命的高潮伴随着暗杀风潮到来了。
清末掀起的暗杀风潮，构成了革命党人反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暗杀是革命党人的专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人，一度也曾策划过暗杀活动，并将目标针对清王朝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
桑兵、李永胜等人对于清末保皇党人的暗杀活动进行过研究，现根据其研究成果将康梁谋刺慈禧太后的情况略作描述。
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就意识到，要推行变法维新主张，非除去守旧大臣和慈禧太后不可。1895年6月，当他从翁同酥处得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存在着尖锐矛盾时，就觉得若不除去操纵朝政的慈禧太后，新政必无从施行。1898年维新运动高潮之时，康有为制订了“围园杀后”的冒险计划。但其计划未及实施，慈禧太后便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杀害了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
流亡中的康有为坚信，只要慈禧太后仍然掌握朝政，他们的抱负和主张就无法实现。因此，刺杀慈禧太后，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进行变法维新的先决条件。
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以“勤王”为名夺取实权，但这场起义未及发动就夭折了。康梁在自立军失败后相商，决定派出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潜入京城，伺机刺杀慈禧太后。
经过多年的筹划，保皇党人的刺杀行动开始实施。
1904年11月11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报告说：“现铁、默、刚皆已行，朴亦日间决再往。铁、英一支，刚、朴一支，合办必得当也。”
这封信中所说的“铁”，是指康有为指派赴京的刺杀团首领梁铁君。
梁铁君，名尔煦，与康有为同乡同岁，又同师从广东大儒朱次崎，后一度从商，经营盐业，家资颇丰。戊戌政变之后，梁铁君弃家来到香港，随同康有为流亡各地。康有为南逃香港不久，就派弟子陈士廉与梁铁君北上入京，寻找弟弟康广仁尸体并伺机刺杀慈禧太后。梁铁君到达天津后，就因事匆匆南返，并未潜入北京。
1900年3月，康有为再次派梁铁君到北京，寻找康广仁之墓。梁铁君入京后，在宣外南下洼龙树寺之旁，找到了康广仁墓，并设法将其遗骨携回南方。
1904年11月，受康有为之命，梁铁君第三次入京。这次赴京的目标非常明确：刺杀慈禧太后。
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的默、刚、朴，都是保皇党的骨干分子。默，指陈默庵；刚，指梁子刚；朴，指罗璞士。罗璞士，名孝通，不仅是保皇党骨干，而且是广西会党头目，与梁启超交情颇深。
1904年冬，梁铁君与陈默庵、梁子刚等人秘密北上。梁铁君预算这次暗杀，须用款一万元。如何筹集这笔活动经费？梁启超与梁铁君以康有为名义，电告保皇党在香港活动机关予以筹款，但没有回应。梁启超无奈，只好将新民丛报社余款，暂交梁铁君用做活动经费。
为了保障暗杀慈禧太后成功，康有为还在此之前选拔了一些中国学生，送到美国留学。他希望这些学子学成回国后，能够参加暗杀慈禧太后的活动。
梁铁君等人在天津、北京两地秘密设立子刚花园、光明东洋车公司及吉昌照相馆，作为刺杀人员活动和弹药藏匿据点。罗璞士曾在日本学习过炸药制造技术，主要负责制造暗杀所用的炸弹。考虑到在京师试验炸药非常危险，梁铁君令罗璞士回日本试验制造炸药。他们计划用十个月时间试验成功，届时梁子刚在天津的子刚花园也粗具规模，罗璞士就可以将研制成的炸弹运往北京。
如果罗璞士不能如期制造出炸弹，势必影响在北京的刺杀行动。为此，梁铁君准备了预案：计划在南方招募侠士，届时伺机以手枪行刺。
这次暗杀慈禧太后的秘密行动，原定于1905年4月实施。但因从外地选调刺杀侠士、筹集经费及制造炸弹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梁铁君从1904年冬就开始谋划，但并没有将暗杀计划付诸实施。
1905年7月，负责制造炸弹的罗璞士在广东与广西会党通电时，被清政府逮捕并很快被害。
罗璞士之死，对京城暗杀行动是致命打击，迫使刺杀行动一拖再拖。
梁铁君在北京的活动非常频繁，也很有成效。他成功地收买了皇宫内的太监，并联络了巡警区官范履祥，秘密进行了各种刺杀准备。宫内太监向梁氏提供了许多秘密情报，故梁氏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健康状况了如指掌，甚至连皇帝诊病的药方都能开列齐全。
就在保皇党人秘密准备刺杀活动时，清政府加紧了京城搜捕行动，梁铁君等人不幸被捕，暗杀行动宣告失败。
原来，梁铁君与宫中太监联系密切，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满洲大臣那桐统领的九门提督衙门侦缉队，发现内宫太监与梁铁君在东城灯市口设立的吉昌照相馆来往过密，便对其产生了怀疑，并秘密监视。
提督衙门侦缉队进而对吉昌照相馆进行了严密搜查。他们发现了区官范履祥与梁铁君等人联络的线索，并在照相馆内找到了暗杀慈禧太后的证据。
1906年8月8日，梁铁君在京城被捕。第二天，范履祥也被提督衙门侦缉队捕获。
那桐先在九门提督衙门对梁、范两人审讯了三天，然后移交外城巡警总厅继续审讯。
外城警厅厅丞朱启钤，负责对梁铁君等人进行讯问。经过多次审讯，清政府得知梁铁君等人是在秘密谋划刺杀慈禧太后，大为震惊。
为了不扩大此次刺杀案的政治影响，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清政府决定将梁、范押离北京，在天津秘密处死，以掩盖刺杀慈禧太后的事实真相。
8月16日，梁铁君、范履祥两人被清吏秘密押往天津韩家墅，交给直隶总督袁世凯处理。然后，梁铁君等人被分别解往天津马厂陆军第四镇和沧州淮军巡防营。
9月1日，梁铁君、范履祥被清政府在天津秘密处死。
对于梁铁君刺杀慈禧太后一案，清廷处理得非常秘密，真实消息难以获得。当时报界只能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获得一些消息。但京津各报怕开罪朝廷，对此事都不敢加以报道。只有彭翼仲创办的《中华报》不畏强暴，将梁铁君在北京被捕和押送天津的消息加以报道，并派人到天津实地采访梁铁君被害经过，撰文公开披露。
1906年8月21日，《中华报》以《区官被捕》为题，对梁铁君被捕之事首次作了报道：
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字朗秋者，系广东人，捐有州判职衔。于分厅分区之前即充工巡西局委员。上月二十日，奉巡警部密谕，拘捕在总厅看押。
四天后，《中华报》以《安置党犯》为题，再次对该案件进行报道：
前经巡警部在东华门吉昌照相馆捕获之会党吴道明，并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押解赴津各节已纪前报。兹闻吴道明已供认姓梁，为保皇会员。略称：海外逋臣瞻念宫阙，每饭不忘，特委任同志寄迹都门，冀得悉起居。实出于忠君爱国之热忱，并无作奸犯科之恶意。今蒙逮讯，情甘领罪云云。至范履祥则供称：仅与吴在京相识，为任奔走于会事，并未预闻。
1906年9月21日，《中华报》记者经过对案件的详细调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题，继续深入地报道了此案：
七月初五日，将二人解至天津，某大臣（当指袁世凯）亲自讯问，上下人等悉令回避。约一点钟，吴某说至紧要关节，某大臣汗流满面。当云：我令人将汝等送往营中，暂避数日。言毕，立派夏庚堂军门之少爷（夏印辛酉任云南提督，现充淮军中路巡防队总统，驻扎沧州）率同探访队十余名护送，即刻动身，由水路前往。吴则送至马厂，交陆军第四镇。范则送至沧州交淮军中路巡防营。吴于初六日晚一点钟到马厂，下船后乘人力车赴营。范则于初七日晚始到沧州（赴沧州亦由马厂过）。船中并未带刑具。范系穿便衣，吴则洋装，衣帽均白色。二人均四十余岁，中外学问均有根底。吴貌尤伟，当二人由津起程时，督署已密电四镇统制吴凤岭及淮军中路统领夏辛酉，俟两人到营按上等差使接待。故四镇统制及淮军总统均连夜派差，预备住室。屋内均用绶裱，每饭酒席极为丰盛。陆军四镇统制因吴之衣服已为汗浸透，须换身上小衣服。问之，吴云薯良绸即可。当饬缝工连夜制就。计在营羁绊六七日（吴在马厂、范在沧州），吴谈笑自若，毫无畏葸之状。
该文对梁铁君等人被处死的情景，也作了详细报道：
七月十三日上午十点钟，该镇忽接到京中密码急电，着将吴某处死，限一点钟事毕复电。四镇执法官陆某知吴为豪杰之士，断不用他人动手。当将来电示吴。吴云：既如此，速拿毒药来，以了君等公事。陆以他种毒品均不能速死，乃向人和镇药铺购红矾三钱（人和镇即马厂首村，统制衙门在焉。药铺名生春堂，铺东刘姓）。铺果因系毒品不敢出售。后经护兵告以原委，始敢卖给护兵。回镇后，当即研开，吴一饮而尽。腹中不受，当即吐出。吴云：可急速多买，复买五钱，饮下不过数分钟，即疼痛难忍，就地乱滚。不到一点钟，七窍流血而死。于十二点钟复电：吴已处死。执法处乃饬人买薄棺一口立即殓埋于马厂南围门外乱土内。外边则咸云得急症死。而范在沧州，亦同时处死。
《中华报》这些有分量的系列报道，触及到刺杀慈禧这样重大的秘密案件，引起了清政府的恼怒和恐慌。清政府立即封闭了该报馆，逮捕了馆主彭翼仲和主笔杭辛斋。
闻听梁铁君等人刺杀未遂不幸牺牲的消息后，康有为撰写了《哭亡友烈侠梁铁君百韵》，生动地描述了梁铁君在审讯中痛斥袁世凯的场面：“君作渔阳挝，击鼓目眈。袒衣骂权奸，数罪如钟撞。……权奸虽枭雄，闻雷汗如浆。”
由于梁铁君在谋划刺杀慈禧太后之时，清政府开始决定搞立宪运动，故康有为及保皇党人对清廷的态度有所转变。梁铁君在被捕前夕，致函康有为说：“今日事不必为骆宾王，宁为狄仁杰耳。前事切勿重提，但祈成功，何论办法。”他建议保皇党人放弃暗杀活动，与慈禧太后合作，一起搞预备立宪运动。
富有戏剧性的是，梁铁君在京谋划暗杀活动近两年未被清廷发现；而当清廷做出预备立宪姿态、梁铁君向康梁建议放弃暗杀方针之际，梁铁君刺杀行动却被清廷侦破。
更富戏剧色彩的是，清政府在天津秘密杀害梁铁君之时，正是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的同日。
这种偶然的巧合，体现了清政府与保皇党人之间复杂的关联，也似乎预示着清廷预备立宪必然败亡的命运。
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带来了希望。梁启超致函康有为，直言不讳地说：“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铁老固极可痛，然不以此牵涉全局。”对清廷仍抱有幻想的保皇党人立即实现了战略转变，希望通过合法政党活动，达到参与和掌握政权、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目的。从此时起，他们与清廷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彻底放弃了戊戌以来刺杀慈禧、拥光绪复辟实行变法的方针，全力投入到组织政党参与预备立宪的运动之中。
正是由于政治策略发生变化，康梁为首的保皇党没有声张这次未遂谋杀案。只可惜梁铁君、范履祥的一腔热血，与彭翼仲苦心经营的《中华报》，成了这种黑幕政治的牺牲品。
从此之后，以武装起义和暗杀方式对付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革命大任，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独立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