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边疆的驿道上，马帮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时期，边疆的政府官员、土司和商人，以及当地的土匪，他们拥有的马匹就是财富，拥有财富的数目就是马匹的数目，他们靠着这些马匹的往来增加着马匹，增加着财富。新平也不例外，它没有公路大道，也没有可以通航的水运，与外界的商贸往来，靠的就是一队又一队云南山区特有的矮小滇马，山外面的人把百货、食盐、布匹等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让马帮驮运进来，又把当地的物产捎带出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在云南，马店之所以叫马店，而不叫客店，究其根底是有它的道理的，这是因为官员、土司、商人和土匪头子很少亲自来赶自己的马匹。呼吸驿道上的黄土，翻越爬山过岭的石阶，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是他们雇用的赶马人。那些滇马的真正主人大多数并不需要起早贪黑，沐风栉雨，来跋涉这细如羊肠、曲如藤萝的山间小道，他们都安安逸逸、舒舒服服地隐身在县城和边镇的洋房或瓦房里享乐。而赶马人却长年累月尾在马帮后，踩踏着那永远走不完的深山老林路，他们勾着头，背着手，五趾分得很开，蹬着缠了红绿布筋的老草鞋。也有一些闷得慌的，背把月琴弹首曲，摘片树叶吹个调，无人处，亮开嗓子喊叫几声，听听那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发出的余味无穷的回音。
勾着头，背着手，这是一种罪人走路的姿势。据考证，这姿势源自从中原流放到边疆的束手老祖宗。然而，当他们吆赶着马匹行走在古老的驿道和破败的山间小路上时，这一祖宗多少代传下来的姿势，展示的却已是一种自信，一种自在，一种坚忍不拔的和大山一样忍辱负重的毅力。
在开店人看来，赶马人不能算作住店的客人，他们只是马儿的仆人，真正的客人是马，所以云南边疆才有了“马店”这个使内地人感到新奇的名字。
普一文和李光彦等三人碰头的第二天傍晚，翠月楼的后院住进了一支有十多匹马的马帮，这在城里最热闹的窝尼街上可是件新鲜事，惹得翠月楼的伙计忙里偷闲地看稀奇。有钱的客人免不了发出牢骚：“这到底是人住还是畜生住？又不是马店，怎么把马匹都赶到酒楼的院子里来了？”叫嚷着要退房。后院本来就没有牲口棚，马匹全部拴在院子里几大蓬竹子树上，赶马人在地上撒了一些包谷和稻草，马匹低着头嚼得“沙沙”响，那声音就像天空中落下来的小雨。
马帮刚住进后院时，阿春尽管有些不高兴，但还是满面笑容耐心地向其他客人作些说明：“我们这儿逢三、八赶街，逢四、九赶卖布街，也称街外街，明天正好赶布街，人多马帮也不少，外面马店住不下，只好到我这儿来求宿了。大家都谦让着点，出门在外的人，谁也没把床铺背在背上，哪个没有个困难？哪个没有迈不过的沟，跨不过的坎的时候？哪个不需要困难时让人帮一把？其实也没什么嘛，马尿马粪又不太臭，我让伙计们打扫勤快点，也不至于脏到不能住人的地步。”到后来，闲话听多了，她也懒作解释，反正嘴巴长在人家身上，想封也封不住，何况这翠月楼的后院里一时间放进这么多不时屁滚尿流的马匹来，却也真有点煞风景。当初普老打过招呼，说客人就几匹马，放在外面不方便，将就一点吧，不知怎么就跑进这么多来了。尽管赶马人一再说多加钱，可爱整洁爱面子的阿春这心里总有点不愉快。管它的，不看僧面看佛面，木已成舟下水，生米落锅已做成熟饭，好在他们只住宿一夜，明天就走，到时让伙计好好打扫打扫，把那一股尿臊味去掉，这样，普老这边面子上也过得去，酒楼生意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想到这些，阿春索性不吭声了，生意人嘛，有钱赚就行，多苦多累点没关系，多收他们点住宿费就在里边了。
这时，刚好院子围墙外边的大树下，一群儿童在玩过家家的游戏。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姑娘用石头在地上画出圆圈圈做“家”，他们坐在里边当“主人”，另一个小儿子和另一个小姑娘则蹲在“家”外当“客人”。他们嘴里唱着：“过家家，当新人；喜鹊叫，来客人；牵牵手，走出门；吃喜糖，跳龙门。”树上，有两只喜鹊，站在树杈当中的鹊窝上，伸着脖子，“喳喳喳”地欢叫，几个天真活泼的小孩，仰头看着喜鹊，又拍着手念道：
喜鹊喜鹊叫喳喳，
催着桃树快开花。
叫来一个丰收年，
男女老少笑哈哈。
阿春爱热闹，再加上第一次怀春的激动，心头禁不住敞亮开来，就连蹦带跳地跑出去找孩子们玩了。阿春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主，没有忧愁。
阿鲁有任务在身，他的心却悬在了半空中，他不时装作为马匹拢拢饲料，扫扫粪便，眼睛却紧紧盯在了李光彦三人和赶马人身上；不敢有半点马虎。
赶马人有三个，听口音是通海、河西那边的人。据阿春说，马帮是李老板（李光彦）临时从街上花高价雇来的，人家连驮子都还没来得放下。新平人的衣料多以土布为主，河西布在这儿很受人欢迎，通海、河西的很多商人都在新平立号经商，差不多要占了县城商号的一半，多用来经商土布和烟丝，马帮回去时，又要把戛洒送上来的磨黑盐巴和当地产品运走。阿鲁听上了年纪的人讲过，河西土布干了好几个朝代了，鼎盛时期，除销往内地许多地方外，还有人将土布沿红河流域带至安南（今越南）、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一些国家，或经哀牢山进入到思茅、普洱一带。
天终于黑了下来，夜幕像被风扯着的一面黑旗，一下子就卷走白昼的喧嚣，使一切变为沉寂。翠月楼的院子里马灯黄黄的，仿佛肝病患者的脸。灯下，河西来的赶马人把包装得严严实实的河西土布清点后交给了驻新平的商家，又小心谨慎地把一驮驮锅状、筒形的白花花的盐巴从商家的手中接过来。在一交一接中，李光彦不吭声，商家的话也不多，就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整个过程都在井然有序的默契中进行。新平商家把布匹搬走后，李光彦看看院子里已没有人，就示意两个赶马人抬起一驮盐巴，送到了他和张洪二人住的房间里。
天黑后一直躲藏在竹林后边在暗中注视着他们一举一动的阿鲁，看到李光彦等人回到房间，就轻手轻脚地摸到了他们的窗口下。阿鲁刚准备起身伸头往里瞧，“哐当！”一声，冷不防窗子被从里边往外推开，阿鲁敏捷得像山猫，动作迅速，把身子一矮，像壁虎一样，紧紧贴在墙壁上，稳住神，屏气慑息，不敢作声。张洪探出头来，“呸！”地吐出一个烟头，四面张望了一下，无人，也没有发现其他动静，就把窗子关上了。
少顷，阿鲁才缓缓吐出一口气，慢慢地直起腰来，凑近窗子朝里看。窗子被一块布帘遮住了，阿鲁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没遮严的缝隙，可房间里黑咕隆咚的一片漆黑看不清楚，只听得到细小的搬动东西的声音和压低了音量的对话声，好在阿鲁有一副打猎时搜寻动物锻炼出来的灵便耳朵，里面说话的内容听了个八九不离十。
“来的路上查得格严？”听声音是李光彦。
“严得很，一路上都有人在堵卡，弟兄们怕出事，都把枪埋在了路边做了记号的草丛里。”一个赶马人的声音。
一阵缄默。
“路条拿来了吗？”还是李光彦的声音。
“拿来了。”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是他的秘书送来的。”阿鲁听得出来，这是张洪。
“都什么时候了，她还不回来，不会出事吧？”李光彦整天整夜都心惊肉跳，脑子里像翻滚的一锅粥，此时，显得有些焦急。
“没事，她是‘狐仙’，别看她年轻轻的，过的桥不比你我走的路少，一脑袋的机灵，满口袋的鬼点子，这时也许正在参加斗争李润富的大会呢。”张洪满不在乎。
“你这家伙，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还是生姜改不了辣气，干事不会用心计，马马虎虎的。你想啊，要是碰上河口街面熟的人，那不是自找麻烦吗？昨天要不是及时制止了你，我们恐怕早就不能站在这儿说话了。”李光彦有些生气，责备说。
又是一阵缄默。
听不到说话声，又看不到里面的动静，阿鲁急得憋出了一身汗，自己第一次单独行动就完不成田参谋交给的任务，我这侦察兵怕就当不成了。此时的阿鲁恨不得一拳打破窗子，冲进去把他们一个一个拎出来。正在阿鲁束手无策，心里火烧火燎时，“嚓！”随着一声擦火柴的声音，里面点着了马灯，屋里顿时亮了起来。“混蛋，遮住光！”李光彦急得小声呵斥。阿鲁一阵兴奋，忙把眼睛往里看：在被遮住的微弱的光亮下，墙上凸现出了李光彦等几个人头碰头的剪影，他们像乌龟似的把身子弓着，把驮子上绑着的盐巴小小心心地解开放下，然后又把几样东西放进去。马灯一晃，墙上又映出了放大的黑影了。“手枪！”阿鲁差点叫了出来。头天，张洪在翠月楼上认为自己已经暴露，想掏枪对付冯排长，被李光彦及时制止，他怕张洪再鲁莽行动误了大事，便让他把几个人的枪用油纸包好，藏在盐巴里。
“轻点，别弄出声。抬出去，别让人看见。”李光彦让两个赶马人把重新捆好的驮子弄出房间，抬到院子里。
“院子大门处除了看门的外，没别的人，翠月楼的伙计和房客都到大礼堂去看李润富的热闹了。”张洪有些不在意，刚才送走商家时，他里里外外看了一圈。
“小心为妙，别大意失荆州，我们可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地盘上走刀刃，稍微有点闪失，就会头破血流，被人家一锅端了。”李光彦再次提醒张洪。
听到开门声，阿鲁像兔子一样，无声无息地溜回到竹林后边。
张洪指使着两个赶马人，小小心心地把盐巴驮子抬回到原来的地方放好。其中一人径直走到竹林边，拉起大裤脚，对着竹林就解小便，尿顺着竹枝竹叶纷洒而下，一股臊味顺风对着阿鲁迎面扑来。阿鲁使劲憋住气，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非把这大裤脚踢个卵子朝天。赶马人放下大裤脚，咧开大嘴打了个哈欠，又转身走到刚才放驮子的地方看了看，然后吹着口哨回到住房。
待一切安静后，阿鲁猫腰摸到驮子旁，找到了赶马人放下的盐巴驮子，确认无误后，在地上抓了一把红泥巴，在驮子架上面作了暗号，便迅速离开了后院。
县人民政府大礼堂，正在举行全县各民族群众代表控诉李润富罪行的大会。说是群众代表，其实在会场内外，从开会到散会，都是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就连窗台上和附近的树丫叉上都爬满了人。男男女女，扶老携幼，从街头巷尾走到会场上来的人，他们要亲眼目睹在哀牢山跺一脚新平县城也会颤抖的李润富，在失去往日的霸权和威风后，是一个什么形状的人模狗样。
大会的主席台后面，用竹竿撑着两幅高三米、宽两米多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这两幅画像是解放军滇中艺工团王光生照着书的封面上放大后，在细白布上用墨汁直接挥笔画下来的，帽子上的五角星是已牺牲的席淑媛用红墨水染上去的。后来，这两幅领袖画像在滇中地委进驻玉溪州城时作为队伍的前导，在呈贡欢迎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领解放大军进驻昆明时，也高举在夹道欢迎的队伍两旁。而毛主席的画像，流传于全省，成为云南的第一幅毛主席画像。田波知道，王光生是席淑媛（外号“老泡”）的老师，也是政工队长张心智（外号“大帽果”）无话不谈的好友。刚到新平时，他还有几个半开，便经常约着两人到街上去吃汤锅牛肉，谓之“打牙祭”。
会上，各届代表扬眉吐气，争相发言，愤怒揭露李润富在历史上的累累罪恶和疯狂进攻解放区，肆意残杀无辜百姓、革命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滔天罪行，严厉警告他只有规规矩矩低头认罪，靠拢政府，才是唯一的出路。许多受害者声泪俱下，满腔悲愤，咬牙切齿地控诉了李润富的暴戾凶残及其匪徒的肆意横行，有的甚至因太激动，当场昏倒在主席台上。诉苦喊冤的人太多了，台上站不下那么多的人，可是诉苦的人还在往台上挤。许多人都想面对面地质问李润富：为什么不如禽兽？为什么那么残忍？为什么如此仇恨新生的政府和翻身后过上幸福生活的人民？一个妇女不顾一切地冲上台控诉，她说李润富有三个老婆，还奸污了许多小家妇女，她妹妹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不堪凌辱，跳岩自尽了。她还揭发李润富的老婆赖氏疯了后，有人说要吃“天花”才会好，他就硬说一个周家的儿子拐带妇女，然后，生生把人家敲死在河边，取出脑髓给他老婆吃！
听到这种血泪交加的倾诉，台上台下群情激愤，站在人群中的田波同样被这种气氛强烈地感染着，他的恨在燃烧，他的爱也在燃烧，其心里像一锅煮沸的油，只要一张口就会喷出火焰来。但职业的责任冷峻地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最后胜利的时候，还不是纵情欢呼的时候，另一条战线的斗争正以更隐蔽、更复杂的形式在激烈地进行。这时，台上有一个名叫宋万山的发言引起了田波的重视，他往台前挤了几步。
“我叫宋万山，今天我要控诉李润富阴险狡诈、心狠手毒、杀害王泽生见不得人的丑陋罪行。”
“我和王泽生是老乡，原籍双柏。王泽生在世时，我是他家看院的，他对我比较放心。王泽生为逃避国民党政府征兵，从鄂嘉跑到戛洒谋求职业争取庇护，凑巧碰到李润富的族侄李绥安有三十多匹骡马，需要聘请一位掌帮马锅头代他做买卖。李缓安是一个大烟鬼，什么事也不会做，整天只知躺在床上吸大烟，他看到王泽生聪明伶俐，能写会算，便决定请他。当时，王泽生高兴得不得了，年轻轻的勤脚快手，在李缓安家表现很好，只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把李缓安家里里外外的事情管理经营得有模有样，井井有条，受到亲朋邻里的交口称赞。”
“民国20四年，李润富大发展，急需要一个像王泽生这样的得力助手，他很赏识王泽生有生意头脑，为人忠实可靠，便决意把他要过来替自己掌管家里的一部分生意。李缓安对此虽然心里不高兴，一千个不愿意，但碍于三叔的面子和权势，不得不屈从于他。把王泽生要过来后，李润富在生意上就有了两大助手，一个是张庆仁，负责新平至石屏、建水和新平至玉溪、昆明一线的商贸；一个便是王泽生，负责戛洒至镇沅、景谷、澜沧、耿马、双江、沧源一线的商贸。”
“王泽生经营有方，办事谨慎，所管账目一清二楚，到民国二十七年，替李润富做大烟生意发了大财，自己附带做一点私房生意大约也搞得十来万，便在岩旺盖了一所新瓦房，娶了一个玉溪姑娘在那里安了家。李润富对任何人都存在戒心，他怀疑王泽生对他不忠，有异心，便找理由辞退了他，同时也辞退了另一个助手张庆仁。”
“第二年，王泽生另起炉灶，用多年的积蓄买了十多条枪和20多匹骡马，结聚友人成立马帮队跑生意，有时回到家里也常有几个带枪的人跟随护卫，家中的摆设也比原来好多了。李润富对此非常看不顺眼，在旁人面前冷嘲热讽，很不满意，总想找机会整整他，杀杀他的势头。”
“时间不长，王泽生对李润富容不得自己已有所觉察。得罪不起躲得起，为了避开压力，另谋发展道路，王泽生便将自己的枪支、骡马、细软财物全部带上，准备回家乡鄂嘉定居。李润富发觉后勃然不悦，马上派出两百多人连夜赶到戛洒去鄂嘉的必经之路渔科，把王泽生一家大小和亲戚共十人抓回戛洒街，不由分说，在赶街天当着全体乡民的面，全部枪毙掉，罪名是企图谋害李润富。”
说到这儿，宋万山流下了眼泪，痛苦得泣不成声。少顷，他又接着控诉：
“我是先回鄂嘉的，安排有关事宜，才得以保全性命。李润富杀害王泽生等人后，就将王泽生家的全部财产侵吞没收，用李润富的话说，‘我是决不愿意有人和我比肩头的’。王泽生是独生子，他家里的两位老人听到传递回来的噩耗，两天内就先后气极身亡。王泽生逃过了国民党的抓兵，却未能躲过李润富的阴毒手段。杀害王泽生时，李润富还放出话收买人心说，‘王泽生虽然对我不仁，但我不能对他无义’，吩咐手下做了十口上好棺木，说是要厚葬，让王泽生老家的人放心。可据知情人透露，李润富做了十口棺木不假，可李润富让人抬着空棺木在街上转了一圈后，就悄悄地搁放起来了，被杀害的人，当天夜里全都被扔到了深箐沟里，让野兽撕咬吞噬……”
田波听完宋万山的血泪控诉，记住了被李润富辞退的张庆仁的名字，据说这人还在新平附近一带活动，手下也有不少人，但作恶不多，民愤不是很大，属统战对象。戛洒富昌隆商号后院的“十口棺木”与河口街被俘虏的土匪中队长交代的“棺木里面有名堂”也联系到了一起。田波注意到，当宋万山说到十口棺木的事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普一文翻了一下眼皮，脸色阴沉而冷酷。
会上，县委书记段竹青代表县委、县政府作了报告，她除了列举李润富土匪的诸多罪恶外，还激愤地说：“哀牢山历史上的土匪敢于为非作歹，是因为有反动政权和地方封建反动武装势力的支持。李润富是哀牢山上的大土匪，而中国最大的土匪是蒋介石！”
报告结束时，段竹青警告李润富等人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取得宽大处理。最后，她还遵照上级关于“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群众捕捉相结合”的指示精神，希望还在持枪观望、犹豫不决的土匪，赶快悔过自新，弃暗找明，到登记处自首，只要愿意交枪投诚，人民政府都欢迎，都给出路，并要求土匪家属、亲戚朋友大力开展劝降活动，为稳定社会秩序、迎接新生活的到来而努力。
站在台前勾头滴水的李润富自惭形秽，俯首帖耳，表现出一副拊膺顿足、痛改前非的老实样子。
但田波心里清楚，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李润富是不会立地成佛的。田波听说，就在李润富投降前不久，他在昆明读书的一个侄儿子，专门跑回来告诉他，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专为穷人办事的，要识时务，家里田地太多，人家要种给人家种，不要再收租放债了，饭吃饱了要认得歇碗。可李润富一听就火冒三丈，抬出枪指着吼：“反祖忘本的败家子，你读书读憨了？没钱谁认你？没钱你能到省城读书吗？混蛋，给老子滚远点，要不我一枪崩了你！”
会场内外的群众有不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当过土匪，在段竹青作报告时，像一盆炭火中丢进一把盐，“噼里啪啦”热闹起来，他们为党的英明政策欢呼，纷纷表示愿意劝说当土匪的人登记自首，“人民政府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激昂口号声，此起彼落，震撼会场，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阿鲁在会场上找到了田波。在一僻静处，阿鲁把听到看到的情况作了详尽的报告。田波胸有成竹，他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阿鲁连连点头，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大会结束时，天上闪烁着寒星，一钩弯月挂上小东门。“二十二三，月亮正南；二十八九，月亮出来喝酒。”今日是腊月二十五，月亮升起，天就快亮了。这时，走回住处的田波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尽管换了衣服，头上扎了一块头巾，但他还是认出了那是昨天晚上在翠月楼看到的那个年轻女子。这个女子走到中街，看看两头无人注意，敲开了“富昌隆”旁边的一道小门。
还未到五更，翠月楼后院的马帮和李光彦三人就用过早饭起程了。
厨房里赶早为他们做饭的伙计说：“苦哪样？还早呢！”
赶马人回答：“不苦还行？一来趁早，二来趁饱。早早上路，凉快些！没听说过顺口溜吗？‘世上哪样苦？读书，赶马，磨豆腐。’命苦呀！”
伙计笑笑，打开门，抱拳行礼，嘴里连声说：“慢走！慢走！下次再来。”目送着铃铛叮咚响的马帮，踏着窝尼街上的青石板路出城而去。那一串串清脆的马铃声，圆圆的，亮亮的，仿如一支支箍子，被夜空里看不见的一根线儿穿着，向远处渐渐飞去。
马帮走后不久，有二人尾随而去，他们是侦察参谋田波和已被批准入伍当侦察兵的阿鲁。出城不久，他们抄近道赶在了李光彦一行之則。
天亮时，赶早街的人在中街僻静处发现了一具冷却了的尸体，他是被人勒住脖子，用匕首从心脏部位捅进去的，一刀致命。死者是宋万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