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利用与沙漠化的发展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个人地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在大部分的人类文明历史时期，自然资源与环境决定着人类的土地利用。但在现代的过程中，由于人口增加和科技进步，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之需求的增加成为必须和可能，因而逐渐在人地关系中提升了人类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调控力。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人类在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进步。但也时常因不合理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作用于资源环境的变化过程，引起乃至控制着资源环境的不良渐变或突变，如温室效应气体增加，大河断流、火灾、库区地震、水土流失等，而土地沙漠化则是更为明显的一例。 在我国北方，历史上游牧民族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或气候暖温和冷干的变化，时有南进和北退的过程；而广大地区随着统治民族的更迭，农业或牧业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也多次交替，其利用强度也有差异，使历史时期的沙漠化土地也处于一个发展与逆转相互交替的过程中。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活动总是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起诱发作用，表现在历史上沙漠化的发生期往往与一些重大事件相关联，如民族之间的征战频繁和政治上动荡不定的东汉末年、唐代末期及五代、宋辽对峙以及明中叶以后和清中叶以后的时期都是沙漠化的发展期。而这些时期也正与气候较为冷互相吻合，这也加剧了沙漠化的过程，减弱了退化土地自我恢复的能力，导致了自然环境的进一步退化。这种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北方干旱草原地带的沙漠化数度发生和蔓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活动的加剧，沙漠化土地的面积和程度总体上也就处于一个扩大和加重的过程中。
中国北方地区历史上由于气候干旱、自然资源贫乏，利用困难等原因而成为古代经济落后的地区，是许多游牧部族先后活动的场所。他们利用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来适应由于气候波动、降水变化的自然过程。如牧民利用天然牧场，逐水草而居；农民则实行农田轮作制等。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段内，牧民通过游牧，充分利用天然草场的多样性和季节性的临时积水，使牲畜及时获得食物，这样也避免了草场的过度放牧。而农田轮作制或曰游耕制，则充分利用了天然草场的再生能力和土壤物理化学特性的恢复能力，协调了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自然恢复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原始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质就是人类活动尚未超越自然资源的负荷限度，在天然植被自我恢复能力的调节下，生态系统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环境相对稳定。但自18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北方地区的人口随着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拓荒而迅速增长。50年代以来，又经历了合作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几次拓荒高潮，使人口的年增长率达2.5%～3.0%。例如，农牧交错的沙漠化地区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从50年代至80年代曾达到3.08%，平均人口密度从10～15人/km2增加到40~60人/km2，高者可达80人/km2。内蒙古乌蒙后山7个受沙漠化危害的县（旗）的农业人口也从1949年的51.5万增加到1985年的125.8万。尽管进入80年代以后，北方沙漠化地区很少再有移民涌入，但由于人口基数已大，人口增加的速度并不见减缓，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区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的地区，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上实行照顾政策等一些原因，情况更是如此。
人口的增长和社会需求的扩大，加大了土地资源利用的压力，也破坏了传统土地利用的合理性。草原被进一步开垦，也使草场面积锐减，许多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从以放牧为主转变成以农耕为主。土地利用的强度也逐渐加大，轮作制由往常的十几年间隔减为几年或隔年，甚至连年耕作；倍增的牧畜又集中在逐渐减少的草场，加大了放牧的负载；日常生活所需燃料的增加也使樵采活动加强，这些都构成了导致沙漠化发生发展的主导人为因素——过度开垦、放牧和樵采。
根据对我国北方沙漠化的研究，以草原过度农垦为主造成的沙漠化土地面积为44700km2，占沙漠化土地总面积的25.4%；以草原过度放牧为主的49900km2，占总面积的28.3%；以过度樵采为主的56000km2，占总面积的31.8%；以工矿交通城市建设破坏植被为主的1300km2，占总面积的0.7%；以水资源利用不当为主的14700km2，占总面积的8.3%。沙漠化的过程就是在上述土地利用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系统平衡，导致地表植被的衰退或消失之后，风作用于地表而产生的风蚀、搬运、堆积的风沙运动过程，主要包括：①风力作用下沙质地表形态的发育过程；②固定沙丘的活化过程；③沙漠边缘风力作用下的沙丘前移过程。我国北方沙漠化土地就是在人类活动的干扰和上述风沙运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四）土地利用与沙漠化防治
对沙漠化若任其扩大发展下去，必将造成严重的恶果，但如果及时采取人为措施来预防和整治它，就可以使沙漠化发生逆转。目前我国正在对沙漠化进行积极的整治，并且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但总体上沙漠化面积仍在继续扩大，治理的速度还赶不上沙漠化扩大的速度。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已经完成一、二期工程，共造林1851万公顷，使“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996年的8.2％，使1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控制，12％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整治。中国沙漠化整治的成就和经验，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对于沙漠化的整治大致可分为阻沙、固沙、封沙三方面。
1.阻沙
沿着受沙漠化威胁的绿洲边缘地带，营造大型防风阻沙林带，可以切断沙源，控制沙漠化继续向绿洲和被保护物的扩展。如我国东北的西部防沙林带的建设，有效地阻止了沙漠化的扩展，保护了东北大平原；在宁夏中卫县，沿腾格里沙漠的东南边缘，筑起了一条长60千米的绿色长城，有效地堵住了沙漠的南移，保护了农田和家园，保证了包兰铁路的畅通无阻；“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使1100万公顷的农田得到保护，893万公顷草场得以恢复，产草量增加20％以上，也使“三北”地区1/3县的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2.固沙
在绿洲边缘及内部的流沙地段，进行固沙造林，可以消除沙源。固沙措施不外有植物固沙、机械沙障固沙及化学固沙三种。植物固沙是固定流沙的永久措施。机械沙障固沙见效快，但只是临时性的固沙措施。化学固沙也是临时性的固沙措施，但由于成本高、造价昂贵，在固沙中很少采用。在一般固沙实践中，均以植物固沙为主、机械沙障固沙为辅，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固沙目的，所采用的植物也不一样。
地处腾格里大沙漠东南缘的沙坡头地区，是包兰铁路通过的沙漠地段，属干旱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年平均降水量为200毫米，最干旱年（1957年）的降水量仅88.3毫米。这里全是高达几十米的格状流动沙丘，地下水深达百米以下，夏季沙面最高温度可达74℃，采用植物固沙是相当困难的。但是经过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与有关协作单位科技人员，20多年的实验研究和生产实践证明，首先采用长宽都为1米的草方格沙障，制止沙丘移动，接着在沙障内栽植优良的固沙灌木（如花棒、柠条、乔木状沙拐枣及黄柳等）、半灌木（如油蒿），以灌木与半灌木成带状配置，经过10～15年时间，植被覆盖度达20％～30％，地面形成0.5～1.0厘米厚的结皮层，牢固地控制了流沙的移动，保证了列车的正常通行。
地处半干旱地区的科尔沁沙地，为坨（沙丘）甸（丘间低地）交错景观，流动沙丘高度一般为3～5米，少数达7～10米以上，但甸子地条件较优越，地下水位仅1～2米，有较多的天然植物分布，且本区的年降水量在300～500毫米，这对植物固沙十分有利。
京通铁路通过科尔沁沙地的奈曼流沙地段，采取了以植物固沙为主，机械沙障固沙为辅的固沙措施，成功地固定了流沙。首先在铁路两侧50～100米以内，采用长宽都为1米的草方格沙障，或者长3米、宽6米的树枝条格状沙障，控制沙丘的移动。再在沙障内栽植灌木（如黄柳、小叶锦鸡儿等），半灌木（如差把戛蒿），灌木与半灌木也呈带状配置。在沙障外侧的流动沙丘上，可直接栽植差把戛蒿和小叶锦鸡儿固沙带固沙，不需要设置机械沙障，2～3年后就可以控制流沙的移动。经过3～4年后，待沙面停止流动后，就可以在植物固沙带间，栽植珍贵的常绿乔木树种（如樟子松），再经过7~8年时间，植被盖度可达50％以上，樟子松的高度可达3米左右，这时已形成乔灌草相结合的强大防护体系，彻底消除了风沙危害，保证了京通铁路线畅通无阻。
3.封沙
封沙育草、保护天然植被是预防沙漠化发生发展的重要措施。由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条件非常脆弱，只要天然植被稍有破坏和土地利用稍微过度，就会引起沙漠化。要使植被自然恢复是十分困难的，即使在条件稍好的半干旱地区，也要10～15年时间。如果要采取人工固沙措施，则要花费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还难以达到理想的结果。
内蒙古奈曼旗巴嘎波日合乡的总土地面积为4万公顷，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里曾是草木丛生的优质草场，由于不合理地利用土地，如滥砍、滥采、过牧及滥垦，破坏了地表植被，造成土地的沙漠化。至70年代初期，沙漠化土地面积发展到2.4万公顷（占总土地面积60％），使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1971年牲畜死亡率达10.3％，1974年死亡率达7.8％，多年的人均收入不足100元。
1975年，开始治理沙漠化土地，采取压缩耕地面积，压缩牲畜头数等措施，以大面积封沙育草为主，结合人工种草，加速植被的恢复，总共封育了5000多公顷沙漠化土地，但由于管理不善，又被破坏了一部分。1984年，又进行第二次围封，人工播种了草木樨及沙打旺牧草，加强了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植被恢复很快，覆盖率由20％提高到40％甚至到70％，产草量由1089公斤/公顷提高到3307公斤/公顷。使沙漠化土地面积由70年代的2.4万公顷，下降到1万多公顷，这样既控制了沙漠化土地的继续发展，促进了植被的恢复，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增加了经济效益。
实践证明，只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整治，沙漠化的危害是能够克服的。首先应严格控制沙区人口的盲目增长，以减少人口对沙漠化土地的压力，制止滥伐、滥垦、滥牧及滥采等不法行为。其次要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压缩耕地面积，退耕还林、还草，因地制宜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在绿洲边缘建造大型防沙林带，绿洲内部建造林网，流沙地段进行固沙造林，以及在沙漠化地区实行全面封沙育草等综合整治措施。这样沙漠化的扩展将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同时使得自然资源可以持续利用，经济可以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沙漠化处于发展过程中，欲求受沙漠化影响地区可持续发展和沙漠化的防治，根本出路在于合理高效的土地利用。根据我国北方沙漠化地区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特点，土地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和沙漠化治理的典型经验，沙漠化土地的防治必须本着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目标，建立既可防止土地沙漠化，又可促进生产发展的资源节约型、适度开发型和环境保护型的经济体系。
在沙漠化土地治理的具体措施上，在农牧交错地区可针对沙区中居民点、耕地、草场相对分散分布的特点，可以生态户为基础，采取天然封育，调整以旱作农业为主的土地利用结构，扩大林草用地比重，集约经营水土条件较好的土地，并和营造防风沙林带、林网及沙丘表面栽植固沙植物、丘间地营造片林或封育相结合的措施；在草原牧区，除了合理确定草场载畜量，轮牧和建立人工草地及饲料基地外，还应与合理配置水井，确定放牧点密度，修建牧道等结合起来；在干旱地带，要以内陆河流域为生态单元进行全面规划，合理确定用水计划，以绿洲为中心，建立绿洲内部护田林网、绿洲边缘乔灌结合的防沙林带和绿洲外围沙丘固定等措施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防治体系。
许多实践证明了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可以达到土地沙漠化的防治及可持续利用的目的的。以陕西省榆林地区为例，据史书记载，在1500年前，榆林地区还是个林草茂密，宜农宜牧之地。后因历代征战摧残，乱砍滥伐，植被覆盖率仅有1.8%，流沙已越过长城，逼近榆林城。据调查，在解放前的100多年时间里，有近13.4万hm2农田和草场院由于沙漠化而被放弃，11.3万hm2农田和26.7万hm2草场受到沙漠化的威胁，产量和载畜量低而不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统一规划、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坚持以治沙造林、保护和发展农牧业为主导，取得了很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从1950年到1990年底，榆林治沙造林保存面积达74.0万hm2，恢复和改良草场66.7万hm2多。粮食总产量1990年较1950年增产6倍，大家畜由7.6万头增加到36.3万头，羊由36万只增加到150万只，活立木蓄积340万m3，价值7亿多元，有5万多农户脱贫致富。
（五）我国荒漠化治理的路径创新
我国是世界上土地荒漠化程度较深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面积高达262.2万平方千米，约占国土面积的27.3％。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展了荒漠化的治理工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从总体上看，荒漠化治理工作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年均扩大560km2，年均增长率为1.01％，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年均扩大面积2100km2，年均增长率为1.47％。当前荒漠化土地面积正以每年2460km2的速度扩展。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我国荒漠化治理今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现实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