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人性无善无恶论。孟子和告子还经常为此进行辩论。
告子的人性无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生之为性，就是人的生命本身以及维持这一生命的必要行为，性无善无不善，认为人性之没有善与不善的定性，就像水之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一样；仁义外铄，即仁义是外力强加于人的。
3．荀子的“性恶论”
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荀子提出了“性恶论”。
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叫做“性”，主要指人的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的功能；但人和环境接触会产生反应，于是就产生了“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恶篇》)。荀况指出，性情也是人的本性，“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同上)。“伪”即“为”，指人类行为本身，即“可学而能，可事而成”(同上)的人类行为，指经过人类行为的反复积累而形成的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在荀子看来，人饿了就要吃饭，冷了就要穿衣，累了就要休息，这都是人之常情，即人的本性。
荀子的“性恶论”假设，是为他的法治理论服务的。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那就要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稳定和发展国家的目的。
关于人性，还有一些假设，如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合论”，董仲舒和韩愈的“性三品说”等。
以上各派的人性假设说，内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性可塑”。这就为各学派的管理理论提供了前提。如果人性不可塑，那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当然，古代人性管理与现代人性管理是不同的。现代管理理论普遍认为：管理应该人性化管理，即管理应该适应人性。古代管理思想家指出，人的行为能力产生于良好的教育和环境，因此，成功的管理者首先应对人进行教育引导式的管理，而管理制度、管理工作、管理环境本身就具有对人的引导教育作用。在他们看来，对人的管理应以教育性、引导性管理为主，而以规范性和防范性管理为辅。
(六)生产劳动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生产劳动管理方面的思想，突出地体现在农业生产、劳动分工及大规模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方面。
农业是古代的重要生产活动。民以“食为天”，国以“食为政”，农业生产关系是国计民生的大事。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1)注重农业生产结构管理，以粮为主，多业发展。《管子八观》中提到：“务五谷，养桑麻，育五畜则民富。”
(2)根据气候和地理条件进行农业生产。《齐民要术》中讲道：“顺天时，量地利。”
(3)注重兴修水利。中国古代就非常重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作用，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修过的最大水利工程。
(4)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和耕作工具的作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劳动管理方面，战国时期，墨翟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思想。他说：“壁如筑墙然，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意指人们进行分工与协作，协作是一种新的力量。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提出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管与干分开的思想。中国古代建筑了许多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如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等。对于这些大型工程，在生产管理的计划时，都是非常详细和周密的。万里长城这一巨型工程的修筑历时上千年，投入的劳动力达数百万人，动用的土石方若筑成一条一米高一米宽的墙可以绕地球13．5圈。为了监督检查制砖的质量和责任，每块砖上都刻有制造州府县及制造者的名字。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当时，其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活动的复杂程度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总之，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是极为丰富的，是凝结了中国人民的管理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中国近代管理思想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近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处于外国列强入侵、封建制度没落的内外交困之中。我国近代企业是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下产生起来的，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是不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后来形成的官僚垄断资本作斗争的过程。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在社会剧烈变动中缓慢演变。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管理和解放前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的管理上。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
《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学者受林则徐的嘱托编纂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在书的序言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几乎成了整个近代工业兴起的理论基础。1859年洪仁玕向洪秀全上奏了一篇名叫《资政新篇》的奏章，强调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劳动组织来发展中国经济。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提出“自强”、“雪耻”的思想，要求“博采西学”。但所有这些思想均局限在生产技术方面，未敢涉及中国的封建制度。
在这种“自强”思潮的影响下，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有实力的督抚的倡导和支持下，兴起了一个官办军用工业运动。
在官办军用工业的带动下，与之配套的冶金工业、煤炭工业以及运送这些物资的铁路和航运事业成为必须优先发展的工业。而清政府的财政力量却难以承担这一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工业部门的要求，洋务派也提出“求富”的口号力倡兴办民用工业。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批有民间资本参加的企业出现了，但直到甲午战争之前，基本上所有民用工业均采用“官督商办”形式。这种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非常明显，“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官府坐收官利，入股商民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没有任何权力，商人很快就丧失了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洋务派改变策略，以“官商合办”的管理体制取代信誉扫地的“官督商办”形式，即由官方和商方通过合同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盈余分配办法，各按认股比例出资，各举代表参加企业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大权仍操纵于官方委派的人手中，因而，商人依然常视官商合办为畏途。在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的国际国内危机进一步加深，维新人士提出的某些改良措施实际上得到重视。清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商务及农工商部，连续颁布了奖励科学技术发明和实业的规定。虽然，朝廷的措施大多流于虚文，但营造了一种重视和崇尚工商业的气氛，人们开始谋求私营企业的发展。在1904-1908年间，向公司注册局注册的公司达272家，其中一半以上采用的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在这些企业中，家长式管理是最为普遍的管理形式。但也有不少民族资本家从提高企业效率和增进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角度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措施。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始于近代，与外国的资本主义企业相比，不仅在技术、设备方面落后，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三重压迫下生存并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企业，在从封建、手工业的管理方式逐渐向资本主义、大工业管理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在传统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引进了资本主义大工业一些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方法，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品牌意识。民族资本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力求“出品精美”，创造名牌，在国内外市场上赢得声誉，打开销路。
(2)质量意识。民族资本企业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垄断资本的双重压迫，就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他们以“国人愈爱国货，国货愈宜精良”自勉。
(3)成本意识。尽力降低成本，“造费节减”，有助于增强产品竞争能力。
(4)市场意识。开辟多种购销渠道，注重研究市场动向，搞活经营。重视资金积累，灵活有效地运用资金。
(5)企业精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26年创办时就提出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宗旨。1933年正式提出“民生精神”，即“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个人的工业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的管理
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为了保障战争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生活的需要，在根据地开办了一些小型工业工厂，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相应地也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管理办法，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管理经验。这个时期公营企业的管理有以下三个特点：
(1)办企业的指导思想明确。具体表现有：①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②以生产为中心，用发展生产来保证革命的胜利；③学习革命军队中官兵一致的作风，在企业里形成了政治民主、经济技术民主和管理民主的“三大民主”制度。
(2)采用小生产的经营方式。由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大多数小手工业受小农经济影响较深，因而多采用小生产的管理方法和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经营方式。
(3)管理制度采用集权制。企业不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所需的人、财、物均由上级主管机关分配调拨，工厂生产的产品及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对全体干部和职工实行供给制待遇。这些管理方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思想、制度和方法的形成、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中国社会主义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历史。50年来，我国的经济管理理论也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样，其所走过的道路也是曲曲折折的，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时期。综观我国企业管理的发展过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回顾中国社会主义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年)全国解放以后，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对没收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军事管制和军代表领导制度。为了进一步迅速恢复这些企业的生产，根据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实行了民主改革、生产管理改革和企业改组，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这些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人参加了管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3年我国开始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了156项重点工程建设。这个时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在管理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了企业的民主改革、生产管理改革、企业改组和变更规章制度，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准备。在管理制度上实行一长制。建立了厂长负责制，车间主任、工长负责制，以及职能机构责任制。党组织负责保证和监督实现国家计划，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开展劳动竞赛，设法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物质、文化生活。
重视计划、技术、经济管理。在计划管理方面，主要是在企业中编制生产计划、技术计划、财务计划、推行作业计划，把计划和生产活动具体地结合起来。在技术管理方面，主要是建立技术责任制。在全厂，建立总工程师制；在车间，委派主管技术人员，负责生产技术工作。在经济管理方面，建立厂内经济核算制和经济活动分析制度。
在这一时期，管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建立健全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一套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但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办法，及与此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因而主要是厂内和现场管理问题。另外，在学习前苏联管理经验上，存在着不顾我国实际，生硬照搬的现象。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1958～1965年)。
这一时期的第一阶段是1958～1960年。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激发了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由于指导方针上有严重的失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出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乱操作，否定规章制度，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企业管理上的混乱和经济上的损失。例如，当时着名的“鞍钢宪法”
和在企业中开展的群众性的经济核算。
这一时期的第二阶段是1961～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一时期，颁布了许多企业管理条例。例如，《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也称工业七十条)等。在这期间，企业管理水平普遍提高，主要表现在：①恢复、建立和健全严格的责任制。加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各级生产指挥责任制、职能科室制和职工岗位责任制；②健全专业核算和群众核算相结合的经济核算制；③开展生产技术合作；④改进和加强劳动组织、精兵简政、减少非生产性人员；⑤加强技术管理，实行生产操作制度化和规范化。由于执行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和“工业七十条”，推进了企业管理工作的整顿、改进和提高，企业管理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党中央为了纠正错误，及时提出了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合理安排国家经济计划，反对平均主义等一系列的搞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一时期，也在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为我国管理思想体系提供了许多崭新的内容：
(1)为我国企业管理指出了方向。当时党的总路线集中阐述了我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内涵，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开始注重对人的因素的研究，把激发人的积极性与提高生产效率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思想工作的原则和方法。
(3)在管理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纠正过去的浮夸作风，重申贯彻实事求是原则是我国管理的根本出发点，发挥革命优良传统，把解放思想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结合起来，把大搞群众运动同严格的责任制度结合起来，把政治挂帅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等等。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