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伯希和，1878年5月28日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商人家庭。自幼聪慧，尤其对东方文化甚感兴趣，少年时即考入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专业，毕业后又投师于法国博学多才的世界著名东方学大师沙畹等人，为他学习了解亚洲和中国古代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由于他在亚洲地区工作过，所以对亚洲的民族文化甚为了解，尤其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情有独钟，始终作为他毕生的奋斗目标。为此，他把目光盯在了丝绸之路文化积淀最丰富的敦煌、新疆一带。
经过长期的准备和努力，1906年6月，以伯希和为首的法兰西中亚考察队抵达新疆，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和考察，获得了大量的文物，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在此期间，伯希和从别人那里得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秘密，使他惊喜不已。于是，急忙率队赶往敦煌，于1908年2月到达莫高窟。
伯希和是个天才的语言学家，除了欧洲母语外，他还精通古汉语、梵语、蒙古语、突厥语、藏语、回鹘语、波斯语、吐火罗语、龟兹语、粟特语等十几种语言。由于他掌握了丝绸之路众多民族的古语，这对于他研究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代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是他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伯希和到达莫高窟之后，本想急切地见到王圆篆道士，但事不凑巧，正逢王道士外出化缘。伯希和在等待期间，多方打听，了解实情，掌握了王道士的活动规律和心态变化，尽可能地与王道士和睦相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得知斯坦因曾以银两开道，从王道士手中以少量的钱换取大量的古物的秘密后，思想早有准备，仿效斯坦因的办法，仍以金钱开道，打通王道士的门槛。
当王道士回到莫高窟后，伯希和真是喜出望外。岂知这个小小的道士是那么的精明谨慎，神色隐秘，疏而不漏。伯希和想方设法与王道士亲近，但他们之间的较量是十分艰难的。虽然王道士是个文盲，才疏学浅，却思维敏捷，遇事沉着，办事认真。伯希和学识渊博，见多识广，才智超人。二人之间无论是从地位、身份、学识等各个方面似乎差距悬殊。但就是因为藏经洞的古物，把一个非凡的外国大学者与中国一个小道士连在一起。在这里，王道士是莫高窟的主人，而伯希和是外国的不速之客。
自斯坦因走后，王圆篆道士心里慌恐不安，四处闻风，打探民众及官方的反映。这使得他办事更加谨慎小心，思绪万端，唯恐惹出祸端。所以，伯希和的到来使他更加警惕。
经过多次周旋，伯希和的目的实现了：王道士终于答应伯希和钻进秘藏万卷经文遗书的藏经洞。由于伯希和精通古汉语，所以他挑选的6000件珍贵卷子，内容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与斯坦因相比，伯希和挑选的卷子研究价值更高。
伯希和在莫高窟的活动情况，在他所著的《敦煌石室访书记》中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余首次探访时，藏书石室适已扃缺，王道士亦他出。余经敦煌访之，被允偕余赵洞发此秘藏。然其来稍迟，钥留敦煌，未曾携也，不得不静以待之。留意探询，知石室所藏写本有为中文者，有为藏文者。又知斯坦因曾居洞三日，得地方官之允许，出资购买其一部分。道士且言，斯坦因临行遗资若干，俾便续购。余闻而大喜，效法斯氏，不难获得宝藏矣。继而洞钥递达，三月三日清晨，入此扃秘千年之宝库。发露迄今，已逾八载，往来搜索，实繁有徒，藏弃之数，意必大减，适入洞扉，令人惊愕，洞中之三隅，积累之深达二万当有五十，高过人身，卷本二三大堆，至巨大之藏文写本，则以版挟之，推置洞隅，时有中文藏文字迹流露于简端，余解数版观之，其中写本或失首或缺尾或中裂，亦有仅存标题者。然察其年代均在九世纪之前，且于约略浏览中，得迂梵文及回纥文焉，余自忖有度，洞中藏弃，尽加展览，其事至繁，将万五千卷至二万卷，自首至尾展览过，六月余乃能藏事，非余所能任也。然欲悉其内函，考其关系之重轻，又不得不每卷展开。”这段记述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当时藏经洞所藏古物的实际情况。
伯希和在洞中秉烛三周，经认真翻阅挑选，精选6000多件装箱运走。1909年8月初，伯希和将一部分敦煌写本精品带到北京，并在六国饭店展出，因而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由此，中国学者才从外国学者那里知道了敦煌文物的重要价值。但在当时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大批的学者都没有把伯希和看成为“盗贼”，而看成为正常的交易活动。因此，一箱箱的敦煌经卷是通过中国的首府大摇大摆运往国外。然而，伯希和的行为引起了轰动，而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官员的注目，视而不见，闻而不管，漠然置之。当时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挡或是提出质疑，说明清政府官员对珍贵的文化遗产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伯氏的行为是正当的，因而不受任何限制。
伯希和在莫高窟期间，除了花去大量的时间翻检藏经洞中的经文遗书外，还对莫高窟的洞窟首次进行了编号，对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伯希和和他的摄影师在洞窟中拍摄了大量的壁画、彩塑照片。识别记录了壁画中的榜题，其中榜题有汉文、蒙古文、回鹘文等，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没有多种文字功底，是不可能完成这项难度极大的工作的。伯氏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做了如此大量又复杂的工作，的确是难能可贵。
年10月，伯希和历时两年多完成了他在中亚的考察工作，并将运回的所有文物交给了国家图书馆，敦煌的文物在那里找到了安身之地。伯氏抓紧时间进行整理工作，出版了六卷本的《敦煌石窟》大型画册，并先后出版了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论文集，这对于后来的敦煌学研究起了先导作用。
敦煌卷子千头万绪，理序甚难。伯希和采取分类的办法，将汉文卷和藏文卷分为两大类，进行了详细的编目，为敦煌学的产生、研究奠定了基础。
敦煌艺术得到了世人的注目，敦煌学能遍及全世界，这其中与伯希和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伯希和运抵法国的敦煌文物能够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也反映了伯氏对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一个学者的人格风范。
年，33岁的伯希和重返法兰西学院，专门讲授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千就是20多年，直至逝世。他用毕生的精力，对亚洲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传播、弘扬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因而受到了世人的高度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