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迷醉过两首知名度很高的词作，《雁丘词》和《你侬词》，当时，这两首词面十分凄美深情的作品在同好者的课外传诵间颇为热火。可当有一天，喃喃负手叩响东篱的时候，却发现这两首金元时期的妙品，其相关的两位同为时代文坛巨擘的男主人公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月竟有过如出一辙的心理困惑，于是踏访的脚步便急促起来。
《雁丘词》三字或许有些冷僻，可那句家弦户诵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几百年来的“点击率”应该是高居榜首。这出自金代第一词人元好问的名句，竟是在他只有16岁时，因目睹大雁殉情的场面有感而发的佳作，即便元好问自己也逆料不到，纯真少年一时触景生情结出的那个青苹果竟抢景了他一生枝繁叶茂的风采。无独有偶，《你侬词》中男主人公赵孟在书画方面的成就独步一时，可却是因纳妾风波引出其妻管夫人这首家喻户晓的缠绵之作，津津乐道者无数。两首词作俨然成了两位硕彦名儒走向坊间闾巷的通行证，这种管中窥见到的粲然一斑，却也透光出背后的无穷蕴蓄。
元好问比赵孟早出生一个甲子，元是金人，赵是宋人，可他们都是从下生之国跨进大一统的元朝，于是将这两位命运相似的文坛大家置放在一起，铺开宋金辽元那段拔旗易帜的纷扰乱世作为时代的背景，进行一番有意味的比照，看看那沧海横流、翻天覆地的历史大波折面前，殊途同归的两人究竟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中划出怎样的惊天光焰，或者留下不堪回首的黯淡疵点，这该是一件颇有趣味的事。
说到元好问与赵孟的出身，又有一个巧合的相似，那就是显贵的皇族血统，元的先祖为北魏拓跋氏，赵是赵匡胤的第11世孙。虽然他们出生的时候，日薄西山的家族除了一个显赫的姓氏之外，所能承继的就是书架上那些在丧乱中最后孑遗的书籍，可正是有了这样读书识字的受教前提，遗传了祖先优秀因子的两位落魄王孙从小就成了显山露水的神童。16岁时一鸣惊人的雏凤清音，居然流传千年，竞唱不歇，元好问深厚的文字功底可见一斑，头角峥嵘的背后是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名衔，文艺评论家、文物鉴赏家、史学家、医家、诗家、算学家……随机抽选一样，无不成绩斐然，信而有征；文论、诗论高屋建瓴，独树一帜，丧乱诗作沉抑悲凉大有直追杜甫“诗圣”的美名，而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更是他一生至伟的功绩，“一代宗工”这是他生前身后人们给予的评价，中肯不曾过誉。而从文采斐然的宋朝走来的赵孟则更是蜚声宇内的书画宗匠。其书法，真草隶篆笔笔精妙，虽然尚刚的人说他的字过于讲求姿态、优雅呼之姿媚，尚意的人说他的字因熟而俗，缺乏表现主义的个性，可正是这份炉火纯青、字字珠玉的完美与娴熟，成为许多醉心翰墨的人高山仰止的至尊法度。以二王开首经他弘扬的帖学影响着元明几百年书写者手中那管笔锋的走向；而在绘画上，两宋以来概念模糊的文人画经由他的整合，诗书画冶一炉的画面终于成为一种全新的体式开步启行，花鸟、鱼虫、人物、山水的左宜右有，自出机杼使多少丹青圣手望洋兴叹。至于他那些同样不弱于人的诗文、音律等方面的风采就成了主题之外的花絮令人无暇问津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赵孟的名字还被用来命名水星上的一座环形山，这种国际社会的公然认可正是嘉奖他对人类文化史的杰出贡献，他的艺术成就已然冲破时空的阈限跻身于人类文明的巅峰。如今，赵孟的不少真迹流传美国、日本等地，拥有片纸只字者无不奉若国宝。元赵二人的艺术收获硕果累累，可当人们在这花团锦簇前含英咀华时，谁能品出个中苦涩？
两个文化名宿，都经历过一场痛心疾首的浩劫，目睹着外族的红墙碧瓦在山河破碎的废墟上拔地而起，而人生的事业因此面临着一次艰难的再抉择，仕与不仕，关乎最现实的生计，最初衷的理想，或者还有男人那一份不死的野心。而不远处文天祥的《正气歌》还绕梁不去，岳武穆的青山埋骨还纸灰未冷，为殉国绝食、蹈海的故事还时时生发，他们的操守被前所未有地考验和拷问着。
金亡之际，元好问曾被牵连进为叛臣崔立勒碑的公案中，事关名节，迭遭诟病。彼时他已过了不惑之年，而亡国前的金国重臣身份又使他备受流离转徙，被俘关押之苦，阅尽离乱，看破世情的心不再对出仕抱有任何幻想和热情，他将余热投向了缅怀故国的修史中去，可正是那份尚存温热的忠心，以遗民而不是以逸民的身份活跃在元朝的天地里，使他终究难以逃避人品上的质疑。修金史，收集金国君臣语录，其中不少辑轶的工作需要借助官方的渠道，这种频密的来往以及酬酢中建立起的友情难免成为附逆的行径落人口实。而忽必烈的偃武修文亦使他起首时的敌对情绪渐渐转变成一种心悦诚服，晚年甚至曲线参政议政，这种戗风而上的大异其趣，世人的物议也就哗然而至了。如果说元好问涉险在操守边缘的行止还算是大醉小疵，那么赵孟在元朝的登堂入室，最后位极人臣，生荣死哀，则是板上钉钉的不争事实。赵入元的时候不过20岁出头，国亡家破已使最起码的一饮一啄都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窘境，或许是出自于政治上的无知，他受领了元朝面向极少数旧朝名士别有用心的招贤，可这种深具意味的接受一旦成为事实，那就是一张永难赎回的死契。诚如明末清初的大文人钱谦益虽仕清时日不长，可他的历史形象便瞬间销毁，连同他那金相玉质的诗文，也一并被打入了难以翻身的冷宫，短暂的贰臣生活对钱氏来说或者是一时失足，但赵孟的行止却已不是轻微的癣疥之疾了。官运亨通的他成为森严等级制度压服下汉族知识分子丧失人权的粉饰匠，一个变节儒林的典型。清代戏曲家蒋士铨对其更有一段诛心之论：“图一个美官衔，学士高，全不管万千年遗臭名标。”这种不留情面的丑诋史不绝书，甚至还祸及子孙，其儿子赵仲穆擅画兰，道士张雨曾题画诗“近日国香零落尽，王孙芳草遍天涯”，藏针裹铁的暗讽令赵仲穆羞愧得终身不敢再画兰。千夫所指的难堪令赵孟本人也是滋味遍尝，诚如他在自警句中所写“齿豁头白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有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事事堪惭，德行已亏，无颜以对，于是他只有化满心的愧怍为艺术上的笔耕不辍。纵观他琴棋书画上的百花齐放，这种常人竭毕生之力难以企及的高度，并不是得益于所谓天才的厚赐，这正是他心中郁结之情的超能量勃发，出类拔萃的艺术成就就是想为品节上的蹉跌有所裨补。一句看似毫不经心的“人间笑谈”，于赵孟的人生绝不是轻裘缓带、谈笑风生的表面潇洒，那是焚膏继晷的寂寞枯守，那是铁砚磨穿的艰苦蓄积。他书写曹植的《洛神赋》、刘伶的《酒德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于魏晋作品的情有独钟无不昭示着他对那种无所羁绊，超然自适的生活状态的无限向往，由此更凸现出现实中与世偃仰，降心相从的万般矛盾。这一心理在他的《罪出》一诗中也一再申明：“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可事与愿违，出山入仕正是这一愿心对现实的妥协，罪，追悔也。辗转在无眠的夜里，追悔之余，他一定痛恨过自己的生不逢时，早生50年，可在赵宋余晖的荫庇下做个富贵闲人，晚生50年，时过境迁的遗民二代又可避过道德的风口浪尖，可这不早不晚的星命，令他挣扎一生，嗟叹一生。
其实在历史上出仕新朝的顺民实繁有徒，南北朝时由于政权的频易，更有连仕过三四朝的老臣，但在唐朝以前人品美的标准更多偏重于心灵自由的追求，这种所谓的操守并不夺人眼球。儒家主死臣辱的那一套纲常伦理一直到两宋随着理学的兴起才再定一尊，向来口碑不错的杨雄到了朱熹的笔中便丑化成了变节的代名词“莽大夫”，而杨雄不过是改仕了篡权的王莽，可想那种从汉人本位出发的一种气节检验在理学的光照下将是怎样地泾渭分明啊！明代以刘基为首的不少开国功臣都是从元朝的庙堂上倒戈相向获取功名的，他们成了弃暗投明的俊杰，而清初吴梅村、周亮工等著名文人因折节降清却背负着终身无法洗刷的污名，其根结就在于一个是由蒙入汉，一个是由汉入满。当人们无力去御侮北方尚武民族劲弓铁马的强悍时，只有将遗民的屈辱泄恨到那些投敌变节的“汉奸”身上，一座人心的天平耸峙在通往新朝康庄大道的路口上，以顺逆论斤两的衡器铁面无私。民意与舆情之所以如此较真与激烈，主要是源于向来视儒学名教为正统的汉人对化外之民顶礼称臣的不甘，于是这种不肯轻易妥协的对抗便成了一个必然且必须的动作阻遏在异族政权的开疆辟土上，哪怕是螳臂当车，鲜血的祭礼却总是这场政变中孤臣孽子惊心动魄的死战。可是随着深谙逆取顺守之道的新政权在中原大地的逐渐本土化，尤其对汉族儒释等传统意识形态的移樽就教，虚己以听，原本十分紧张的民族对立关系就在这种文化交融的先行中渐渐趋缓。汉族知识分子的身影也因这种认同开始活跃在这些少数民族的政治舞台上，而这种心理的认可一旦成为一种定势，汉儒的迂执与愚忠同样酬报得淋漓尽致，那个认为学赵孟的书法会堕入阿鼻地狱的康有为，他死命效忠的光绪君临的不正是清朝帝国的王祚？而那个眼看着图存无望，自沉昆明湖的大学者王国维，他的血肉祭台供奉的正是爱新觉罗氏……可见这种民族的成见终究还是中国人自家兄弟关起门来的家务事。几千年来在华夏这块大地上，各民族逐鹿问鼎，分分合合，互渗互透，这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便打断骨头还连着筋肉。
有一种跨年关的生日，按阴历算在旧年，阳历计却在新年，这种骑墙的状态多么像那些经历过潮起潮落的两国人啊，而他们的人生也陷入了进退两难，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中。为国殉节的，虽艰难一时却芳名永驻，冒讳直前的，虽荣华富贵却骂名千古，传统的价值观是多么微妙和奇特，而这份只可与智者道，不能与俗人语的清高，固执且不肯转圜。有人称赵孟的书法为“奴书”，而元好问也受到过“百谤百骂”，薄其人则薄其文的民族审美心理让人敬畏交加，不敢轻慢。如果今天的人们面对精美绝伦的赵书或赵画时，没有丝毫芥蒂的赞叹，没有任何但是的完美，那该是怎样的皆大欢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