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会议上，耿飙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他说：邓小平的安危就是国家的安危，遇有情况，别人遇难可以，万万不能是他，一定要绝对保证安全。访美的活动安排，不仅要考虑工作需要，还要考虑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常委会决定派遣先遣组赴美进行安排。1月6日，黄华外长将中央常委会的决定通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赵苍璧，由凌云负责安全事务随邓小平出访，并先期去美国打前站。他将以邓小平的特别助理的身份随访。
先遣组出发前，邓小平亲自接见。关于访美安全问题，邓小平作了有关指示：“安全工作，主要还是要依靠人家，客随主便嘛。我们就是带几挺折叠机关枪去也没有用。”
先遣组行前，对于邓小平在美期间的安全警卫有一个设想，要点是：
一、根据邓副总理指示，访美期间的安全责任必须由美方承担；二、贴身安全警卫不能借手他人，由我们随行的警卫人员严密部署，并争取美方的合作；三、安全警卫工作要与外交礼宾活动安排紧密结合。
他率领的先遣组，计划于1月13日至17日工作访问五天，与美方主管的官员就邓小平在美访问期间的活动进行会谈。由于美国情况极为复杂，加上台湾的情报人员与特工渗透在美国各地，美方以为中方会派大批保卫人员随邓访美。关于安全问题的会谈，主要在他与泰勒之间进行的。
会谈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美方承诺负责安全保证的问题。我们态度诚恳，表示信赖美方，相信他们一定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美方的反应是很明确的。泰勒表示感谢中方对美方的信任，美方将对邓副总理这次访美的安全完全负责。
在会谈中，美方还证实：台湾方面的人将于邓副总理抵达华盛顿时搞“游行示威”活动。泰勒说：“限于美国法律我们没有办法制止，就是连总统也不能制止，人家即使在白宫外面，只要不往里面冲，也是无法干涉制止的；但我们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做到使之不能接近邓副总理。”泰勒还告诉他说：“根据美国的有关法律，游行队伍只能在距国宾馆五百英尺以外的地方进行，到时你们可能会看到和听到，但我认为这不会发生安全问题。”
他听了后，对泰勒说：“这样的游行示威是对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挑衅，但我相信美国朋友会负责处理好安全问题。泰勒先生，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都是干这个工作的，都知道有时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害安全的事情，我想提醒美国朋友注意这一点。”
泰勒回答说：“我们将会抓紧安全工作，发现什么可能发生的危险，会及时通知中方的。”
在具体讨论中，泰勒问凌云：“你们为邓副总理访美要派来多少个安全人员？”
他回答说：“七个人。”
翻译说美国英语“SEVEN”时，通常是将尾音吞掉的。
美方几个官员以为听错了或是对方没有说清楚，泰勒就又问了一遍：
“七个？十七个？七十个？”
凌云伸出七个手指头来强调说：“七个。”
美方官员惊诧不已地相互望了望，有的甚至耸了耸肩膀。美国总统访问外国，通常至少要配备数十名至一两百名保卫人员，有时甚至还要多。
中方本着客随主便的精神，既坚持原则、又照顾美方的实际困难，使美方谈判人员很是感动。他们对中方把邓小平访美的安全责任问题交由美方负责受宠若惊，非常感谢中方的诚恳合作和谅解态度，认为这是对美方的最大信任，表示将动用一切力量来保证邓小平访美的圆满成功。
在考察了华盛顿之后，美方还派出了“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让先遣组与美方官员一起去亚特兰大与休斯敦考察。双方在航行途中，边看边议，遇有问题，可在专机上随时与白宫或者国务院联系，效率很高……
在他回想着的时候，“空军一号”专机已于半夜飞抵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了。
在休斯敦工作很顺利，17日晚就飞返华盛顿，18日就离美经东京，于20日回到北京(尚有西雅图一站及方毅副总理要去的洛杉矶，留待驻美联络处派人会同美方去考察)。
21日，耿飙副总理召集会议听取先遣组汇报，并让先遣组写出了关于访美安全工作安排情况的简报，印报中央常委。接着，邓小平还接见了他和黄华、章文晋等外交部领导。在邓小平谈话时，他很注意听。但邓小平在整个讲话中对赴美访问安全工作，只说了这样几句话：“简报已经看了，就照这样办；因为好多同志不放心，可以把简报批一下发给大家看看。”
随后，邓小平批发了先遣组所写的简报。在接见中，邓小平给他的印象是，十分关注外交、政治、战略等大事，对安全问题非常沉着冷静，给搞安全工作的人增强了信心和勇气……
他刚回到北京，还收到了国务院办公室转来的一个旅居美国的爱国侨胞写的一封信。此信是这位侨胞写给大陆的亲友的，要求其及时向中国政府转达如下内容：“一个盲动的美国极端分子组织，此次有计划乘邓访美时威胁我们副总理的安全”，希望中国政府“能确切地把握及安排，以确保我们邓副总理的安全……”
在离邓小平动身只有三四天时间时，华盛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华挑衅事件：中国驻美联络处的临街玻璃窗被砸碎了，门楣上的国徽被撬下了，联络处的铜牌被涂洒上油漆；美国警察在五分钟内堵截抓获了肇事的歹徒，据报道是几个“美国革命共产党”分子。这个极左的党，前身是1968年成立于旧金山的“美国革命联盟”，1978年以来其反华气焰日益嚣张，与“四人帮”同唱一个调子，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从制造反华舆论发展到搞反华活动，进行破坏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勾当。
凌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身负重任跟随邓小平访问美国的。
夜深人静，卡特在研读厚厚的一册关于邓小平的材料……
已经是夜深人静了，卡特为了驱散熬夜的疲乏，刚才到屋外去散步。天刚刚开始下雪，雪花很大很密。卡特仰起头让雪花飘落在脸上，顿时感到清醒起来。他突然想起了昨天奥克森伯格向他汇报与中方先遣组会谈的情形，特别是听说中方只派出七名安全人员到美国来，这很出乎他的意料。
他还问了有中国问题专家之称的奥克森伯格，中国成语“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含义。听了后，他觉得在对国家首脑人物的警卫工作的要求中，中国人在长期文化积淀中形成的这句成语真是极为准确。
在奥克森伯格等作了汇报后，连卡特都认为这是中方对美方极为信任，既感动，也感到责任重大。他一再明确指示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小平的安全，整个安全工作要在安全局的统一计划和指挥下，组织警察、情报各方面力量来共同完成，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邓小平在美安全做到中方所说的“万无一失”。
卡特散步时又回想起这件事情来。这件事也使他感觉邓小平这人不一般。
好一会儿，他才又回到屋里，在桌前坐下来，又埋头翻阅那厚厚一册专门为他准备的材料。
这是关于邓小平的材料。
他还没有跟邓小平见过面。1月底，邓小平就要来华盛顿，要在白宫与他进行会谈。对于两人所要讨论的那些问题，他已经是耳熟能详与眼熟能详了。
因为从入主白宫开始，他就在接触和思考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今年春，伍德科克在北京所进行的建交谈判，就是在他直接掌握与指导下进行的。现在他更需要的，是了解他即将面对的这个传奇人物。他想起了一个“中国通”对他说的，你越是了解邓，就越觉得他是当今一位非凡的伟人！
他在这个深夜仔细阅读的，是美国情报部门专家所写的对这个能在政坛上奇迹般再生的政治家所作的分析。去年埃及和以色列两国首脑来戴维营以前，他也阅读了情报专家们写的关于萨达特和贝京的厚厚的材料。美国情报部门就有这么一批专家，专门搜集和研究各国领袖人物的材料。不论世界上哪一个重要的领导人，根据对与他有关的事件、他的公开言论和文章、已知的病历以及他的亲朋的谈话进行仔细分析，这批专家都能写出关于这位领导人的条理分明的传记。
卡特需要了解邓小平的全面情况。基辛格、万斯、布热津斯基都对他谈起过对邓的直观印象。万斯说他具有把十分复杂的问题归纳成精辟思想这样一种杰出的简化本领。邓只用六个中文字“断交、废约、撤军”，就高度概括了中方提出的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布热津斯基更是为邓的大胆、敏锐、果断和富于想象力而倾倒。
去年夏天，他的国家科学顾问普雷斯率团访华归来，对他说起过邓。普雷斯率领的一批内阁高官们会见邓，谈到了能源问题。邓说，世界能源短缺，而中国的煤却有富余。使普雷斯等官员们大为吃惊的是，邓表示可以拿出一个大型地方煤矿来让美国开发。邓提出用那个煤矿所产的煤来换取美国的设备。当邓向普雷斯征求对此建议的看法时，普雷斯觉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这个总统国家科学顾问感到建议如此大胆率真，因为它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然资源中占有股份，持此主张在毛泽东时代是要犯政治大错误的。(当然，这就是后来邓小平同哈默西方石油公司首创的平朔煤矿的由来。)凡此种种，更促使他要对邓了解得更多更丰富更详尽。
邓是怎样的一个人？
邓身高4英尺11英寸，即使在中国，也只能算是小矮个。
邓是怎么样成为在毛泽东之后掌握中国实权的国家领导人的？邓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出生在长江上游那个大盆地四川农村老家的邓，在其一生中经历了近于铁器时代的农耕到卫星抛物面天线和热核武器的新时代，其抱负和信仰的根源是什么？邓也是与毛泽东一起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着名的长征。
毛泽东没有到过西方国家，邓很年轻就远涉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多年，中国最重要的这两个领导人无疑对世界有着他们共产党人共同的观点，但两人之间有些什么不同的观点呢？是什么促使邓敢于在毛之后对国家的利益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和定位？邓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以往岁月中哪些大事影响了邓的性格？邓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健康状况怎么样？邓真正信任的是什么人？为什么邓在重大危机的压力下还是那样坚毅、固执和刚强？一个政治家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奇迹般地重新站起来，这种倒下复出、大落大起，在许多西方评论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卡特边看材料边想：邓对我和美国是什么态度？我敢肯定邓小平此时也在北京为即将与我的见面而做同样的准备。
在讨论欢迎仪式上他的致辞讲稿时，因为知道邓访美正逢中国的春节期间，他和布热津斯基、万斯等人还讨论了中国的春节的内容、蕴含的意义及在所有华人中的地位。在致辞的修改稿中，他加上了一句颇有宗教意味的句子：“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然后加以发挥。他很喜欢为邓小平准备的这份致辞。
上次戴维营会谈，他与萨达特、贝京都信仰同一个上帝，他参加谈判随身携带的东西就是《圣经》，那本经常翻阅的加了注释的《圣经》。他上次在戴维营欢迎萨达特和贝京时作的致辞中，就引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上帝保佑和平的创始人，因为他们将被称作上帝的子孙。”此次，邓小平是无神论者，但他觉得邓选用吉祥的大年初一启程并非是无神的意味，因而他就在致辞中加上了“慈善的神灵”的句子。后来，有报纸评论称赞他的致辞既有卡特的特色也有中国的特色。
为了准备他同邓小平的会谈，他还对电视记者发表了专题谈话，为的是在中国广播。他在谈话中向中国人民强调了美中建立的新关系对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价值。他在谈话中说，美国人民对两国建交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届时对邓小平副主席、他的夫人和随行人员的热烈欢迎将会证明这种心情。他还说，我的共和党前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以及以前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我们的新协定奠定了基础，这本身就表明，这项协定在我们两国领导人中间是得到广泛支持的。
后来，卡特在回忆录里说，他的这个电视讲话曾经在中国反复播放，因此他在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们一见面就认出了他。他为此很高兴。
