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明珠暗投、怀才不遇这种数见不鲜的常景一直是那些渴望成贤作圣的文人士子心中平抑不去的块垒，这样的窘境使他们在鸡窗苦读之后无处兜售满腹的才学而坐困愁城。或有的虽谋求到一官半职却是束之高阁的投闲置散，向来的鹏举之志搁浅在小沟细流之中难以腾越，只能望洋兴叹；或有的屡试不第，遍干无门，徒抱着一腔立功建业的沸腾热血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现实雪藏中逐渐趋冷。于是悲士不遇的牢骚充斥在历世文人活跃的每一个时空当中，那些经历千百年流光的洗礼，孑遗存继下来的诗文曲赋，十有八九总可聆听到有关此类一唱三叹的怨尤之音。
其间，这个群体中影响最为深广的当属屈原，面对奸佞小人的攻诘，昏聩人主的猜忌，屈原凛然指控“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不公世道，并且对这种众人皆醉，举世浑浊的现实表现出一种涅而不缁的清醒与傲岸，不肯降志辱身、随波逐流的他最终在不容于时，遗世独立的悲愤中抱石沉江，那一声“扑通”的巨响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千层波浪，不绝涟漪，令临江怀逝的芸芸来者心潮澎湃，衷曲颤荡。此后的牢骚声虽然亦不绝于耳，但相较于屈子的英雄死战，声势更无出其右者。大汉朝的董仲舒和司马迁皆曾以“士不遇”直接破题，盛世名儒董仲舒亦难免“冷板凳”的尴尬，于是一口气罗列出“屈子怀沙，贾生殇愁，陈王见弃，安石东谪”的一样牢愁为自己陪绑；唯恐羁才而没的司马迁也悲吟起生不逢辰的惆怅，可见王朝的兴衰与贤士无闻的现象并无本质的关联，当事功、操守等成为两汉社会彰明较著的追求时，遇与不遇也就直接关乎那些皓首穷经之士人生价值的实现。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官僚制度森严，垄占要津的庸碌之辈将才学奥博、出身寒门的士子挤扎得无立锥之地，然而，这个王朝频更、权力倾轧的乱世同样没有能为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带来修明的政治环境。于是无论贵贱，将对现实怀疑的目光转向崇尚虚静逍遥的“老庄”便成为风行一时的好尚，不遇的苦吟被寄情玄远山水“不如归去”的社会强音所掩盖，满含忧郁的文人以湛若冰雪的唯美风度集体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而将宦海之外的生活敷演得风生水起，只留那些仕途忘返中的失意者唠叨着“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忿之音，无从自适。
唐宋以降，不遇者的牢骚已然锋芒锐减，平易温煦了许多，但这种牢骚在含蓄婉转间却潜滋暗长地蔓生起来，草木鸟兽皆可托言，举手投足无不隐语。那个半生外放地方，迭遭冷遇的柳宗元便是此间引而不发的高手，《永州八记》篇篇受读，所咏之物不过乱山怪石等薄物细故，但落在世人的眼里却是眼角眉梢都是恨，其被贬抑的苦闷和忧伤满纸通篇无处不在；笔扫千军的韩愈也善用这种曲笔的手法为不遇者叫屈，借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影射奇才异能之士被湮没的不合理，用“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怀才不遇的孟郊鸣不平……而白居易对自己的沦落也只能是借一位过气歌女的自怜自伤来涕零浩叹一番。唐人的这种“怨而不怨，不怨而怨”，期期艾艾犹抱琵琶的表达方式，给人予一种如鲠在喉的不快，这是源于中唐以来，倡导文以载道的卫道士又将儒家的伦理观念纳入了文艺的纯粹，而这些一相情愿者却在兼济天下的风尘仆仆中遭遇到现实政治的寒潮，于是就产生了这种进退失据的内在深刻矛盾。到了宋朝，这种矛盾走向了两极分化，而宋人不遇的牢骚态度正是来自这花开两朵的其中一枝，至于另一枝则是横空出世，旗帜高扬的理学。
到了宋代，这种牢骚在退避心理的驱动下转身流变成貌似逸士的放怀高歌。欧阳修，苏门兄弟这些名噪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在仕途多舛的遭际中无不选择欣然受命的随遇而安，在他们边走边唱的歌吟中我们似乎窥察不到唐人那种含而不露的郁闷，相反的，在这些气度通脱的名士大家艰苦的放逐生活中，多少都给人留下“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的潇洒印象。欧阳修谪滁州，一副乐呵呵与民同乐、如鱼得水的醉翁形象深入人心，千古一醉，意在山水，这样的陶然忘机哪还有一丝谪居者的沉抑？在《丰乐亭记》中，不仅浓墨重彩摹尽风霜冰雪无不可爱的四时之景，甚至歌功颂德起君主的仁政；北宋的王禹偁在屡遭挫折外贬黄州时，同样以豁达自适的心理坦对峻冷的现实，在野居的竹楼中苦中作乐，将雨声、雪声、鼓琴声、下棋声种种声响描写得大为生色，而沉醉其间的作者俨然是一个阔达的世外高士；呼吸相通的苏轼、苏辙兄弟更是在迭次的贬谪中处变不惊，安之若素，深受释道浸濡的苏轼在谙尽人生三昧之后移情空漠虚幻的仙道世界，向往“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理想状态，面对着渺小如蜉蝣之寄于天地的微薄之命，认为一切的烦恼皆不足挂怀，只管在无尽藏的造物者面前尽情享受这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吧！对政治的退避已然升华到对整个社会的淡漠感，放达至此的苏轼还会费笔作什么冷遇的微词？苏辙虽不像其兄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强烈的出世意念，却也吟出了“不以谪为患，以会稽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的洒脱之句，退仕求耕，清贫自守，是向来谨饬的他留给自己的一条平妥退路。
于是，我不禁要问，宋人这些不遇之士身上所释放出几近反常的别样光彩究竟源于怎样的内外动因呢？那就不得不去叩问宋朝这个封建帝国于当时的社会是处于一种怎样的情状。此时，大批科考出身由野入仕的地主士大夫阶层成为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这些受恩于土地的滋养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山水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虽然这种情感上的认同有别于陶渊明的躬身亲作，但对于“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农村生活的欣赏和向往却是由衷的，于是熟稔而亲切的山水自然成为险恶官场的避难所和慰安剂，文人和山水也从此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相融相亲；而此时释道的渗透已然周遍到世间生活的每个角落，流播甚广的禅宗教义更是鼓励人们去山水间寻访心灵解放的秘方。当归田成为一种极富诱惑的生活方式近在咫尺随时待命时，不遇的牢骚也就有些“无怨可怨”的意味了。不过，明眼人还是能够从宋人那些表面看来一笑而过的审美意趣中，读出那份棉中裹铁的苦涩与沉重。
而到了明清时代，五六百年的历史似乎只剩下了徐渭、“八大山人”、郑板桥等几个耀眼在个性张扬，风格鲜明的画坛上的怪才，而正是他们那支凌厉的画笔代言着那个时代不遇的最强音。这个八股的全盛时代，文人的个性偃蹇在无个性的文字之下，却终于瀑喷在文艺的另一个领域中；以书画代言的文采斐然，因其大胆的夸张变形，震荡出投石惊破水中天的巨响，而所有束缚中的奋力冲破概难逃离“笔底明珠无处卖”的惨淡现实的步步催逼。
封建时代，马空冀北的理想王国只能是落寞文人午夜梦回的世外桃源，士不遇的牢骚笔楮难尽。白衣的怨无人赏识，入仕的怨不被重用，于是那支没有机会为安邦定国图谋良策的妙笔就只有转向抒情满心不得志的怨艾了，这是在文字中浸淫几十年的文人的必然消解通道，于是这样的文字汗牛充栋，暴库盈箱，这样的主题经久不衰，愈演愈烈。而这些满纸吐胆倾心的牢骚却在不期而然间成就了一番名山事业，士因牢骚而名扬，这样的牢骚也就完成了主客体的转变而自成天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