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是运用“写字”的形式来达到“写志”的目的。汉字作为社会应用工具，属于第二信号系统，只有具备了词的性能，即有了“意”，才能引起刺激反映，产生社会作用。如果对字的内容（词义）不了解，就不大可能理解书法艺术的审美内容。人们游览名山胜水，漫步宽敞的展览大厅，参观橱窗画廊时，对那满目琳琅的书法艺术，不但欣赏它的艺术情趣，也要知道它写的什么内容。我国的书法艺术，虽然经过汉字的数千年来的沿革变迁，但仍然不会摆脱它的因形表意的特点。这里说的“意”，一是指字的内容（词义），二是指审美意识。古代书法家非常重视“书者，心之迹也”的说法，后来人们又提出“书如其人”的审美原则。人不同，字也不同，每个人的字，都有自己的审美特点。一个人的书法艺术，总要倾注自己的审美观点、审美情感、审美理想，表明自己的爱与憎、歌颂与谴责、悲观与欢喜的思想感情，显露自己的政治倾向。
唐代杰出书法家颜真卿（709年—785年），是一位忠义爱国的英雄。他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同安禄山等反动的分裂势力作坚决斗争。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乱，颜真卿和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分别起兵讨伐。第二年，常山被史思明攻陷，杲卿及其子季明被叛军杀害。后来，颜真卿找到亡侄首骨，于是撰文致祭，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稿》。他的行书《祭侄稿》，由于匆匆起草，无心起草，并因感情所郁结，为忠愤所激发，所以不自觉地把铁骨，怒气，柔情、哀思表现在书写涂抹之中，激愤之心，悲愤之气溢出字面。颜真卿在七十多岁的高龄时，不屈于叛将李希烈威压，英勇捐躯。他书写的正楷有宽博、扎实、稳健的特点，形象地表露出刚直、不屈、朴实的品格。
宋代著名的书画家苏轼（1037年—1101年），书写宋代文学家欧阳修（1007年—1072年）的散文《醉翁亭记》时，开头字迹工整、端正，但写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混……”
时，被优美的意境所感染，胸中勃勃，笔下始趋放纵，“声”
的末笔尽情延伸，几乎占用一行，写到“太守与宾客来欢于此”，心中似乎有几分醉意，因此下文“辄醉，而年又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线型常近狂草，在它的连续性中，给人以流动感，似乎醉意浓烈，不能自己。在书写到文章的末尾，“…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才恢复到开头的线型。从中，可看到书法家笔下旋律和心底波澜是相与起伏，融为一体的。
有些书法家，由手感情低下，因而也体现在他的书法艺术中。明代有一个名叫张瑞图的书法家，他书法功力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但他人格不端，思想感情卑劣，甘心情愿地做窃柄祸国的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并凭借这种关系当了建极殿大学士的高官。他为魏忠贤生祠书写的那些碑文，笔画的流动，线条的运用，都表现了他的投其所好，阿谀奉承的思想品格，以及他奔走“义父”太监的丑恶活动。
因此，每个人的书法艺术尽管有自己的风格，变态于笔端，但它总要体现书法家的“心志”，合情调于纸上。一帧好的书法作品，给予我们的是“情”、是“神”、是“志”、是“哀”、是“乐”。一言以蔽之，是意美。就是说，线的飞舞，一点一划，都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反映书法家的审美意趣，是一种复杂微妙的审美意识的表现。
第二，音美以感耳。
中国的书法艺术，历来被人誉为“有情的图画，无声的乐章”。书法，是一种线条艺术。它通过点、横、竖、撇、捺、挑、钩、折的一定组织和安排，形成了以线为主的点，线、面的有规律的组合，这与表情艺术的音乐有相似之处。
音乐，是借助于声音，旋律来表现情感的，书法艺术，是通过“飞动”线形，给人一种发声感，来抒发人们的情感的。
在书法家看来，各种笔划不但有形，而且有声音。对此，人在《笔阵图》中有过专门的评述：
“—”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
“、”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
“ノ”（如）陆断犀象。
“√”（如）百钩弩发。
‘|”（如）万岁枯藤。
“＼”（如）崩浪雷奔。
“”（如）劲筋弩节。
书法家把这些有形而又似乎有声的各种线条在不违背字形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审美情感去组织和安排，不但使字有着实用价值，而且也会使人产生一种情感上的激动，象一种“无声的乐章”那样，给人以情感上的熏陶。
自然，人们把书法艺术比作“无声的音乐”，不仅表现在用“声”表现感情，而且还表现在用流动的线条表现感情。怀素在《自叙帖》中，曾对自己书法艺术的这一特点，作过形象的描绘，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
笔下唯看激电流，
字成只畏盘龙走……
粉壁长廊数十间，
兴来小豁胸中气。
忽然绝叫三五声，
满壁纵横千万字。
怀素的草书，笔走龙蛇，气势磅礴，如电掣风驰，飞舞狂放，往往一笔直下数字，挥洒自如，心手交应，如同他同时代的诗人苏涣称赞的那样，“兴来运笔如旋风”。书法的音乐美，主要表现为用笔之道。据说，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321年—379年，一作303年—361年）花了二十七年的时间，攻了一个“永”字。后人总结了王羲之的用笔之道，提出了“永字八法”。曾有人把“永”字的八个部分，即构成汉字的点，横、竖、撤、捺、挑、钩、折的八个基本笔划，比作音乐里的1、2、3、4、5、6、7、1的八个音阶。试想：这八个笔划，如同八个音阶那样，将它们艺术地，有规律地排列起来，组合为一定的形体，不就成为一种“无声的音乐”
吗！当然，书法家如何运笔是受他的审美旨趣所驱遣的。他运之于笔、形之于墨，通过不同的线条，表现出肥瘦、刚柔、燥润、方圆、藏显、徐疾等多种形态的笔划，构成形态千万，多样而统一的形体，表达书法家的审美情感。因此，书法家运用线条的变化与特定情感起伏的复杂对应关系，间接或曲折地表现了他的思想感情。这就规定了书法艺术具有音乐的审美特性，形成了无声的乐章。
第三，形美以感目。
中国的书法艺术，具有艺术形象的美。这种形象美，源于汉字的象形文字。汉字在初创时，基本上是对一事物的形象作概括的描绘。它的形象，有的取象于自然界，如日月山川之类，有的取象于人身，如耳目口鼻之类，有的取象于器物，如舟车弓矢之类，有的取象于动物，如牛马虫鱼之类……。所有这些，都象绘画那样以状其形，使人一望而知其为何物。因此，最早的文字都是图画，如同鲁迅先生说的，“写字就是画画”。对此，鲁迅先生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时要碰壁，譬如要画刀口，怎么办呢？不画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物，于是只得来“象意”，也叫作“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有吃有住，安了。但要写“可”的；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它至少要画两样。如“”字，则要画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么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是可以分出来的，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象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已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例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从水，每声”，画一条河，一位戴帽子的太太，也三样。总之，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书画同源”说明了书、画的一致性，看到了书法艺术的重要审美原则。我们的祖先，为了交流思想、表达感情，把实物的形象描绘下来，作为纪录说话的工具。所以，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幅精彩的图画。我们现在还把汉字结构中的点，横，撇，撩等称为“笔画”，也会看到书与画之间的血缘关系，说明书法艺术也同画画一样，具有生动、可感的艺术图画的特点。
中国的书法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物象的，离开了物象，书法艺术便失去了审美特征。清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刘熙载（1813—1881），在《艺概》的《书概》中写道：钟繇《笔法》日：“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右军《兰亭序》言：“因寄所托”，“取诸怀抱”，似也隐寓书旨。
这里所提到的“笔迹”、“界”，就是指书法艺术的“形象”；“流美”、“人”，是指书法艺术的“情意”。
书法家在创造时，总是“因寄所托”或“取诸怀抱”，注意形象的创造，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情意美来。而欣赏者正是从它的形象结构中，看它总的布局，认识它的审美意义。
（四）装饰艺术
装饰艺术，主要是指人类自身用一定的装饰品来“美化”自己的一种艺术，包括服装、手饰、颜料化妆等。回忆人类的装饰史，都是从实用开始的，就是现在，有些装饰品也没离开实用价值。这是我们认识装饰艺术的前提。在各种装饰艺术中，服装艺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直接的，经常遇到的实用艺术。因此，我们这里准备重点地谈一谈服装艺术美的问题。
人们穿上衣服、鞋子、戴上帽子、披上头巾，除了防暑、御寒、保护人体不受外界的侵袭外，还有美化人体、调整人体造型、弥补人体不足的作用。俗话说：“人是衣服，马是鞍”，“佛要金装，人要衣裳”，都说明服装的美学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服装艺术是人们重要的审美鉴赏内容之一，用什么样的服装来装饰自己，已经成为人们越来越关心的问题。那么，服装美学的原则和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服装美是和人的体型互为表里，相互配搭的。
服装的制做，选择要适合人的体型，根据不同的体型制做，选择不同的服装。这样，才能显示服装的审美价值。否则，服装再美，样式再漂亮，也会破坏它的审美特性。清代书法家钱泳（生卒年不详）在他著的《履园丛话》中，讲了一个御史裁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