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复仇行动让整个东京（江户）震撼，当初那些怀疑浪人们的家属、岳父们争先恐后地向他们表示敬意，大藩的诸侯们也热情地款待他们，他们来到浅野侯的墓前，献上了吉良的首级还有那把武士之刀，并且还宣读了祷文。这篇祷文到现在仍然被保存着，其大意如下：四十七士于主君灵前谨拜（中略）。当主君复仇之业未竟之时，吾等皆无颜扫墓祭灵。当时心神焦虑，度一日如三秋……今吉良贼子首级供上，望主君瞑目。主君之短刀向为昔日珍用，尝嘱吾等保管，今一并祭上。愿主君在天犹能执此刀而再击怨敌之首级，永雪遗恨。谨祷①。
他们完美地报答了“对主君的情义”，可是还要尽“忠”。因此只有一死才能让忠义得到两全。没有在复仇之前预先呈报违反了日本复仇的国法，虽然他们的复仇是为了尽“忠”，但是遵守国法同样包含在“忠”的义务之内，因此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幕府给他们的命令是切腹自杀。在现在日本的小学五年级课本上是这样写的：他们坚定地为自己主君报仇的行为，应该成为永世的典范……幕府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下达了让他们切腹的命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们忠义得到两全。②
也就是说，自杀对于这些浪人们来说意味着他们既完成了“对名誉的情义”，同时也履行了对忠的“义务”，是成就他们英名的必然选择。
这个故事在日本有着不同的版本，有关的文字或情节叙述也稍有差异。改编成电影的这个故事，把浅野侯的贿赂情节变成了与色情有关的故事：由需要贿赂吉良变为吉良觊觎浅野的妻子，企图对浅野之妻图谋不轨，浅野因此而恼羞成怒砍伤了吉良，报复自己所受之辱。这个改变对于故事本身的寓意没有大的影响，反而更加突出了日本人对于“情面”的态度，而浪人们因为“对主君的情义”义务，抛妻、弃子、弑父，不计一切代价完成复仇。
除了“四十七义士”的故事被日本人不断演绎之外，在日本，很多故事或电影的题材都是有关“义务”和“情面”冲突时日本人做出符合高尚道德抉择的内容。其中一部讲述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时期故事的历史电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故事讲述了有关第三代将军因为继位问题而引发的涉及“情面”和“义务”的一件事，当时这个后来的将军还很幼小，没有能力主宰政治。而在将军继位的问题上，幕臣的大臣们分成了不同的两派，其中一派企图拥立德川家族的另一位幼小近亲，但他们最终被拥护小将军的势力挫败。失败的一方中有一位大名，对于这次拥立失败的“耻辱”一直记恨在心，虽然这位小将军在后来的统治中非常有才干，可是这位大名因为“情面”的义务而一直在寻求机会谋杀将军。很久之后大名得到通知，将军要巡视几个藩国，而这位大名需要承担接待将军一行的任务。这是他等待了很久的可以报仇雪恨的、能够实现他维护“对名誉的情义”的机会。于是，他做了细致的准备，将自己的府邸改造成了一座随时囚禁将军的壁垒，所有的出口都被堵塞，从内到外层层封锁，大名还设计了墙倒屋塌，将将军及其随从全部压死的计划。而所有这些恐怖的阴谋全部在专心准备迎接将军到来的各种活动掩饰下顺利进行。他筹备了丰盛的接待宴席，还命令自己的一位家臣为将军舞剑助兴，并暗中命令在将军欣赏舞剑时趁其不备刺杀将军。这位家臣也得按照“对主君的情义”要求而行事，因此他不能违抗主君的命令。可是，对“忠”的义务又不允许自己刺杀将军。于是在“情面”与“义务”之间，他是痛苦、矛盾的。这种内心矛盾在电影银幕中由舞剑姿势充分刻画出来：在动手和不能下手、行刺和不能行刺之间，他犹豫不决，尽管不能不顾及“对主君的情义”，但同样“忠”的义务让他又不能认同自己的主君，犹豫之中，舞剑的姿式也乱了，这让将军一行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们突然离开自己的座位，舞剑刺杀的计划宣告失败。而冒险的大名并不甘心，立刻下令毁坏房屋。刚脱险的将军立刻又深陷危险之中，在这一间不容发的时刻，舞剑者冲上前去，带领将军一行从地道脱险。对“忠”的义务还是战胜了“对主君的情义”。将军的手下十分感激舞剑者，并反复劝说他跟随他们到东京（江户——德川幕府的所在地）去接受荣誉，可是那位舞剑者武士非常坚定地说：“我会留在这儿。因为我的主君死在这里，这是我的义务，我的情义。”他离开了将军一行，转身跳进了废墟中死去。因为自己的殉身，忠和情义都得到了维护，他的道德信仰最后被成全。
日本人的另一个道德主题是有关符合人情的“享乐”与刚性的“义务”之间的冲突，这在古代故事中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话题，可是在近代日本却被人们反复讨论。很多近代以来出现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就是“义务”和“享乐”的冲突：主人公被迫放弃真正的爱情和人情。这种题材被进行了大量的渲染。西方人对此种渲染是有误解的，就像他们把日本的战争影片理解成极好的反战宣传一样，对于放弃人情“享乐”的主题也往往让西方人认为，这是日本人对于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自由生活的呐喊。的确，在这些小说中是有一些这样的冲动的，可是日本人对此的理解与我们的理解还是非常不同。我们觉得主人公为自己的爱情或者理想进行犹豫和挣扎是令人同情的，可是日本却认为这种彷徨是懦弱者的表现，因为主人公只是关心自己的感情而忘记了必须应该履行或顾及的“义务”与“情面”。西方人认为，敢于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去破除旧规陋习是一个强者的标志，可是日本人眼中的强者，是那些抛弃个人幸福而忠诚地履行自己义务的人。他们觉得，坚强并不是表现为在你的反抗上，而是表现在你的牺牲上。这也是西方人和日本人为什么对于同一部日本小说或电影有着完全不同评价的原因。
日本人不仅对于电影中的故事是这样认为的，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他们也是以这样的标准进行评价的。他们认为，当人生的义务和个人的快乐出现冲突的时候，沉溺于自己欲望的人是一个十足的弱者。所有的事情，在日本人眼中都能通过这样的标准进行判断。而日本人这一标准中有关丈夫对于妻子的态度是与我们西方世界最为对立的内容之一。日本人的“孝的世界”只是把妻子放在人伦关系中的边缘地位，只有自己的父母才是整个人伦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一个丈夫的高尚道德首先要表现在遵从“孝”道上，这是他必须履行的人生义务之一。如果出现母亲对于妻子的强烈不满而要求他休掉自己妻子的时候，作为一个孝子，他就必须服从母亲这一蛮横要求。即便他自己非常爱自己的妻子或者他们已经有了可爱的孩子，也仍然得离婚，因为这是一个男人没有沉溺于私情而敢于承担人生义务的“坚强”表现。日本人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遵从孝道也并非是与妻子成为陌路人。”也就是说，在与妻子的关系中并非都是充满冷酷，但这种情况也只不过是对妻子的仁义而已，是属于“仁的世界”的一种义务。更为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作为妻子，是不能有任何私人要求的。一个生活在幸福之中，有着美满婚姻的妻子也不表明妻子在“义务”的生活准则下处于中心地位，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将自己对于妻子的地位提高到对父母和国家的感情地位之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有着自由主义信仰的着名人物因为在公众面前表示为自己返回日本后能够与妻子团聚而备感高兴，便成了众人批评的对象，因为在世人眼中，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一个人对于日本的感情不是因为自己的妻子，而是因为他又一次回到父母身边、回到富士山身边，妻子是没有资格承担这样的荣誉的。
日本在近代的维新和改革中，在一定程度上让日本人对于自己一向遵从的有着繁琐等级和复杂界限而分为不同世界的道德体系有所不满。但是，日本人从来没有准备抛弃他们的道德信仰，只是希望在繁琐和复杂的体系上进行一点简化的改革，于是在教育上，日本人致力于将“忠”的义务塑造为最高道德标准，这就像日本的政治家努力塑造天皇处于等级制最高点而将天皇之下的将军及封建诸侯统统省掉的简化改革一样。“忠”的义务就是道德领域内处于顶点的道德规范，其余的所有道德都在“忠”的范畴之内。日本人希望凭借这种简化的办法，让“天皇”作为唯一的国家象征，让道德体系变得简单明晰而不是多层次分散的状态①。这就告诉日本人，只要履行了“忠”的义务也就意味着其他一切义务已经被履行。以往只是封建诸侯用来维系自己统治的“忠”的道德，如今已经被新时代的日本人打造成了全民信仰的道德拱桥上的拱心石。
最权威的体现就是1882年（明治十五年）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这份敕谕以及后来的《教育敕语》是日本人遵从的真正圣典。类似的圣典没有出现在日本的任何一个宗教之中，神道没有，佛教各派也没有。人们在宣读“圣典”之时，神圣、庄严、肃穆，听众的尊敬程度就像西方世界对待摩西十诫或旧约五书一样。如果宣读的人念错了，其后果则可能是引咎自杀。日本军人要逐字背诵敕谕，每日清晨还必须默想敕谕十分钟，如果是重要的祭祀日或者新兵入伍或者期满复员以及其他与此相当的重要场合，都要宣读这份敕谕。除了军人之外，学生也必须学习《军人敕谕》。
这份敕谕长达数页，其中纲目清晰，文字谨严。不过西方人对此中的内容多少还是觉得费解，因为其中似乎有矛盾之处。我们能够理解敕谕对于“善”与“德”的标榜和日本人对此的表达方式，我们也能理解敕谕中对于听众的告诫：不要重蹈古代那些“罔知公理，徒守私情”（Losingsightofthetruepathofpublicduty，theykeptfaithinprivaterelations）②而最后不光彩的死掉的所谓英雄的覆辙。我们虽然没有逐字翻译敕谕的原话，但其原意①却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了。接着敕谕说：“此类事例，汝等宜深戒之。”
此处的“此类事例，汝等宜深戒之”正是因为日本人的义务中有着并不相同的“势力范围”。而这整份敕谕则是倾向于贬低“情面”提高“忠义”的，这一点从敕谕的全文中并没有出现日本人通常含义上的“情面”一词也足以说明。它只是在强调国民要有“大节”和“小节”之分，“大节”就是“忠”，“小节”即指所谓“徒守私情之义”，作为一个合格的日本国民则必须遵从“大节”，“小节”不能与“大节”相提并论。敕谕中说“履行‘义务’即所谓‘义’”。②具有“真正之大勇”的军人即谓能够尽“忠”的军人。所谓“真正之大勇”也就是“平日勿必以得人敬爱为旨，故须温和待人为先”。敕谕似乎让人觉得：只要能够按照敕谕所说的行事，那就不必再担心“情面”的问题。除了对于“义务”的坚守之外，平时对于其他事情的承诺属于“小节”的范围，也就是除了对国家和天皇的义务之外的私人的“忠义”。对于“小节”需要在慎重考虑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承担它。敕谕中说：假使欲守诺言（指私人关系中的承诺）而又当尽义务③，则自始当慎重思虑己之承诺是否当行。若将行之事悖逆大义而因己之承诺备受束缚，则必成进退维谷之困境。设若己坚信将行之事难与义（敕谕中的“义”即指“履行义务”）①并存，故不能实现前之承诺，则以即弃己之诺言（私人的）为是。夫自来身败名裂，遗羞后世，令人同情之豪杰者，世非鲜有，非其人德性不高，然终遗恨千古者何耶？曰：彼辈唯知信守小节而不识大义，或罔知公理，徒守私情之义故也。②
在这段有关“忠”的义务与“情面”的遵从关系的文字中，没有一处提到“情面”一词。我们已经知道在传统的日本人生活准则里，为了维护“对于名誉的情义”即使是不“义”的事也不能阻挡，四十七义士便是为了“情面”而甘做“叛逆”之举的。可是敕谕则将这一习惯性准则改成：“设若己坚信将行之事难与义并存，故不能实现前之承诺，则以即弃己之诺言为是。”③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对于名誉的情义”与对天皇和国家的“义务”相冲突的时候，那就要放弃“情义”。因为这只是小节，只遵守“小节”而不能维护“大节”的人，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
虽然敕谕已经对日本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其对“情面”的委婉抑制也非常清楚，但是这份当代日本最基本的文件之一是不是真得已经将“情面”在国民习惯中的深刻影响进行了削弱，现在还很难说。当下的日本人的确经常引用敕谕中的话，以此为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和辩护。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日本人宣扬敕谕中有关可以放弃私人承诺的教导，也就是说，日本人对于“诺言”不管是“义务”的还是“情义”（私人）的，到现在为止，仍然非常看重，“情面”在日本仍然是一种非常有重量的道德参数。时至今日，如果一个日本人被指为“此人不顾情面”，仍然是一种严厉的批评。
对日本的伦理体系进行简化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日本人经常骄傲地宣称他们的文化中不存在能够普遍适用的道德试金石。一般来说，大多数文化体系都会维护个人的很多理想，成就个人的很多目标，其自尊的体现也正是在保护道德水准和人生目的而实现个人的合理诉求上。但是日本人所遵循的准则是比较特殊的，无论是曾经漫长的封建时代还是现在的《军人敕谕》，无论是当初的“忠孝”还是现在的“大节小节”，日本人准则的总体特点就是在等级制社会中处于下层阶级的义务要绝对服从处在上层阶级的义务。在西方人看来，忠是一种品德，它的对象不是某个特定的个人或者特定目标，而应当是对这种品德的忠诚，但是很显然，日本人的“忠”的对象非常具体。
近代日本还常常选择“诚”作为其建立某种能够统治所有领域的道德标准。大隈伯爵说，“诚（まてと）”“在各种箴言中是最为重要的。所有道德训语的基础都是建立在‘诚’字之上。除了‘诚’之外，在我国的语汇中再没有其他表述伦理概念之词”。①虽然近代日本的小说家在本世纪初的时候也曾经赞美过西方的个人主义，不过现在，他们已经反思这些西方信条，并且努力地把诚（诚心）作为唯一的真正“主义”而进行赞美。
这一点也是《军人敕谕》所强调和支持的。敕谕中有一段历史性的前言，这与美国的文件中首先标举华盛顿、杰斐逊等“国父”的名字意义差不多。日本人用这样一段话来强调和阐述“恩”和“忠”：汝等俱为朕之股肱，朕得上天之德而为汝等之首。朕之维护国家以报天恩与祖恩，其能否成就伟业，皆赖汝等克尽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