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明武宗是朱姓王朝的一个不肖子孙。他当上皇帝不久，就以天气热为借口停止了经筵日讲，经筵日讲可是皇帝、太子的必修课。
不仅如此，他上朝经常迟到，甚至干脆就不上朝了。长期罢朝大概自武宗始，至神宗就达到十几年不出宫闱一步了。至于在宫内办妓院，在外设豹房，在民间骚扰百姓，都是他任内做下的孽事。
然而历史十分有意味。正德十六年三月戊辰，武宗颁布遗诏。诏曰：“朕以菲德，绍承祖宗丕业，十有七年矣。图治虽勤，化理未洽。
深惟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弥留，迨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武宗实录》卷一九七）看这段文字，明武宗并非认识不到自己的一生都做了什么。
面对历史，我们不免浩叹：历朝历代皇帝都知道如何做才对，甚至口中嘉言无数，结果做得连武宗也不如，不是亡国破家，就是民怨沸腾。何以如此？治史的人常从外部环境和内在体制入手全面分析，譬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谈到李自成进京后的种种享乐行为，从顺军身上寻找了一些深刻原因。但我们对一个又一个王朝从兴起、荣盛转而衰败的过程仍然抱有兴趣，因为很多道理从古代一直讲到今天，不仅仅我们耳熟能详，古人，或不太古的人们，比我们知道的并不少。明武宗朱厚照说：“朕恭承天命，嗣守祖宗成业，夙夜孜孜，勉图治理，乃者乾清宫灾，朕心惊惶，莫知攸措！”其实，这位皇帝自上任以后只知玩乐，乾清宫一场火灾别人焦心得不得了，他却毫不在乎，看着冲天的火光对左右说：“是好一棚大烟火也！”这是庚辰日的事，到了壬午日又“上服浅淡色服，御奉天门视朝”，降诏自责，说自己勤勉理国，不意发生事故云云。（据《明史考证》）此足可见，朱厚照胡折腾，原因并不是他不懂为君之道，而在于他所处的内外环境可以使嘉言美行相互分离。
好在明武宗这样的皇帝没人把他视为仁君，不管说什么光彩照人的话，最终也不会换得生前身后名。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聪慧的朱厚照君不像君，帝不像帝？古代的明君、仁君也处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环境中，譬如李世民，听到的颂扬声比明武宗多吧？戎马生涯多年，性格暴烈程度比明武宗大吧？他却建立了丰功伟绩，原因何在？
专制制度之下的好皇帝多有一个十分了得的功夫──自我束缚。李世民曾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在那个时代，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不自束谁也没法。李世民对提意见的魏徵曾咬牙切齿，要杀掉他，但最终老魏活得挺不错，主要还是李世民能够反省、自束。提到这点，有人以为这是长孙皇后的劝慰之功。其实，那只是表面的原因。如果李世民本人觉得老魏碍手碍脚，非置他于死地不可，长孙皇后就是言辞再恳切，能起什么作用？千万不要把坏事往女人身上推，也不要把好事往女人身上推，那样会模糊真正的关键处，空留话柄于后人。相反，武宗能不上朝便不上朝，能与大臣疏远便疏远，围在左右的就是刘瑾等几个太监。太监，不过是仆人，主子是皇帝。武宗手下的太监有那么大的权力，还不是武宗给的？据说刘瑾奏事总是选择武宗玩兴正浓的时候，武宗嫌麻烦，就什么事都让他处理。有武宗的放弃职责在先，才有刘瑾专权于后，至于武宗何以能如此，不自束是重要的因素，为什么不自我监督？因为他是皇帝，放任自流任何人也没法子。大臣弹劾这弹劾那都成，你总不敢弹劾皇帝吧？你要敢想到这一层，真活得不耐烦了！
君主成为好君主，自我约束是很重要的一点。尤其在专制的时代，整个国家是他私人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约束他，他想做什么便能做什么。这种自我约束是绝对的靠自我控制，完全靠自觉，与现代讲的约束略微不同。现代有外界的监督力量，哪怕那种力量很弱，它也会迫使一个人约束自己，否则人们就可以舍弃他。而在专制时代只有皇帝舍弃臣民，人们却无法选择皇帝，龙椅上的帝王是好是坏，只有听天由命了。
因此可以说，新时代的外界力量若与古代的自束结合起来，作用会更大，好官会更多。自我约束是产生好官的内在条件，外界监督则是产生好官的外在条件。自律的前提和结果是“成为好官”；他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圣贤，都需要监督，结果是“没有坏官”。
可惜，有些人只看一个人的嘉言美语，根本不想绕到这些饰物的身后一看究竟，结果真实的行为让花里胡哨的话语遮盖了，到最后，好做法都归帝王自己，一切乱七八糟的事都赖女人和臣子，夏朝商朝都坏在女人手里，宋高宗杀岳飞是秦桧搞的鬼，晚清与外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李鸿章无骨头做卖国贼。坐在皇椅上遥控臣子行为的皇帝们则非但不受唾骂，反而受人赞美。于是一代又一代帝王，说着同样的大话空话，臣民们也使用着大同小异的谄媚词。明武宗把明朝搞得那样乌烟瘴气，赞颂他的人也不少，说到了他的时代经济才发展了，云云。
有一点倒是真的：明武宗不太爱讲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