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元十八年（393年）他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但不久就看透官场内幕，明白自己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便弃官而去。弃官虽然痛快，但生活无保障，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经常“偃卧瘠馁”，没有饭吃。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去作官，他不再想猛志之事，纯粹为填饱肚子而“自役”。此后，曾任镇军、建威参军。从晋太元十八年（393年）到晋义熙元年（405年），这十三年断断续续的作官生涯中，他对变化无端的社会和污秽的官场忍无可忍，经常幻想“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憧憬的是“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家居生活，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田园风光。一想到自己心被形役，被迫束于尘网就愤愤不平。
义熙元年（405年）底，他出任彭泽县令，八十多天后，郡里派出一个督察县、乡，宣达教令的官吏督邮到他那里。县吏请他换好衣服前去拜见，他长叹一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自动解职，回到老家。
陶渊明归隐第一年，他把自己解脱束缚、奔向田园的归途和心情描述如下：“舟遥遥以轻风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来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他的身心得到解放。陶渊明隐逸诗歌选材平淡，又用白描手法，但却有一股耐人寻味的意蕴于其中。义熙二年（406年）他把自己的家居环境写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他平日生活是：“野外罕人事，穷苍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他与农民的往来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的喜悦与担心是“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劳动生活的情景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完全与农民融为一体，踏踏实实地成为了有血有肉、彻头彻尾的农民。
陶渊明的隐逸诗歌处处渗透乐观霍达的精神。劳动生活再苦，就连家庭遭受火、水、兵灾，他都能从容对待，也不愿向官场乞求。义熙二年（406年）夏，家中起火，又遇大风，须臾间把仅有的家产烧光，他只好搬往南村营造新屋。当年秋天一个晚上，他回到被焚的故居，仰望着“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心中却想的是“形迹凭化生，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在《责子》诗中，他慈祥地和儿子们戏谑：“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褒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迁居南村后，他与农民关系依然十分融洽，“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每逢春、秋暇日，大家一起登高赋诗，有时则与大家共同探讨争论书中某些疑难句子。他充满热情地写下他与农民度过的快乐日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他经常长时间坐在屋外菊花丛中，两手摘取满把菊花，思绪飞扬，不知今夕何夕，欣然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闲远自得，真若超然于宇宙之外。在饮酒时，他与农民不分你我，亲似一家：“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陶渊明虽不懂音乐，但身边却保存一张无弦琴，每逢酒后，便在琴上抚弄，以寄托内在的深远之趣。不管富人穷人访问他，只要有酒，他就摆出来，与之共饮。如果他先醉倒，便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有人曾见他在酒刚酿熟时，取下头上葛巾漉酒，接着又将它戴到头上。行为放达，以至于此。但是陶渊明毕竟不是干庄稼活的行家里手，身体也并不强壮，又无人帮助，因而他大部分时间过的是穷困僚倒的日子。他经常陷入“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的困窘境地。宋元嘉三年（426年）夏旧谷吃完新谷未熟之时，他有时十几天才吃几顿饭，正所谓“弱年逢家贫，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时饿得没法，只好沿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尽管如此，他仍矢志不改：“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
陶渊明一生好酒，但却经常处于无酒可喝状态。江州刺史王弘想结识他，他偏不去，只好借渊明去庐山的途中，派人赍酒于半道邀之。颜延之和渊明关系友好，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曾路过浔阳，只到陶渊明他们每天喝酒，至醉方休。颜延之离开时留下二万钱，陶渊明却全部拿去送给酒家，想喝酒就去。他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在一生最大嗜好不能满足，甚至连饭也吃不饱时，他仍不愿去投靠官府。陶渊明的政治理想是虚拟的乐土桃花源。宋永初二年（421年），57岁的陶渊明写下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完整的乌托邦之作，把他的隐逸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先用散文描述桃源周围的幽美闲静，使之与丑恶现实作比较，接着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其中的土地、田园、房舍和耕田劳动中的安乐和幸福，然后写桃源人的好客和对渔人的款待，并指出幸福的原因恰是与动乱社会的隔绝，最后以“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呜吠；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点明自己的愿望。
宋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死于故乡。从《五柳先生传》到《归去来兮辞》，再到《桃花源记》，陶渊明走着自己独立的创作道路；他的隐逸诗歌象纬线一样交织着它们，组成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陶渊明性情之真率，态度之达观，归隐之真实，待到后代文人的不断赞扬。他所开创的质朴中富于华美、平淡中富于丰满的诗风则长期以来影响着后来的诗坛。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是司徒王导的堂侄。他的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父亲王旷，官至淮南太守。晋元帝渡江南迁，就是王旷首先提议。王羲之年幼时语言迟钝，别人也并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异之处。在他13岁时，曾经去拜访周，周审视了一会儿，对他很感惊异。当时宴客很重视烤牛心这道菜，宴会开始时，其他客人还没尝这道菜，周首先切给王羲之吃，从此王羲之才开始知名。王羲之书法作品他成年以后，富于才辩，以耿直著称，尤其擅长楷书，是古往今来的佼佼者，人们评论他的运笔气势，以飘忽如浮云，矫健如惊龙来形容。他深受堂伯父王敦、王导的器重。当时陈留人阮裕名声很重，在王敦手下任主簿。王敦曾对王羲之说：“你是我们家的优秀子弟，应不次于阮主簿。”阮裕也认为王羲之和王承、王悦是王家的三位优秀青年。当时太尉郗鉴派他的门客去王导家选择女婿，王导让这位门客去东厢房挨个相看他的子侄。这位门客回去以后，对郗鉴说：“王家的小伙子们都很好，但是当他们得知我是选女婿的，一个一个的都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敞着怀吃饭，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郗鉴听了以后，说道：“这个人就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一打听，原来他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
王羲之初任官为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聘请他为参军，历升至长史。庾亮临死前，向朝廷上奏，称赞王羲之品行清高且有鉴识。后来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在少年时就有很好的名声，朝廷上的公卿贵官都很爱重他的才具，多次征召他任侍中、吏部尚书，他都不干。又任他为护军将军，他又推拖不接受。扬州刺史殷浩一向敬重他，劝他接受任命，给他写信说道：“很多人都以你的进退来考察国家政事的兴衰，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你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怎么能置一代兴亡于不顾，只顾满足自己的心意呢？希望你细心体察众人的心意。你若不应时任职，国家哪有善政可言呢？你如果豁然想通了，就能够体验到众人的心意所向了。”王羲之写信回答说：“我一向无心在朝廷上任职，王丞相在位时就坚持让我在朝廷任职，我誓不答应，那时我写的书信手迹尚在，可见我的这种志向由来已久，并不是你参政之后我才不愿任职的。自从儿子娶妻、女儿出嫁之后，我就立志学尚子平那样隐居不仕，也曾多次向亲朋知已说过，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了。承您不弃，如果想任用我的话，即使是关陇、巴蜀地区，我也在所不辞。我虽然不具备应对朝廷事务的才能，但能忠于职守，宣扬国威和德政教化，所起的作用，自当不同于一般的使臣，一定让远近的百姓们都知道朝廷对他们并不见外，这样给国家带来的好处，比起护军将军一职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汉代末年曾派太傅马日碑去安抚关东地区，若不嫌我身份低微，对我的能力无所怀疑的话，最好在初冬时节赴任，我恭敬地等待任命。”
王羲之被任为护军将军后，又苦苦要求去宣城郡任职，朝廷不答应，于是任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当时殷浩与桓温二人不和，王羲之认为国家的安定在于朝臣和外官的和衷共济，因而给殷浩写信，进行劝戒，殷浩不听他的劝告。在殷浩要北伐的时候，王羲之认为必败无疑，便写信劝止，言词十分恳切。殷浩最终还是出征了，果然被姚襄打得大败。殷浩想再次北征，王羲之又写信给他说：
得知安西将军谢尚失败的消息，国家和我本人都为之痛惜，时刻不能忘怀。小小的江左地区，竟治理成这样，使天下人为之寒心，已非一朝一夕了，再加上这次失败，这真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过去的事已无法挽回，希望筹划开拓未来的方略，让天下百姓有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此成就中兴的大业。治理政事，道义是成功的关键，行政宽容和谐是根本，一味以武功取胜，这样做是不应该的，遵循以道义取胜的原则，以此来巩固大业，我想您会清楚其中的道理。
自从战乱以来，掌管朝廷和地方大权的人，没有深谋远虑、锦囊妙计，而一味损耗百姓，各逞其志，结果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正的言论和好的策略摈弃不用。致使天下将出现土崩瓦解之势，怎么能使人不痛心疾首、悲愤万端呢！当事者又怎么能推脱使天下陷于混乱的罪责呢？追究过去的罪责，又能起什么作用？应该改弦更张，虚心求取贤人，和有识之士共同商订大计，不能再出现忠正言论屈服于当权者个人意志那样的局面了。现在军队在外失败，国内物资耗尽，保住淮河一线的想法已经无力做到，不如退保长江一线，都督将领各回旧镇，长江以北各地，只是维持现有的局面罢了。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应引咎自责，应自行贬降，向百姓谢罪，一改过去的作法，和朝廷的贤能臣僚制订平稳的政治措施。废除那些繁苛规定，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和百姓一起重新做起，这样差不多能满足百姓的希望，把他们从艰难困苦中解救出来。
刺史大人您出身于平民百姓，担当国家的重任，在推行德政方面，没有做到事事妥当，您身为统帅而遭到这样的失败，恐怕朝廷上的贤能之士没有人肯分担这个责任的。现在应赶快推行德政，以弥补过去的失误，广招贤能之士，和他们分担责任，即使这样做，尚且不能断定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如果您认为以前做得还不够，因而再去追求不合时宜的东西，天地虽然这样广大，还有您立足之地吗！我明白我说的话您一定不听，反而会招致您的怨恨，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感触很深，因而不能不尽情陈言。如果您一定要率兵出征，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贸然行动，我实在无法理解。希望您再和其他人共同斟酌。
又接到州衙的命令，让会稽增运军粮一千石，征调军粮和劳役同时进行，又都限定军事需要的时间，我面对这一切，灰心丧气，不知所措。经年以来，剥夺黎民百姓，其恶果是罪徒满路，这和秦始皇时的虐政相差无几，只不过还没有实行灭三族的刑罚罢了，我担心陈胜、吴广那样的灾难，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生。
王羲之又向会稽王上书，陈述殷浩不应北伐的道理，并论及当时政事，说道：
古人因其君主没有成为尧舜那样而感到羞耻，做臣子的人，哪有不希望他所侍奉君主受到尊崇，可以和前代圣君贤主比美，何况现在又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呢？但是现在的才智和力量都比不上当年，又怎能不根据轻重情况的不同而妥善处理呢？现在虽然有令人高兴的事，但是反躬自问，令人忧愁的事多于令人高兴的事。经典上说得好：“若不是圣人治理天下，外面虽然显得安宁无事，必有重重的内忧。”现在的情况是，外边既不安宁，内忧却更加深重。古代能成就大业的人，有人或许不依靠大家的智谋，而能尽全国的力量建立一时功业的，也往往不乏其人。那是因为个人的智谋确实足以超过众人，用国家暂时的困苦能获得一劳永逸的结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用这个标准衡量现在的人，能和古人相比吗？
要使朝廷的决策必胜，一定要仔细衡量敌我双方的情况，具备了万全之策才能行动。成功之后。就应利用当地的民众和实力扩充自己的力量。现在成功还没有把握，但是饱经战乱之后的幸存者也会被歼灭殆尽，万不剩一。再说从千里之外运送军粮，这是自古以来的一大难题，何况现在要转运供给，向西运往许昌、洛阳，向北运过黄河。即使是秦朝的弊政，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么十家九空的忧患，便会接踵而至。现在从事转运的人没有归还日期，各种征调又日重一日，仅以小小的吴越地区，维系天下十分之九的军需，不灭亡还有什么结局呢！而又不量力而行，不失败不停止，国内的人因此而痛心悲叹，但没有人敢说真话。
已经过去的事，说也没用，未来的事情还可以加以补救，希望殿下您能考虑再三，改弦更张，下令殷浩、荀羡回师据守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等地的驻军都回师把守淮河一线，建立起不可战胜的根基，等根基牢固形成攻势，再出兵征伐，也为时不晚，这确实是在当前形势下最高明的策略。如果不这么做，国家的灾难就会不日而至。掌握安危变化的关键，易如反掌，考察国家的虚实，形势就明摆在眼前，希望殿下您英明决断，决定于一时之间。
我的地位低下，而谈论国家的重大问题，我怎不知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古人或身为平民百姓，或是军阵中的士卒，他们尚且为国家出谋划策，决策者并不因此讥笑他们，况且我身居大臣之末位，怎能沉默不语呢！在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决定了就去实行，决不能犹豫不定延误时机，这时不作出决断，后悔可就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