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纤，字令艾，是敦煌效谷人。年轻时即有远大的志向，沉静安详，不和社会人士交往，隐居在酒泉南山。学习研究经纬之学，有弟子三千多人跟他学习。不应州郡的提拔任命，只和阴颙、齐好打交道。张祚当权时，太守杨宣把他的像画在家里的小门上，进出都看着他，并赞颂道：“他头枕何处的石头？在那一条河流洗漱？他的形体不能够看见，名声也不能够寻求。”酒泉太守马岌，是一位高尚的人，带着大队人马和仪仗，敲打着锣鼓，去拜访他。宋纤躲在高楼的顶层，不愿和他们相见。马岌叹息地说：“他的名字可以听说，然而身体却不能够见到，高尚的品德可以景仰，然而风彩却不可目睹，我从今以后知道先生是人群中的蛟龙了。”在石壁上刻诗说：“红色的山崖深百丈，青色的峭壁高万尺。奇特的树木郁郁葱葱，那个人的品质如白玉，是国家的宝贵人才。他的住处这么近而人却那么远，实在让我心里挂念。”
宋纤给《论语》作过注，写有数万字的诗歌颂词。八十岁了，还坚持学习，毫不倦怠。张祚后来派遣使者张兴带着礼物召他去做太子友。张兴强迫他，反复和他讲道理，要他应征。宋纤长叹地说：“我道德品质比不上庄生，才能不如干木，怎么敢违抗君主的命令。”于是随着张兴一起到了姑臧。张祚派遣他的太子太和以挚友的身份去拜访他，宋纤说有病而不见他，馈赠的东西一概不收。不久升任为太子太傅。很快，宋纤给皇帝上书说：“我生性不合世俗礼仪，内心羡慕向往着蛮荒远古，活着不因活着而欣喜，死了不因死去而悲伤。早就写有遗嘱，告诉诸位亲朋好友，在山就停在山里，临水就投进水中，放在沼泽地上会露出形体，在有人居位的地方就埋进土里。既不要告诉我的家人，也不要写信给他们。现在就是我要死的时候，请满足我的心愿。”于是不食而死，时年八十二岁，赠给他的谥号是“玄虚先生”。
郭瑀，字元瑜，是敦煌人。年轻时即超尘脱俗，向东游历张掖一带，拜郭荷为师，继承了他的事业。精通经文辞义，善于争辩谈论，多才多艺，会写文章。郭荷去世，郭瑀认为是父亲生了他，老师培养了他，君王给了他地位，然而依据五服服丧制度，为教师服丧是不够重的，这大概是圣人的谦虚，于是就穿了丧服中最重的斩衰这一种，墓旁筑庐守灵三年，丧礼完毕后，隐居于临松薤谷，凿石洞居住，吃柏树的果实以使身体变轻，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知道姓名的弟子有一千多人。
张天锡派使者孟公明带着帝王的信物和探望隐士的礼物，驾驶装有蒲草包着车轮的舒适的车子征召他出山，给他写信说道：“先生的光彩被深深地埋没着，却胸怀真诚，志气超远，心情与最高的境界一样良好，兴趣与四季的更迭一样变化无穷，那里知道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下等待着救世主的出现。我勉强趁着时运，担负主理国家的大业，想和你们这些贤明君子一起把国家治理好。过去傅说在殷朝像龙一般翱翔，尚父在周朝像鹰一样飞扬，孔子的车不敢停下，墨子要出发等不到天明，都因为老百姓处于灾祸之中，不能不去相救。君主不能遗世独立，大业是由众人去完成的。何况现在天下被少数民族所霸占，两个都城也成为少数民族的巢穴，天子避难江东，名流也散失在少数民族人群中，灾难之深重，自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先生怀有匡经济世的才能，坐在一边旁观而不相救，是对老百姓不尽仁智，我私下里感到不太明白。所以派遣使者前来，空出重要的位子，盼望先生的到来，愿先生能顾惜我们的国家。”孟公明到了山里，郭瑀指着翱翔的飞鸿对他说：“这种鸟，怎么能够把它装进笼子呢？”于是远远地逃匿，灭绝了行踪。孟公明逮捕了他的门下人，郭瑀叹息说：“我是逃避俸禄官爵，不是因为有罪才逃避，怎么能够因为避世隐居，施行大义，反而害了门人。”于是出来应征。到姑臧时，恰逢张天锡母亲去世，郭瑀束起头发去吊唁，拜了三拜就出来了，回到了南山。
张天锡被废黜后，苻坚又用舒适的车子征召郭瑀出山，帮助国家制定礼仪制度，正好碰上他父亲去世，这件事便被耽搁下来。太守辛章派了书生三百人跟着他学习。到了苻坚末年，略阳王穆在酒泉起兵造反，以响应张大豫，派人去请郭瑀。郭瑀叹息说：“站在河边，拯救落水的人，也不管自己的生命有无危险；病了三年的人，也不知道哪天就不行了；鲁仲连在赵国，为了正义不惜据理力争，何况人民即将被少数民族统治者蹂躏，怎么能够不拯救他们呢？”于是和敦煌人索嘏一起带领五千人起义，运粮三万石，以响应东边的王穆。王穆任命郭瑀为太府左长史和军师将军。他虽然身居要职，然而嘴里总是念念不忘黄帝和老子，希望事业成功、天下安定之后，仍然隐居，追寻伯成的遗踪。
王穆受到挑拔离间，向西讨伐索嘏，郭瑀劝阻说：“过去汉代安定了天下，然后就讨伐有功之臣。现在事业还没有成功就杀掉他们，马上就可以看见麋鹿野兽在现在朝廷所在这个地方游荡。”王穆不听他的劝阻。郭瑀出了城门大哭不止。挥手告别城门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回去后拿被子盖住脸，不和人说话，七天不吃东西，有病回到了乡里，早晚只求快死。夜里梦见自己乘着青龙飞上了天，飞到屋顶上就停住了，醒后叹息道：“飞龙是在天上的，现在停在了屋顶上。‘屋’这个字，是‘尸’下面放个‘至’字，龙飞到尸体上，喻示着我将要死了。古代君子不死在家里睡觉的屋子里，何况我是一个真正的正直的人呢！”于是到了酒泉南山赤崖阁下，吸了一口气就死了。
祈嘉，字孔宾，酒泉人。年轻时家里贫困，上进好学。二十多岁时，有一天夜里忽然窗子外面有一个声音说道：“祈孔宾，祈孔宾，隐居去吧，隐居去吧，入仕做官，在社会上钻营，是很苦的，不可能愉快。所得到的不值一文，所失去的重如泰山。”第二天一早他就向西去，到了敦煌，跟着老师读书，很穷困，没有吃的和穿的，任书生养一职以自给，于是博览经传，精通大义，向西游历海边、边境，教授门生一百多人。张重华征召他为儒林祭酒。他性格温和，从容闲雅，教授学生不知疲倦。依据《孝经》体例作《二九神经》。当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受业学生中有成就的人有二千多，张天锡称他为先生而不叫他的名字。后高龄而终。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年轻时即博学多闻，喜欢谈论，善于写文章，会弹琴，精通书法和绘画，其它技艺无不精通。少年时，用鸡蛋汁淘洗白瓦屑作《郑玄碑》，又写了文辞自己刻在上面，词采华丽，器物精妙，当时的人没有不惊异和赞叹的。自己不以入仕做官为乐，所以常以弹琴写字自娱。在豫章拜术士范宣为师，范宣很赏识他，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太宰、武陵王晞听说他会弹琴，派人去叫他来，戴逵当着使者的面摔破了琴，说：“戴安道不做王公贵族的唱戏人！”晞很愤怒，于是改请他的哥哥述。述听到命令后很高兴，抱着琴就去了。
戴逵后来迁居到了会稽的剡县。品性高洁，常依据礼仪制度行动处事，认为放纵、不拘小节是不合礼义之道的。于是著有这样的论说：
双亲去世，因为采药就一去不复返的人，是不孝的子孙；君王危险而经常出入近旁的人，是苟且偷安的臣子。古代的人没有因为这些而损害礼仪、典章，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知道礼义的宗旨。知道礼义的宗旨，就不被人们的行为所迷惑。像元康年间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喜欢隐居而不追求隐居的宗旨，所以有舍本求末的弊病。这样做就像是认为西施漂亮而学她皱着眉头，羡慕有道的人，所以也把头巾的角折起来。他们之所以羡慕这些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美好的，只是外表上跟着他们学。紫色之所以混同于大红，是因为它像红色。所以老好人貌似公正和气，这样就混淆了有德的人和无德的人；狂放的人貌似豁达，这样就混淆了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和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然而竹林七贤的放纵，是有病才皱眉头这一类，元康年间那些人的放纵，是无德而折头巾角这一类，这难道能不分辨清楚吗？
儒家崇尚名誉，其根本是想激励贤人的产生，既然已失掉了它本来的作用，那么就会有以貌取人的做法。情怀失去了纯真，以外貌欺骗众人，它的弊病是最大的。道家不讲究名声，是想鼓励世人看重实质，如果违背了它的原意，就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本性和礼仪都受到损害，那么仰慕和吟咏都会被忘却，这样的弊病也必定是最上一等。这两种弊病，不是因为失去了它的本意，而是因为这样做的人一定是假托这两种本义作幌子的。道有规律可循，而弊病是无规律可循的，所以《六经》也有失误，王政也会有弊病。如果违背了根本宗旨，就是圣贤也没有办法。
奉行公正的人当然不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怎么能够不怀念远古的英烈，不向近代的贤人看齐呢？如果相信他们，想向他们看齐，然后才行动，商议以后才说话。一定要先辨明他们的追求之所在，寻求他们的用心是什么，了解他们各种行为的宗旨，明白他们外表粗朴，而内心深具美德的原因何在。如果这样，道路虽然不同，而他们的最终目标就可以看清楚了；行迹虽然纷乱复杂，而他们的意志却是不相违背的。不这样的话，就会忘记如何返回，就像波浪一样随风而动，为物所驱使，被假象所欺骗，被喧嚣华丽的东西迷惑，内心里丧失了道的实质，用流行的时尚来取代了真理的追求，用尘俗的污垢来蒙蔽自己纯真的天性，使千年以后的人们讥笑嘲讽，怎么能够不慎重呢？
孝武帝时候，戴逵多次被征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都以父亲有病为借口不去上任。郡县的官吏不停地催逼他，他于是逃到了吴国。吴国的内史王珣有一座别馆在武丘山，戴逵偷偷地去拜访他，与他游玩相处了十多天。会稽内史谢玄担心戴逵长期在外不回来，于是上疏说：“我看见谯国的戴逵一心向往脱俗之风，不愿被现实的事务所缠绕。栖息在简陋的房屋之下，把琴与书当做自己的朋友。虽然多次下令征他做官，他却保持高刘裕洁的操守而不回头。超脱尘俗，独自追求自己的志愿。并且快到六十耳顺之年了，身体经常有病。如果一旦遭遇大病，就会逐渐加重而至病危。现在皇帝的委命并未撤除，他就有遭受风霜侵害的危险。陛下既然爱护和器重他，就应该使他的名声和身体一起存留下来，请您撤消征召他为官的任命吧。”上疏报到上面之后，皇帝批准下来，戴逵才回到了剡。
后来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再次请求征戴逵为国子祭酒，并加散骑常侍征召他，他再一次不应命。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刚开始继位，太子太傅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说：“戴逵极其坚持他的操守，独来独往，年龄已经很大，却更加清高。皇太子品德谦逊，其恩泽已普及到外面，应该对戴逵加以表彰和任命，使他得以参予政治。戴逵既然看重隐居的节操，必然会以不轻易出山为美德，应该让下面的人准备周全的礼节来征召他。”正在此时，戴逵因病而死去。
戴逵的长子戴勃，具有和父亲一样的风范。义熙初年，朝廷征召他为散骑侍郎，不应命，不久死去。
陶淡，字处静，太尉陶侃的孙子。父亲陶夏，因为道德品质败坏被废黜。陶淡幼年丧父，喜欢按摩导养之术，说是成仙之道因祈求可以得到。十五、六岁时，便炼丹服药，不吃东西，不结婚。有家产千金，奴仆数百人。然而陶淡终日端坐，不问家事。很喜欢读《周易》，擅长占卜算命。在长沙临湘山中盖房子住下，养了一头白鹿和自己作伴。亲朋故友中有人来探望他，他总渡河离开，没有人能够走近他。州里选举他为秀才，陶淡听说后，转移到罗县埤山中，从此没再回来，没有人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
刘裕建宋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称帝，改国号为宋。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其曾神刘混，永嘉之乱时渡江居于丹徒的京口（今江苏镇江），至刘裕时家境已衰败。刘裕起初投奔北府军，靠平定桓玄之乱而官至侍中、车骑将军，逐渐掌握东晋王朝的军权。东晋义熙六年（410），刘裕率军北伐平定南燕，受封为太尉、中书监，执掌朝权。此后四五年间，刘裕相继除掉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政敌，然后，他第二次北伐，克复关中，以功于义熙十四年（418）受封为相国、宋公。至此，刘裕取代东晋的条件已经成熟。晋元熙二年（420），刘裕拿着自己手下拟好的禅位诏，让晋恭帝抄录，“恭帝欣然操笔，书赤纸为诏”。刘裕筑坛于南部，登上皇位，国号宋，是为宋武帝。宋武帝改元永初，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改《泰始历》为《永初历》，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六月，刘裕派人将他毒死，开了杀“禅让”退位者的先例。至此，历时104年、共11帝的东晋王朝结束，南北朝时期开始。
北魏入主中原
淝水之战后，强大的前秦土崩瓦解了，拓跋部便乘机复国。北魏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被诸部推戴，即位代王，并任命张兖为长史，许廉为右司马。同年，改国号为魏，表示已不愿再受晋朝的封号。
拓跋珪称帝后施行的重要措施就是务农息兵，并首先取得后燕（慕容垂）的援助，借以抵御内部诸部酋长的不稳定性。拓跋部属游牧民族，那些酋长往往叛服无常，不懂得要在一个固定的国家内服从一个国王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因此，在登国二年（387年），拓跋珪制定了一条措施，即在每次战争胜利后，按战功分赏给群臣将士应得的战利品。这使得诸部酋长和鲜卑兵可凭战功得利，由此而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好战心理，不致随时叛逃。在取得内部的团结之后，登国三年（388年），魏便开始攻打库莫奚（东胡），并获大胜。登国四年（389年）破解如部与高车诸部。次年，又大破高车袁纥（回纥）部，并再于次年打败了拓跋部的世仇刘卫辰部（南匈奴的别支），缴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魏开始占据黄河以南（河套）的广大牧地，由于国力剧增，便开始窥视中原。
当时，占据北方广大地区的后燕国前来向拓跋部索取马匹，并扣留了拓跋部派往后燕的使臣，拓跋珪便决定断绝与之友好的关系。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后燕皇帝慕容垂下令太子慕容宝统兵8万，进攻北魏。张兖建议可暂退避其锋芒，拓跋珪率领部众退到河套一带。后燕出兵三个月，却未找到北魏主力。九月，传来慕容垂病逝的消息，慕容宝便烧毁准备渡河的船只，准备退兵。拓跋珪带领两万兵马，迅速渡过黄河，日夜追赶，到达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西，截断后燕的退路，将后燕军队团团围住。慕容宝见势不好，抛弃大军，轻骑出逃。北魏兵乘机攻击。后燕大败，俘获的四五万人全被活埋杀死。后燕由此开始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