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喜形于色从书架上拿出《资治通鉴》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司马光的出众才华和高尚人格,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专制社会下统治者的重视具有极大作用。今日我们仍然有福气阅读《资治通鉴》,得益于宋英宗、宋神宗对这部书的重视,特别是宋神宗为这部史书所作的序言。最高统治者为一部书写序,不要说在封建时代是不得了的事,就是现在,也会使这部书身价大增。这样说似乎严重了,但确是实情。
写成《资治通鉴》,不消说,司马光渊博的学识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起着决定的作用,没有这一点,任何支持都没有用。然而,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我们会不会看到这样一部取材广泛,网罗宏富的书很难说。
司马光虽然自幼喜欢阅读历史著作,但要写出一部不同以往的作品,只靠个人的力量恐怕是难以实现的。这一点他在给皇帝的感谢信中说过。那时当政的宋英宗爱好历史,他看了司马光写出的几卷《通志》,多所鼓励,并说书名应该加以改动。由于编纂一部大书是相当繁难浩大的工程,宋英宗不仅在精神层面加以鼓励,也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支持司马光,如“尚方纸墨,分于奏御之余;内阁图书,从其假借之便”。即是说政府供应纸笔墨砚,可以借用国家的图书典籍,也可以向私人借阅图书。并同意设立书局,让司马光推荐人才。从此,这部编年体史书又进入了集体编修的新阶段。后来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皇帝位。
宋神宗对撰修典籍的工作更加重视,书尚未编成,就让司马光先行进读。此外,宋神宗还指出,编写的要领应该“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后来宋神宗又将司马光编写和进读的《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熙宁元年(1068 年)二月,《资治通鉴》还未完成,宋神宗撰写并书《〈资治通鉴〉序》一篇,当面授予司马光。宋神宗还赐给司马光颍邸旧书两千四百卷,作为修史的参考资料。
宋神宗在《序言》里指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用它作为学习历史的最高准则。司马光一心一意写书,不过问政治上的事,神宗也不要求司马光在行政上有成绩,工资照发,待遇也没有改变。客观上为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创造了宽松环境。
元丰七年(1084 年)十一月,全书 294 卷修成呈上。神宗皇帝非常高兴,下令嘉奖相关人等,赏赐银、绢、衣带、马匹,又对宰相、执政大臣等夸道:“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元祐元年(1086 年)十月,国子监获准在杭州刻版。七年(1092 年),《资治通鉴》版成。从此时起,这部伟大著作进入了人们的眼帘。
不论何种体制,完成一件事,领导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支持不是一种空洞无物的表态,空头支票会使支持变得轻如柳絮,变成苍白无力的语言游戏。支持是精神的鼓励,是物质的输送。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发展之时,必是皇帝对创作者多支持少干涉之日,顶不济,也是虽然谈不上支持,但也说不上干涉,更不会倾全国之力反对。也就是说,创作者置身的环境比较宽松。
如果高层支持与否的作用仅止于“产作品”,也就罢了,实际上,这种支持与“毁作品”也有很大关系。宋哲宗即位,因年幼,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宰相。哲宗亲政后,重新重用新党,对旧党(元祐党人)处分甚重。虽然司马光已死,可仍被追贬,几乎被破棺鞭尸,《资治通鉴》也面临被毁版的厄运。周辉《清波杂志》卷九“毁《通鉴》” 一节云: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挤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
于是林自骇异,而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遬旌?”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敞高阁,不复敢议毁矣。
《资治通鉴》险遭毁版的事发生在绍圣四年,是由蔡京之弟蔡卞提议的,具体负责人是他的同党林自。此事被太学博士陈瓘闻知后,特意在太学的考题中,引用宋神宗所写的序文,蔡卞因此不敢再提毁版之事,将《资治通鉴》的刻板束之高阁了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亦有类似记载,世人多认为李焘的材料取自《清波杂志》。
可以说,宋神宗对《资治通鉴》的关怀,一方面促成了它的编纂,另一方面保护了它后来的完整。专制社会,高层的一个字、一句话就可以救活或毁灭一个人、一个团体。盖专制之下,一本书的去留,并不取决于书自身于人是否有益,而是取决于权力者的态度。就如《资治通鉴》,它的存废在蔡卞之流那里与它本身的价值无关,发挥巨大作用的是宋神宗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